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后的溥仪:不管东北死多少人 只想做皇帝

我到旅顺以后,感到最惶惑不安的,倒不是因为受到封锁、隔离,而是从上角这几个日本人口中听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意思,是关东军似乎连新国家的国体问题还没定下来。


这对我说来,比没有人迎接我更糟糕。没有人迎接,还可以用“筹备不及”、“尚未公布”的话来解释。“国体未定”又是怎么回事呢?国体既然未定,土肥原干吗要请我到满洲来呢?


郑孝胥和上角向我解释说,土肥原确实没有说谎,关东军支持我复位和主持大计的话全不错,不过这是满洲的事,当然还要和满洲的人商量,没商量好以前,自然叫做“未定”。


我已经不像在汤岗子那样容易相信这些人的话了,但除了听他们的话以外,也毫无办法,因为我身边没有另外可以商议的人。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我的师傅,在没师傅指点的情形下,我曾经采取过商衍瀛的办法,找神仙帮忙来解答问题。我把从天津带来的一本《未来预知术》打开,摇起了金钱神课。记得我摇出了一课“乾乾”卦,卦辞还算不坏。于是,我就这样地在郑、罗和诸葛神课《未来预知术》是香港出的一本迷信书,伪称是诸葛亮的著作,可是其中的卦辞中有汉代以后的诗文典故。一致劝导下,耐着性子等待了。


有一天,上角来问我,是不是认识马占山。我说在天津时,他到张园来过,算是认识吧。上角说,板垣希望我能写一封信给马,劝他归顺。我说,我在天津已写过一封,不过如果需要,还可以再写。这第二封劝降书并没有用上,马占山就投降了。虽然我的信未发生作用,可是关东军请我写信这件事给了我一种安慰,我心里这样解释:显然这是日本人承认我的威信,承认这块江山必须由我统治才行。我是谁呢,不就是大清的皇帝吗?这样一想,我对于等待倒比较安心了。


这样的等了三个月,到我过生日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忽然传来了一个对我宛如雷击一样的消息,说是刚刚复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在满洲建立一个“共和国”。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是二月十八日复会的,这个委员会由投降的原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辽宁(这时被改称奉天)省主席臧式毅、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和被这委员会追认的吉林省主席熙洽组成,张景惠为委员长。二月十九日,这个委员会在板垣(一说是石原)导演下通过了那项决议,接着又发表了一个“独立宣言”。这些消息传来之后,可以说除了郑氏父子以外,我身边的所有人,连罗振玉在内,无一不大感恐慌而又十分愤慨。


这时,占据着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也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又何必千里迢迢跑到这里,又何必肯于受到封锁和挟制呢?我如果可以不当皇帝,我在世界上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陈宝琛老夫子以八十高龄,风烛残年之身来到旅顺一趟,也是由于听到了这个风声,所以才特意来给我作一次最后的教导,他说:“共和、总统之说,皇上万不可应,若非复位以正统系,皇上将无以对待大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我咒骂着土肥原,咒骂着板垣,咒骂着关东军。一个瓷茶杯在我的恼恨之下变成了碎片。当然,这些举动都是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形下发生的。陈宝琛师傅给我的教导,这时完全发生了作用,我一走出寝室,立刻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不但如此,我还从随身带来的小件珍宝玉器中挑选了几样,交罗振玉给板垣作讨好的礼物。另外,就是根据陈宝琛上次给我进行的最后一课教导,把我认为必须“正统系”的理由亲笔写下,交给郑、罗,要他们拿给板垣看。这时板垣正邀请他们到沈阳去。


我写的那些理由共十二条(后四条是陈曾寿后补上的):一、尊重东亚五千年道德,不得不正统系。


二、实行王道,首重伦常纲纪,不得不正统系。


三、统驭国家,必使人民信仰钦敬,不得不正统系。


四、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欲图共存共荣,必须尊崇固有之道德,使两国人民有同等之精神,此不得不正统系。


五、中国遭民主制度之害已二十余年,除少数自私自利者,其多数人民厌恶共和,思念本朝,故不得不正统系。


六、满蒙人民素来保存旧习惯,欲使之信服,不得不正统系。


七、共和制度日炽,加以失业人民日众,与日本帝国实有莫大之隐忧;若中国得以恢复帝制,于两国人民思想上、精神上保存至大,此不得不正统系。


八、大清在中华有二百余年之历史,在满洲有百余年之历史,从人民之习惯,安人民之心理,治地方之安靖,存东方之精神,行王政之复古,巩固贵国我国之皇统,不得不正统系。


九、贵国之兴隆,在明治大帝之王政。观其训谕群工,莫不推扬道德,教以忠义。科学兼采欧美,道德必本诸孔孟,保存东方固有之精神,挽回濡染欧风之弊习,故能万众人心亲上师长,保护国家,如手足之捍头目。此予之所敬佩者。为趋步明治大帝,不能不正统系。


