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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义”,是天津卫老爷儿们最独特的表达“义”的深刻内涵的方式,然而,崔大少如今失去了这个机会,因为他失去了物证——那几百双鞋。


大魁那孩子一病不起,花钱如流水,现在对于崔大少来讲,只要能抓挠来钱,让他干什么都行,但他又不能离开这个倒霉的鞋摊,因为,他当真害怕有人来找他时他恰好不在,虽然三年没有音信,但既然约好要相见,那边就一定会派人来找他。现在,他只有变卖家里的东西来给孩子治病,最终不得不卖掉那批布鞋。


一辆汽车吱的一声停在息游别墅门前,门役上前一躬到地,拉开车门,车里下来一男一女。这车看着眼生,必是头一回来,崔大少放下咬了两口的烤白薯,心中刚转上一点闲心思,却被白薯呛住气管,咳得扑倒在地——他认出来,那位从美国大汽车上下来,穿件水獭皮领的毛哔叽大衣,手臂上吊着个妖妖佻佻小娘儿们的,正是他那一个头磕到地的老把弟。


夜里两点多钟,华界那边仍在响着零星的枪声,崔大少的把兄弟终于出来了,后边跟着一群有身份的人在送,那些人的马弁、跟班之类的跑在前边驱赶闲人。崔大少三步并作两步冲开人群,上前抓住把兄弟的衣袖,张口刚要说话,便被把兄弟将手中的报纸摔在他的嘴上,跟着保镖过来,上边一拳,下边一脚,便把他打发了。


美国大汽车载着他的把兄弟呼啸而去,送行诸人向他啐上一口也各自散去,崔大少倒在地上没有反应,只盯着报纸上红袖馆主新写的那篇文章流泪,文章的标题是《崔大少新传·小婶娘原来是三姨太》。在没败家之前,他确曾有过两房姨太太,只是,自从他参加了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他便把她们都打发了。


这是些陈年旧事,如今红袖馆主把它们捣腾出来,怕要给他惹上个不义的骂名了。这也难怪他的把兄弟生气,他崔大少若有孩子,确是应该称呼大魁他娘为“小婶娘”,然而,这话他又无从解释,即使找到了把兄弟,他也无话可说,因为他失去了最为关键的证据——大魁他娘亲手做的那几百双布鞋,现在正穿在“便衣队”的脚上。


这就是天津历史上著名的“便衣队事变”,是日本人为了掩护溥仪逃往东北,特意制造的一场大混乱。


土肥原和上角利一从中原公司二楼的窗子里朝下看,见便衣队一群群地往华界发动冲击,俩人乐得合不拢嘴。不过,土肥原还是敏锐地发现,中国人毕竟有些鬼点子,他们在脚上穿了同样的鞋,这必定是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给自己人做的记号。


11月12日早上7点半钟,又有人问:“有黄杨木底儿的弓鞋吗?”崔大少照旧脱口而出:“不巧,光剩下柳木的啦。”那人又问:“这天下难道光剩下穷人啦?就没人穿好鞋吗?”崔大少答:“想穿好鞋也得有双好脚。”……问话的还是上次那位贵妇人,只是这一次俩人一问一答的,句句都与组织上跟他分手时交代的接头暗语不差分毫。


崔大少摘下毡帽头儿抓了抓头皮,随手拿了双鞋包上,道:“两块钱。”便把包着鞋的纸包交到那妇人手上。息游别墅的门役事后跟账房讲,这话又被账房转告给红袖馆主,说是崔大少为女人昏了头,把毡帽头儿跟鞋一块儿包起来卖啦!也就在这个时候,崔大少看到,那个一脸精明相的日本胖子又来了,他先是拿眼紧盯着他,停了片刻,掉头便走。


土肥原确实挺生气,虽说溥仪昨夜已然逃离本地,但有这么个家伙天天守在门前,对他总不是件好事,然而,等他打电话调来日本警察,崔大少却早已离去,而且从此便消失了,再也没有在本地出现过。土肥原对此得出的结论是,这家伙必定是个共产党;门役对此得出的结论是,崔大少一准是找着好事由,挣大钱去了;红袖馆主的结论是,他终于等到了那个女人,俩人离开本地过小日子去了……


上午9点30分,英商麦加利银行1号窗口的印度籍出纳员刚刚上班,便有位绅士递上来一份提款单:“请您盖章。”她又客气地把提款单退了回去。来人从衣袋里掏出一顶苦力戴的那种破毡帽,把缝在上边的一块玉石揪下来,涂上印泥,盖在提款单上。


印度出纳员找来印章档案详细查对,证明这枚六只蝙蝠的印章确实是存款者持有的凭证。“请问您是提现款么?”接待规程要求她必须得这么说,但几十万块现大洋如果提现款,来人应该有一支汽车运输队停在银行外边。那人又送过来一张汇款单,是汇丰银行香港分行的账号,道:“全部转过去。”出纳员问:“本行账号资料撤销么?”他道:“当然。”出纳员却暗道:这个香港的账号是英国总领事馆早有通报的户头,几年来,有许多人都在利用这个账号周转抗日资金,她有责任把这笔汇款的情况向英国上司汇报。


这时,她发现一位漂亮的中国妇人带着个漂亮的中国男孩向这边走过来,妇人对那位绅士道:“他爹,大魁说,他崔大爷让告诉你,说他不用钱,自己先走啦。”


那位绅士发了一声感叹:“这可是我那老把兄变卖了全部家产捐出来的钱,看守了三年多,他居然一分钱也没动过,这又何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