[摘要]岳飞之死乃是宋代政治的一大悲剧事件。一般认为是高宗、秦桧为与金媾和而杀害了岳飞,但从更深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岳飞实为宋代士大夫官僚集团共同谋害。他的死象征了士大夫从武将手中重新夺回兵权,恢复了自宋代立国以来的文人主导政治的传统。岳飞之死亦显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剧性质,是自北宋以来文人迫害武将传统的历史循环,显示了宋代文人集团极其狭隘的政治心胸。审视岳飞悲剧可以看出,士大夫们已经把维护本集团利益日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置王朝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他们最终自陷于历史的困境而不能自拔。这也是整个所谓“宋型文化”失败的个案透视。


历来解析岳飞之死,不出秦桧、高宗与金之媾和及陷害,论及当时士大夫在岳飞之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却比较少。①但正是士大夫对武将的夺权直接促成了岳飞最后的悲剧命运,秦桧与高宗亦不过是因人成事而已。宋自太祖、太宗确立文人政治后,士人登上权力的舞台,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扩大和完善,士大夫逐渐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政治利益集团,并成为宋代政治的主体,对可能威胁其利益的其他势力(主要是武人)均不遗余力地打击摧毁,而且在这一方面显得异常团结。如仁宗朝士大夫采取一致行动贬死名将狄青,充分显示了文官集团强大的政治力量,武人必须绝对受制于文人官僚,这是士大夫的政治原则。岳飞之死是这个重要原则的重新贯彻。


一 媾和与士大夫的夺权之路


自靖康之难宋室南迁后,为抵抗金人侵略,皇帝和士大夫官僚暂时放弃了对权力的垄断,不得不依靠武人来摆脱灭亡的威胁。在对金作战中,武将地位上升,改变了北宋文武的格局,“绍兴中,武臣以军功入仕者甚多”[1](卷中,p46)。诸大将亦形成军阀之态势,如有岳家军、张家军及韩家军的称呼。特别让士大夫难以容忍的是武人力量在战争中崛起,其自信得到加强,一改北宋遭文人压抑之态,如韩世忠蔑视文人,常侮辱有加,并轻薄地称之为“子曰”和“萌儿”。[1](卷下,p95)充分显示了武人自信心的提高。可见“南渡以后,武臣卑视文士,正与北宋一般习俗相反”(《国史旧闻》陈登原按语)[2](卷十六,p404)。


但随着南宋政权的逐渐稳定,士大夫们立即就展开了对武将的夺权斗争。高宗非中兴之主,但却深谙权力驾御之道,遂与秦桧因势利导,利用士大夫的夺权心理,积极与金人媾和。因为“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3](卷十,p185)。媾和与夺诸将兵权是相辅相成的,后者对皇权的潜在威胁还远大于和议,因为这符合宋代重内轻外的政治原则。绝非仅高宗与秦桧有此意图,钱大昕就曾指出:“宋于金,仇也,义不当和,而绍兴君臣主和甚力。”[4](卷八,p171)媾和而解除诸将兵柄,也就恢复了士大夫昔日的政治地位。赵翼看得最透:“故秦桧未登用之先,有识者固早已计及于和。洪皓以‘乐天、畏天’语悟室,犹第使臣在金国之言也。绍兴五年,将遣使至金通问二帝……张浚谓使事兵家机权,日后终归于和,是浚未尝不有意于议和也。陈与义云,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5](卷二六,p552)


当然,并非所有的官僚都赞成媾和,但绍兴八年确实是高宗与一部分士大夫官僚共定“和议”为国是。[6](上卷,p278)王船山之论堪为深刻:“张浚、赵鼎力主战者,而首施两端,前却无定,抑不敢昌言和议之非。则自李纲、宗泽而外,能不以避战求和为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3](卷十,p191)虽然在媾和问题上士大夫意见不一②,但在解除诸将兵柄上却是非常一致的。如张浚在相位时就“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欲渐取其兵属督府,而以儒臣将之”,因此激起淮西兵变。而“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复议用偏裨将以分其势”来解决诸将问题。[7](卷一四○,p2247)秦桧不过完成了浚、鼎等想做之事而已。李心传对秦桧没有好感,却仍肯定其收回诸将兵权的功绩:“然自渡江后,诸大将皆握重兵难制,张浚、赵鼎为相,欲更张,而终不得其柄。桧用范同策,而收其部曲。”[7](卷一六九,p2772)李氏之言其实代表了士大夫的集体意识,而秦桧不过是实现了他们的政治欲望。先看看士大夫们是如何参与夺取诸将兵权的,因为失去兵柄才最终导致了岳飞的被害。③