十、蒙古诸王公仍袭旧号,若行共和制度,欲取消其以前爵号,则因失望而人心涣散,更无由统制之,故不能不正统系。


十一、贵国扶助东三省,为三千万人民谋幸福,至可感佩。惟予之志愿,不仅在东三省之三千万人民,实欲以东三省为张本,而振兴全国之人心,以救民于水火,推至于东亚共存共荣,即贵国之九千万人民皆有息息相关之理,两国政体不得歧异。为振兴两国国势起见,不得不正统系。


十二、予自辛亥逊政,退处民间,今已二十年矣。毫无为一己尊崇之心,专以救民为宗旨。只要有人出而任天下之重,以正道挽回劫运,予虽为一平民,亦所欣愿。若必欲予承乏,本个人之意见,非正名定分,实有用人行政之权,成一独立国家,不能挽回二十年来弊政。否则有名无实,诸多牵制,毫无补救于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徒负初心,更滋罪戾,此万万不敢承认者也。倘专为一己尊荣起见,则二十年来杜门削迹,一旦加之以土地人民,无论为总统,为王位,其所得已多,尚有何不足之念。实以所主张者纯为人民,纯为国家,纯为中日两国,纯为东亚大局起见,无一毫私利存乎其间,故不能不正统系。郑孝胥知道,这次沈阳之行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因为关东军在拿出所谓“国体”问题的定案,叫“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之前,要最后排定“开国元勋”们的位置。因此,他在动身之前,对我的意思尽量表示顺从,以免引起我对他发生戒心,不让他去沈阳。等到他的目的已达,再从沈阳回来,他就不管我这一套了。这种变化,从他的日记里也可以看出来:(正月)辛亥十五日(二月二十日)。旅顺电话:命赴行在……与大七同赴行在。召见,商对日本司令部措辞大略。奏曰:“共和制谢以未达,如议君主立宪,则告以事体繁杂,须研究讨论,果无流弊乃试行;预备以三年为期,三年之内,惟以独裁君主集权政府办理一切政务。如议国号年号,则告以国号不可改,年号或可酌改。”上颔之……得旅顺电话云:派郑孝胥、郑垂、罗振玉、上角,明日同往奉天。


壬子十六日。奉上谕:“郑孝胥、罗振玉、郑垂:卿等赴奉,当示朕无私天下之心,其次,关于我方既定办法,决不变更,且详为释导,以破群疑,钦此!”附九时半快车赴奉天,寓大和旅馆。即至司令部晤板垣。夜板垣宴于粹山酒馆。晤张景惠及诸代表。


癸丑十七日。与张燕卿密谈,使告各方代表以将来论功行赏之大意。板垣示官制及“人民保障”诸法。至行政委员会旁听。是日议国体。吉林蒙古皆主君主,奉黑龙江、哈尔滨皆主先行,未定试行之制,将来改为君主……夜附十时半快车。(郑住大连)


甲寅十八日……九时半至旅顺复命。召对。极言当借力试行……郑孝胥在日记里没记的,陈曾寿(此时住大连)的日记里记下了:十七日……苏厂(郑)、叔言(罗)自奉归。此次郑氏父子充代表赴奉,系日军部邀请,上加派。雪堂(罗)到奉后,苏厂出席,上所命传之语,一字不提。言:“皇上的事,由我包办,无所不可。”郑垂向板垣言:“皇上是一张白纸,由你们军部爱怎么样画均可。”当天我还不知道这回事,但是郑孝胥由主张坚决保留国号变为向我“极言当借力试行”,即所谓借日本之力,试行先当一下没有“宝座”的“满洲国执政”,这个变化就足够让我生气的了。当我听他说完了板垣执意不肯同意“大清复辟”之后,立刻跳起来说:


“土肥原说的不是帝国吗?连帝国也不是了吗?”


“连帝国也不是。这是‘民本制’,这是行政委员会通过的呵!”


“什么委员会!我用不着‘委员会’!我也不当什么执政,我回我的天津!”


“皇上还是再三思考为好。回天津已经不容易了。复辟必须依赖日本,眼前与日本反目,将来的希望也完了。将来复辟不是没有希望呵!”


他又讲了一堆历史例子,劝我答应,可是那些故事我早听够了,而且无论是刘秀还是重耳,都没有放弃君主称号的。我再三地固执不依,他却是胸有成竹地说:


“下午板垣就来觐见,请皇上对板垣说吧!”


“让他来!”我气呼呼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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