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一律师事务所向公检法发公函证明被告人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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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月18日,《法治周末》记者来到石嘴山市太西律师事务所。 在袁波的办公室座位背后的墙上,写着一个一米多高的“佛”字,金光闪闪。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块足以证明其身份的醒目铭牌———“自治区律师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 袁波还将他的学位照端正地摆放在办公室进门右手边的桌子上,他在毕业典礼讲台上的照片,就镶在装帧精美的相框里,十分醒目。 对于那份为公安机关作证,证明李杰有罪的“情况说明”,袁波解释说:“公安把他(李杰)作为通缉犯,我跟李杰说‘你如实说,没问题’。” 袁波一开始面对记者不觉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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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法治周末》记者来到石嘴山市太西律师事务所。


在袁波的办公室座位背后的墙上,写着一个一米多高的“佛”字,金光闪闪。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块足以证明其身份的醒目铭牌———“自治区律师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


袁波还将他的学位照端正地摆放在办公室进门右手边的桌子上,他在毕业典礼讲台上的照片,就镶在装帧精美的相框里,十分醒目。


对于那份为公安机关作证,证明李杰有罪的“情况说明”,袁波解释说:“公安把他(李杰)作为通缉犯,我跟李杰说‘你如实说,没问题’。”


袁波一开始面对记者不觉得“情况说明”有何问题。但是,在其后与记者的谈话中,袁波反悔了,对这一行为进行否认,称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情况说明”,只是曾给过公安局盖有律所公章的空白纸张,也否认建议司法机关追究李杰女朋友的法律责任。


负责该案的大武口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队长马磊记得,有一天,袁波气呼呼地赶到公安分局,亲自将这份“情况说明”交给了该案的办案人员。


一审法官蔡志宏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认为,袁波的做法并无不妥。“律师也是法律工作者,发现犯罪行为视而不见,是对自己的职业不负责”。


全国律协刑事辩护委员会秘书长韩嘉毅则认为,袁波作为李杰的辩护律师,其律师事务所出具证明当事人有罪的“情况说明”的做法,不仅违反了律师职业道德,更属违法行为。


韩嘉毅认为,就算被告人有罪,律师也不应向司法机关举报,除非被告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犯罪行为。


对于这份“情况说明”,李杰认为,是袁波应公安局经侦大队办案人员要求而出具的。因为2007年8月中旬,也就是在他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并接受讯问后,他举报了办案人员,理由是自己并未诈骗梁安奎,公安机关插手合同纠纷,越权办案。随后,办案人员找到李杰的辩护律师袁波,要求他出具这份“情况说明”。


经侦队长马磊否认该证明与公安局有关。他推测,李杰、袁波二人可能有矛盾。


《法治周末》记者未能联系到告李杰的梁安奎。据了解,梁安奎在报案后不久便“失踪”了。


又见律师“乱伦”


袁裕来(律师)


律师的职责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为当事人保密,是律师的最基本伦理,尤其是不利于当事人的信息。对此,我国的法律也有着明确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法第31条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第38条第2款规定: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当然有例外的情况。我国法律没有明确和科学的规定。全美律师行业协会《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范本》对于律师保密义务的除外,明确规定为以下几条:当事人同意;阻止严重犯罪或者严重后果的需要,譬如即将进行的严重犯罪,或者犯罪的严重后果即将发生;“自卫”的需要,譬如律师为确定或获取律师费、或为抗辩针对本人及其雇员和助理提起的不当行为之诉。


如果律师可以举报当事人或者当事人可以举报律师,两者之间无法进行彻底沟通,刑事辩护制度就将被实质性地掏空。甚至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律师代理也是如此。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互相信赖,是社会最基本最核心的伦理关系之一,因此,我把两者互相出卖的行为称为“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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