由于敌视武人的传统深入骨髓,加之诸大将之间的矛盾和军纪问题,士大夫对于武将的敌视态度并未因国难当头而有所减弱。④还在金人南侵、宋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时,他们就开始盘算夺回兵权了。如户部侍郎柳约建炎初就进言高宗:“诸大将提兵入觐,各名其家,将有尾大不掉之患。”[8](卷四○四,p12223)建炎四年(1130年),给事中兼直学士汪藻更上疏斥责诸大将:“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视执政之班,有韩琦、文彦博所不敢当者;论其家则金帛充盈,锦衣肉食……平时**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驱掳,甚于外患……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臣观今日诸将,用古法皆当诛。”[7](卷三一,p605~606)此疏不仅极力渲染武将之威胁,而且充分显露出对武将的敌视,其“用古法皆当诛”等语可谓杀气腾腾,已启高宗、秦桧杀诸将之心矣。所谓“所至驱掳,甚于外患”实为士大夫们真实心态的写照,显示了他们不顾大局的极其狭隘的心胸。


此后“力主削弱武将力量,收夺他们的兵权,简直已经成为南宋文臣的共识”[9](p286)。绍兴元年(1131年),汪藻又上奏章,言“诸大将拥重兵,寝成外重之势”[8](卷四四五,p131301),并献上“示之以法”、“运之以权”和“别之以分”的“驭将三说”之策,[7](卷四二,p771)其目的就是要以之“渐销诸将之权”[7](卷四二,p772)。对此高宗心领神会,“后十年卒如其策”[8](卷四四五,p13131)。绍兴七年(1137年)淮西兵变后,官僚们更感到解除诸将兵权的迫切性。次年监察御史张戒入对,极言“诸将权太重”,暗示分诸将之权,高宗欣然同意,并表示“一二年间事当自了”。[7](卷一一九,p1924)绍兴九年二月,吉州免解进士周南仲亦上书高宗言:“刘光世窃林馆之清名,张俊负跋扈之大恶,岳飞、吴d、韩世忠之流,裹粮坐甲,首鼠两端……太祖尝谓宰相曰:‘朕指使将帅如偏裨列校。’盖抑其权势不使过制矣。今日诸将尾大不掉,陛下已失于初矣,尚此不决何耶?”[10](卷一九三,p1393)周南仲将诸大将丑化为“窃”“清名”、“跋扈之大恶”、“首鼠两端”,其用心就是提醒高宗重新拾起赵宋防止武人专权的祖宗家法,早日解决武人问题。稍后,左宣议郎王之道上书,明确要求收回诸将兵柄,以文臣统治军人:“臣愿陛下自谋诸心,选择耆德素负天下之望者,谋及龟筮,谋及士庶,授以斧钺,俾统六师。自阃之外,咸得专之。臣见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专为有周美矣。”[7](卷一三七,p2202)对武将统军的仇视近乎变态,但从深一层来看,这是典型的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思维,北宋尹洙早就说过:“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燕,驱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远,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11](第一编5册,p88)


因此,如果没有文臣官僚们的这种集体性的政治意识,高宗与秦桧要想很轻易地夺回诸将兵柄就要困难得多。果然在绍兴十一年淮西之战后,给事中直学士范同就向高宗、秦桧献上“皆除(三大将)枢府,而罢其兵权”的调虎离山之计。[7](卷一四○,p2247)接着,参知政事王次翁又协助秦桧以犒赏柁皋之战为名,将韩、岳、张三大将召到临安,以突袭的方式,解除了他们的兵权,改诸大将屯军为御前诸军。至此,高宗终于秉承祖宗家法,与官僚集团联手再次将武人置于控制之下,南宋政治也重归北宋的传统。岳飞的杰出与威望以及对媾和的反对态度,终使其成为武人失败的祭品。其悲剧命运几乎是注定的。因为不杀岳飞不足以显示士大夫的力量,不足以警示其他武人,“(岳飞)遂为秦所诛,而韩世忠破胆矣”[12](卷一三一,p3148)。其他将领如张俊等也只能“效媚以自全”了[3](卷十,p185)。


