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全文阅读地址:http://book.tiexue.net/book_17221.html


我一直认为红烧肉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非凡的意义,野史讲毛主席每逢大仗过后都要搞碗红烧肉补补脑。由此可以大胆假设,如果没有红烧肉对那颗左右历史命运的大脑进行营养补充,很难预料中国革命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拐弯。所以就贡献而论,它完全应该成为宴会菜单中的头号招牌。遗憾的是关于红烧肉的历史意义和营养价值一直以来没有得到正式承认,使得一个惊天大发现就此湮灭。无数来中国寻找革命成功经验的亚非拉兄弟,学会了革命的语录,却未曾知道中国革命的秘密营养竟然是如此神秘而又简单。

我坚信在自己某个记忆的节点,有着一块红烧肉的旗帜被高高悬挂,泛着油光,得意洋洋。原谅我用得意洋洋来形容一块红烧肉,要知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把孩子养得白白胖胖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父母间比较孩子,先不说相貌智力,首先是比块头,胖的那方自然是得意洋洋。这是一种差距,生活水准和经济条件的差距。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大抵都做过有关红烧肉的梦,绝大部分梦境都曾类似过:一块到嘴的红烧肉突然掉进沟里,看着它被水冲走渐渐远去绝望神情,悔恨得把床都擂烂了。今天的人们失眠症状越来越严重,再也没有了梦见一块红烧肉的幸福,人世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

据祖母回忆,我大概在三岁时得了种奇怪的挑食症,只吃豆腐土豆鸡蛋等少数几样菜,几乎不沾荤腥。算命的瞎子爷说我是峨眉山的和尚投胎下凡,但父母却说我三岁以前很能吃肉,而且馋得不行,凝结成块的猪油沾点白糖就能吃。这我已经没有印象,不过看当时的照片,我确实面红齿白肥嘟嘟的可爱得一塌糊涂,这张照片在街上的照相馆里作为宣传照贴了好几年。三岁以后,我开始有了记忆。之所以敢确定是三岁,还是缘于那张有生以来唯一的“明星”照,到现在我仍能清楚记得当时母亲带着我去照相时的兴奋,包括手上那个塑料手表是从谁手上借来的。

父母对于我的挑食倒没太在意,只要能吃饭不生病就好。那个年代,本来家里的饭碗就很少见到荤腥,更别提什么科学养育的讲究。对于穷人家来说,养大个小孩和养大头猪没太大区别。

严重挑食,尤其是不吃肉,带来的后遗症就是身体底子差。从上学开始,我的体育成绩几乎没及格过。祖父看不下去了,有一年暑假把我送到乡下他的拜把兄弟家去“改造”。祖父解放前在家乡一带颇有侠名,中过秀才,写得一手好毛笔字,逢年过节整条街上起码有一半是他写的春联,算是当地的文化名人;为人豪爽,好交朋友,爱唱戏,入过川子(旧时帮会的说法),担当的是执法老幺的角色,这是很有实权的一把座椅。抗日战争时期,张学良在沅陵凤凰山避难,祖父还与他见过面。每次回忆此事,祖父就惋叹说可惜了一个真英雄。彼时我哪知道张学良是根什么葱,但听故事总是件有趣的事情,尤其他讲得高兴时经常会摸出五分钱给我买发糕吃。

祖父的把兄弟过去是开镖局的,据说是自然门杜心武的师弟。杜心武是张家界慈利人,民国武林高手,曾在湘贵川滇一带走镖,担任过宋教仁、孙中山的保镖。作为这样一个江湖大人物的师弟,功夫自然很是了得,我亲眼见过他一拳把发狂的大牯牛击倒在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还有这般神力,足可见他年轻时有多威风。

从乡下回来后,父母惊奇的发现我开始吃荤,尤其是偏爱吃红烧肉。他们问我是怎么开始吃的,我说想吃就吃了。这是我家的未解之谜,很多年后母亲还问起过,我仍然是一样的回答。

大姐和两个哥哥都参加工作后,家里生活条件逐渐好了起来,母亲经常给我做红烧肉吃,而这时的我不管吃多少好像都不够,长身体的时候哪能不需要营养啊。我真是搞不懂,红烧肉怎么会这么好吃。

直到多年以后,我告诉VIVI我这么聪明绝顶,有很大程度是源于红烧肉的特别补脑功效,这远比脑黄金要货真价实的多。所以,每当取得自我感觉比较得意的成绩时,我都会犒劳自己吃碗红烧肉。要命的是我实在肥得有点不像话,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像坨油脂裹着层薄纸透明发亮,我多少会感觉到一点自惭形秽,朋友“阴险”的赞美说这叫红光满面,VIVI则认为把我养的这么胖是种成就。每次我抱怨她把我养得像头猪,她就得意地咯咯笑。后来我也想宽了,肥胖虽然是负担,可面对美食不大快朵颐那简直就是负罪。相比之下,我还是选择负担,这样在道德上会感觉坦然些。于是,我继续心安理得地狂吃红烧肉。

没有办法,穷人家长大的孩子,天生饿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