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贫富差距逐年攀升的其它诸多原因

近些年来,我国收入差距逐年攀升,基尼系数从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目前已达0.47高度。贫富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造成上述情况,除了初次分配这块蛋糕向资本、权力倾斜这一主要原因外,还有再分配、垄断、政策和监管等诸多方面的因素,造成多头朝中低收入阶层钱袋里伸手。

比如个人所得税,它本来是调节贫富差距的,可目前这种过低起征奌,却主要指向了工薪阶层,主要是中低收入。我看月收二千元也还祘是低收入。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报社编辑部工作,那时就有个人所得税,起征奌是八百元,全国只有几个人够格,主要是全国最著名的党外民主人士和杰出科学家。改革开放初期,个税起征奌还是八百元,可以买八千斤左右大米,相当现在二万元。不过当时经济尚不发展,实行低工资制,够格的也还不多。但从目前来说,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的收入也有很大的提高,二千元标准又实行了多年,这个起点该有较大提高,我看至少不低于六千元。既要调整起征奌,又要拉开税率级次,也要对税率作调整。做到中级收入者减轻税负,又不会出现富人税负相对减轻的担忧。

再说银行的存贷利差和负利息。按一年期,我国银行存贷利差在三厘左右,与日本、韩国、瑞士、美国等相比,处于偏上水平。上述这些国家一般在一至二厘。就是说,我国银行比他们多赚储户一至两倍的钱。原因是银行的垄断经营,利率不是由市场决定。由于缺乏竞争,效率低,成本高,而又要维持员工特别是高管们的高薪,就采用牺牲广大储户利益的高利差和负利息。据媒体报道,我国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去年前三季度净利润是4212.1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9.1%,名列A股上市公司前茅。工行净利润1278亿元,继续稳坐“全球最赚钱银行”。而五大银行各项收益中,利息收入贡献最大。而这贡献最大利息中,很大一部分正是广大储户辛勤劳动所丢失的果实。银行目前是有条件有实力缩小存贷利差的,可以采取不对称只提高存款利率,或相应少提贷款利率,逐步缩小利差,可他们不愿这么做。特别指要指出的,长期的负利息是很不公平的。我国储户绝大多数是中低收入者和穷人,他们只能眼看着自己积攒的钱一天天在贬值。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说:“穷人将钱存到银行,实际上是补贴富人和大企业”。

工薪阶层辛苦积攒的钱存在银行贬值后,他们又把目光转向股市。然而,严酷的现实告诉他们,股市並非普通股民的理财天堂,只是少数富人的俱乐部。据媒体报道,每年持续分红的公司仅占上市公司的十分之一,三年来有近两成公司一直未分过红,但高管们却在经常涨薪。可见,这些上市公司当初就不是融资,而是在恶意“圈钱”。前些年,央视通过对76万投资者的调查,发现有92%的股民亏损,亏损五成以上竟然接近六成。有位学者称中国股市是百姓财产的“屠宰场”。由于监管不力,信息不对称,让某些权贵们和机构投资者,能掌握内部信息,操控股市,通过制造暴涨暴跌从中获取暴利,让中央关于“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庄严承诺落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称“中国股市正处在強盗贵族时代”,它加剧了财富向少数富人集中。

央企和其它大型国企,照理它们是全民的财产,理应为全体人民大众谋利益,现实却相差甚远。据媒体报道,预计央企2010年实现利润超过一万亿元,达历史最高水平,同比增长25.3%。而缴给国家的红利却很吝啬。从2007到2009年,央企上缴红利共1572.2亿元,而三年央企利润超过2.4万亿元。三年共上缴红利仅为6.3%。相比之下,央企的巨额利润用在自己员工尤其是高管们的福利上,却毫不手软。他们的平均工资比其它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高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的收入和职工福利,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全民所有逐渐蜕变为单位部门甚至少数人所有。这是贫富差距拉大的又一重要原因。

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曾说过,我国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09年全国财政支出约为75874亿元,其中政府消费支出就占19%,约14370亿元。日本占2.8%、英国占4%多、韩国占5%多、美国占9%。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支出的3%至6%。09年我国社保占财政支出11%,占GDP的2.4%,而发逹国家占财政支出50%,占GDP10%。我们的财政对民生支出力度很不够,主要是政府消费支出比例过高,挤占了民生方面的支出。如果政府消费每年能节省十分之一,就是一千多亿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它对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效果将是很显著的。

提高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显然非常重要。但如果忽视上述问题,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争得的成果,就会被逐项消蚀。从上述诸多原因的分析看,权力和垄断是问题的焦点。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是不行的。要做到,又谈何容易。因为影响政策制定的权力还在最富的群体,代表一般公众和弱势群体的声音,还是很微弱的,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如何解决它,去年12月《社会科学报》上孙立平的文章说:社会可能是机制出了问题。应当考虑如何形成财富和资源分配的新机制。这有赖于培育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没有相对独立的力量,解决利益失衡的问题是不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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