二 岳飞之死的悲剧意味


若从宋代政治文化的深层分析,导致岳飞悲剧的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合力。宋太祖有不杀大臣的誓言,但那不包括武人。岳飞之死象征了宋代文人政治对武人排斥与迫害的继续,显示了他们将本集团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不惜牺牲整个王朝的前途。


岳飞被构陷而死,并非偶然的历史事件,文臣陷害武人是宋代政治的传统。⑤远的如北宋曹利用自杀、名将王德用和狄青同遭贬死,近的是曲端。曲端之死⑥其实已经预示了岳飞的命运。文臣张浚“惧其得士心”[13](丙编卷一,p247),就残害了这位杰出的陕西名将。张浚所为盖与秦桧置岳飞于死地并无本质区别,“无论妄加罪名,鞫治手段上都和秦桧酷害岳飞如出一辙。在自毁长城,诛杀良将这一方面,张浚给秦桧启迪良多”[14](p141)。他将曲端“坐之铁笼”以火烤死,下手之“殊极惨恶”比桧有过之而无不及,[15](卷十五,p269)但文士们却不断地为其行为寻找借口,所谓“国威不立、诸大将偃謇不恭”[16](甲集卷七,p154)。连周密也觉得难堪:“《四朝国史》端本传之论,乃曰:‘曲端之死,时论或以为冤,然观其狠愎自用,轻视其上,纵使得志,终亦难御,况动违节制,夫何功之可言乎?’此虽史臣为魏公地,然失其实矣。信如其言,则秦桧之杀岳飞,亦不为过。”[15](卷二,p22)明人沈德符道破真相:“此何异于秦桧之死岳飞乎,高宗之不能中兴者,秦桧为之首,而张浚为之从。”只因张浚还算是抗战派,后人“不无掩饰,故不谓其杀戮忠良,败坏国事”。[17](补遗卷二,p853)其实二人所遵循的都是本朝始终恪守的摧残武将的政治信条。


秦桧陷害岳飞固为无耻,然其手段亦不过效法张浚及其前辈欧阳修、文彦博等而已。欧阳修至和三年(1056年)上《论狄青札子》云:“臣窃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号为武勇,自用兵陕右,已著声名,自其初掌枢密,进列大臣,当时言路者以为不可,今三四年间,虽未见其显过,然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盖由军士本是小人……武臣掌国枢密而得军情,不唯于国家不便,亦将不得已而为人所祸者矣。”[18](第十六册,卷六八二,p579)所列狄青之罪名难道不是“莫须有”吗?仁宗还想保狄青,但文彦博提醒皇帝:“太祖岂非忠臣。”[19](卷七,p327)遂出陈州。文彦博还每日两遣中使抚问,终使狄青惊疑发病而死。岳飞与狄青之命运何其相似,清人昭琏就感叹:“有宋一代,武臣寥寥,惟狄武襄立功广南,稍为生色……乃欧阳公露章劾之。至恐其有他心,岂人臣为国爱惜人材之道?狄公终以忧愤而卒。其后贼桧诬陷武穆者,亦袭欧阳之故智也。”[20](卷二,p42)从文化心态上看,士大夫必欲除狄青而后快,不仅惧其得人心,“狄青起行伍,为枢密使,每出入,小民多聚观,叹其拳勇,至壅马足不得行”[8](卷三一九,p10384),更嫉其不以出身行伍而自卑,仁宗劝他去其面黥,他却说:“要使天下贱儿,知国家有此名位待之也。”[21](卷十二《记事》,p349)这种自信与提高武人地位的意识最为文人所嫉恨。故欧公虽承认狄青“事艺实过人。比其流辈,又粗有见识,是以军心共服其才能”,但狭隘的政治心胸仍使他贬其“尚未得古之名将一二”。[18](第十六册,卷六八二,p579)狄青、岳飞及曲端都是文武兼修的大将,不是那种文臣最喜欢的头脑简单的莽夫,因此他们绝难被宋代的政治体制包容。


历史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简单,历史人格更具复杂性。宋代士大夫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精神,但其文化人格并非完美,他们还有排除异己,为维护本集团利益不惜牺牲国家大局的另一面。王夫之揭露其弊:“怀皇袍加身之疑,以痛抑武夫。仅仅一狄青、王德用而猜防百至。岂无可用之人才哉?使韩、岳、刘、吴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老死行间,无以自振。”[3](卷六,p120)足见文人政治并非理想的世界,其虽有文化之功绩,亦少“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祸”[22](p580),然此实为一种畸形的文化。没有哪个国家实体只靠修文崇士、擅写文章辞赋就能够长盛不衰的,一旦外敌入侵,如空中楼阁的繁荣瞬息就灭,士大夫们也只能“以走为安,以和为幸”了[3](卷十,p171)。而当这种狭隘的集团利益蔓延之时,遂“皆蓄菹醢之心,而不惜长城之坏”[3](卷十,p185)。岳飞死后,仅一胡邦衡上言请斩桧为飞鸣冤,而不少官僚不仅不为岳飞洗冤,反助纣为虐,迫害岳飞家属。“秦桧既杀岳氏父子,其子孙皆徙重湖闽岭,日赈钱米以其活命。绍兴间,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后不宜存留,乞缓其所急,使尽残年。”[23](卷六)这种斩草除根之想法,可谓狠毒。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朝散郎姚岳献书秦桧,以岳州与岳飞姓同,请改为钝州。[7](卷一六八,p2754)


岳飞之死固有其个人因素,如少自晦,不像张俊、韩世忠等于临安广置田宅,使主上放心,遂犯人君大忌。但须明辨的是,岳飞其实死于宋代固有之文人政治,其“遇秦桧之奸而不免,即不遇秦桧之奸而抑难乎其免矣”[3](卷十,p191)。应该跪在岳飞坟前的决不止秦桧一相,亦不必高宗一君,士大夫亦是其同谋。岳飞之死显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剧性质,文人垄断政治,极力摧残杰出将领,无论其如何斯文昌盛,最终只能沦亡于异族。士大夫的乐园,仅靠道德文章是难以支撑的。



三 自陷于历史困境中的文人政治



岳飞冤案不仅具有文化之悲剧,更透视出宋代文人政治的历史困境。南宋的灭亡和北宋何其相似,都被外族征服,同样是百多年苟安后的毁灭。岳飞死于南宋媾和的开始,士大夫虽取得了对政权的全面控制,却再一次重复自己的恶性循环——以文驭武所导致的国弱,坚守以岁币求安之道,最后愈加腐败,走向败亡。宋代文人向来有求学问之精进,讲道德之热情,但却绝少自我批评与自省精神,而且日趋保守和退步。汴京沦亡,几十万官民被掳往北方,对士人而言本是非常震撼心灵的历史悲剧,但作为本朝政治灵魂的士大夫们却没有积极反省,改革政府管理,对于文武两途稍有平衡之策,以恢复中原为志向。他们不仅不吸取教训,反而将祖宗制度继续贯彻到底,将北宋之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并将荆公列为首罪,将其从神宗庙逐出,换上司马光,这就是官僚们从靖康之难中得到的最大启示。他们的保守、不思进取的封闭的政治人格不是减少了,而是延续着。以此而言,岳飞的北伐是难容于士大夫的,他的死也是必然的。⑦


北宋之亡的一大原因就是关键时刻因“文臣主兵,多次决策错误”[9](p286),包括主战的李纲等都是如此。宋代政治体制抑制武人,以文臣驭军,但是整个宋代,文臣领兵很少取得军事胜利。对西夏的战争就是如此,大多数的当世名臣如夏竦、韩琦和范仲淹等先后都去了陕西前线,“但既无力征服对方,也不能扭转被动挨打的基本战局,不过维持而已”[24](p341)。北宋最辉煌的军事胜利是平定侬智高叛乱,而主帅恰好是狄青。而文人成功的大概只有王韶开熙河。⑧


文武本两途,文人与武人各有所长。汉唐盛世都是文武协力创造的。但宋朝为防止武将,以文人统军,徒然消耗巨大财力与士兵生命。文人之性情、气质本不适合戎马,从其前线的文字亦可见其一二。如果说岳飞之《满江红》尚有真伪问题,那么其《五岳祠盟记》中“故且养兵休卒,蓄锐待敌,嗣当激励士卒,功期再战,北逾沙漠,蹀血虏廷,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25](家集卷十,p982)的慷慨激昂,比之范仲淹《渔家傲》中“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哀怨就是两种精神。后者的词,说得不客气一点是表露了畏战的情绪,这样的词流传于边地,只能是动摇军心。北宋之亡已是前车之鉴,但官僚们并没有清醒,他们继续陷入历史的困境中,执著于“重文”政治下“以文驭武”的传统。南宋诸大将经过多年与金人的作战,战斗力已得到较大提高,即使不能直捣黄龙,但也不至于让金人仅以“三柩(徽宗、郑后与邢后之棺)一老伛(高宗母韦后)坐致其称臣纳币”[26](卷二○,p387)。南宋以文人统兵,败战不断,最典型的是张浚,其以文人特色的“持重拥兵,去战阵千里之外”[20](卷四,p32)的方式指挥作战,结果先以富平惨败丢失整个陕西,符离之溃又导致隆兴北伐失败,徒然耗费国家财力和士兵生命。周密之评最当:“其为人,忠有余而才不足;虽有志,而昧于用人,短于用兵。”[15](卷二,p22)但就因其士大夫身份,败亦不遭惩罚,后之史臣还不断地虚美其人。有宋一代文人防范武将的观念根深蒂固,南宋罗大经就言:“自古夷狄盗贼之祸,皆将帅之臣玩寇以自安,养寇以自固,誉寇以自重。”[13](乙编卷三,p175)可见,文士们始终将武将看做朝廷之最大隐患。


平心而论,宋之士大夫比前不如东晋门阀贵族,甚至也不如后来的明代士大夫。明朝皇帝对士大夫摧折有加,不仅有廷杖之辱,还以重典治之,但明之文人却多有强烈之自省精神,因其多危机意识少优游之生活。明文臣对武将较之宋人尊重得多。他们以媾和为耻辱,以致崇祯欲与后金谈和也不能明讲。东晋贵族以其自信和自尊对北方胡人是坚决抗战,“还没有一个朝代像晋代那样,经常不断地从南方向北方发动进攻。并且一次也没有同敌人讲和过”[27](p302)。盖那时士大夫身份非君主任命,经济上也没有宋代士人那样依附于皇权。他们“在门第上有很强的自负心理,对待夷狄丝毫也不考虑让步,这形成了国家的自尊心”[27](p303)。宋代君臣有这样的自尊吗?在北宋,以纳币事辽、夏为长策,到南宋仍坚守岁币奉敌的模式,沉湎于安逸,不少文人却称苟安之局为中兴。正是这种“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28](卷十四,p260)的政治惰性,最终使南宋重蹈北宋的覆辙。顾炎武认为宋代重名节,说“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29](卷十三,p595)这其实是把宋代士大夫的人格估计得过高了。陆放翁言:“靖康国破,二帝播迁。有小崔才人与广平郡王俱匿民间,已近五十日,虏亦不问。有从官馈以食,遂为人所发,亦不免,不十日虏去矣。城中士大夫可罪至此。金贼劫迁宗室,我之有司不遗余力。”[30](卷一,p6)这才是真的历史,所以有人说,“至宣、靖间,误国者皆进士及第之人也”[7](卷四二,p772)。宋亡之时,忠节如文天祥者固然不少,但更有如方回那样的无耻士大夫⑨,其“贪、淫、骄、专、吝、诈、褊、徼幸及老缪”等品格足可体现当时士风之堕落。[31](别集上,p251~252)元军逼近临安,士大夫纷纷“避匿遁去”。谢太后痛心感叹:“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而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8](卷二四三,p8659)


士大夫为文化所培养,后世多赞扬宋朝的“仁厚”,此种制度虽然提高了士人的地位,但当其日益发展为只“求自我利益的自主性组织”[32](p129)时,它的缺乏生机也就显露出来,宋政之弊恰在于对士大夫太过“仁厚”了,孝宗就深有感触:“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者,大将而覆军者,皆未尝诛戮之。”[31](前集,p22)士大夫享受优待既久,朝廷又无重典制约,那就只能造就一个贪图安逸的官僚群体。如许倬云所批评的,“这样一个号称仁厚的政府,号称仁厚的传统,因为没有选择好的留下,坏的淘汰的机制,以致这个政府变得越来越大,沉积越来越多了”。[33](p129)官僚中几个较清醒者稍想改变一下,做点实事,即遭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不仅是改革的失败,更是所谓“宋型文化”的失败,这是一个无奈的历史困境。⑩陈寅恪称赞宋代文化之盛,但其实仅能指道德文章而言。“宋人的思想自由只有在学问,只有在文化方面,而不是在管理的方法……宋代的儒生修养都很好,但这些人一辈子所受的训练都是为了道德文章,不是为了管理政府,不是为了开拓一个新的局面”[33](p135)。宋代士大夫在“享受空前绝后的待遇”之下并未对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34](p189),反而满足于群体狭隘利益,徘徊在历史的困境中,不断循环着历史的错误。秦桧尝言:“士人趋向不正久矣。”[7](卷一五三,p2467)撇开其政治目的不论,其言中的。


宋之君主为巩固皇权,选择了依附性最强的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也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礼遇士大夫,给以超过前代的优厚俸禄,最终形成一个只追求集团利益的官僚政治体制,培养出一种缺少进取精神的士大夫人格。宋室南渡本可以重新布局,开拓一个新的政治空间,但士大夫官僚依然遵循北宋纳币和辽的集体法则,在钳制武人的信条中苟安一时,绍兴十一年的岳飞之死,标志着宋代政治又一次永久地封闭在历史的困境中。“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25](家集卷十,p981)。这是岳飞被陷害前不久的绝笔,象征了一个历史困境中英雄的悲剧宿命,后来南宋有恢复大志的人如辛弃疾等,其痛苦心灵莫不是在此困境中悲歌。



注释:①何忠礼在《岳飞遇害是宋高宗蓄谋已久的阴谋》一文中,将岳飞之死联系到文人对于武将的歧视和迫害传统,不过该文主要还是论述宋高宗对岳飞的谋害。(见《岳飞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5~107页)此外,近几年的一些论文,如李亚平的《岳飞必须死》(载《神州》2005年第5期)、吴思《岳飞必须死吗?》(载《小康》2005年第3期)等对岳飞死因也有深入探讨,但主要还是从岳飞与高宗个人关系、岳飞的死与宋金媾和内在联系方面来分析的,从文人与武将关系的角度来解析岳飞死因的尚不多见。罗家祥《欧阳修与狄青之死》(《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已注意到武将在宋代文人政治中的悲剧命运。

②林天蔚指出,宋大臣们抗章议和,多是因“江南招谕使”五字有损国体。而屈膝称臣,在建炎年间,宋高宗早已为之,未闻有一人反对。参见《宋代史事质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4页。

③有学者认为士大夫夺权并不一定会导致岳飞被害(虞云国:《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柄》,见《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但不杀一武将是不足以显示士大夫政治威力的,故一解除兵权,秦桧就想对韩世忠下手,后来才选择了岳飞。最重要的是陷害武将本是宋代文人政治的悠久传统。

④何忠礼就指出:“文臣对武将的攻讦,在南宋前期多得不胜枚举。”参见何忠礼《岳飞遇害是宋高宗蓄谋已久的阴谋》一文。

⑤“‘兵权不可假人’,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为藏身之固也久矣。”(《宋论》卷一,第15页)

⑥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五第267页载:“曲端字平甫,镇戎军人,知书善属文,作字奇伟,长于兵略,屡战有声……娄室寇邠州日,端屡战皆捷,至白云店,撒离喝乘高望之,惧而号泣,虏人目为‘啼哭郎君’,其为敌所畏如此。”

⑦马萧萧《从岳飞命运看南宋的军事战略》一文说:“南宋的军事策略与北宋一脉相承,面对日益激烈的生存环境,不但没有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相反在军事策略上,逐步由被动防守到主动请和,由主动请和到屈膝投降,由战略失当再到战略错误,最终招致覆灭命运。”(《文教资料》2008年3月号上旬刊,第73页)

⑧王韶开熙河虽获成功,但亦多遭士大夫批评,少有赞扬。如指责“王韶在熙河,多杀伐”(《后山谈丛·萍州可谈》卷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9页)。

⑨宋季士大夫如陈宜中、吴坚、章鉴、贾余庆及刘岜等无一不是低能无耻更有过于方回。“方回人格”实代表了宋末世风的堕落典型。

⑩吕思勉指出:宋士大夫“修养的功夫,偏于内心,而处事多疏。又持论过高,往往不切实际。所以宋儒是根本不适宜做政治事业的”。(《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8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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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劲松,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贵州大学科技学院讲师。61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