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五胡十六国(11)——江东祸首[血狼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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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江东祸首 公元324年,王敦叛乱被平息,事后有关单位奏请将王敦的亲族全部免职,司马绍下诏:“宰相王导大义灭亲,即使犯再多的错也可以宽恕,何况王彬等人。”对这条建议不加理会。这是对的。 司马绍再下诏:“王姓家族可免,但王敦的属官全部免职。”当时王敦营中有许多人都是没逼迫的,温峤看过诏书,赶紧上疏反对,最后司马绍采纳了他的建议。这也是对的。 第二年,晋帝国要追封司马氶、甘卓、王澄等人的官位,周札的部将借机替周札伸冤(周札死于王敦对周姓家族的屠杀),上疏卞壶认为周札负责守卫石头城,但打开城门迎接贼寇,无论如

江东祸首

公元324年,王敦叛乱被平息,事后有关单位奏请将王敦的亲族全部免职,司马绍下诏:“宰相王导大义灭亲,即使犯再多的错也可以宽恕,何况王彬等人。”对这条建议不加理会。这是对的。

司马绍再下诏:“王姓家族可免,但王敦的属官全部免职。”当时王敦营中有许多人都是没逼迫的,温峤看过诏书,赶紧上疏反对,最后司马绍采纳了他的建议。这也是对的。

第二年,晋帝国要追封司马氶、甘卓、王澄等人的官位,周札的部将借机替周札伸冤(周札死于王敦对周姓家族的屠杀),上疏卞壶认为周札负责守卫石头城,但打开城门迎接贼寇,无论如何也不应给上谥号。但宰相王导却认为:“过去,王敦的叛逆还没有暴露,包括我在内有见解的人士都没有察觉,周札和我们没什么不同。等到后来发现王敦奸谋,周札就以身殉国,应该和周凯、戴渊受到相同待遇。”郗鉴认为周凯、戴渊都是为国家尽忠而死,周札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和他们一个待遇,可王导又说了:“周札跟他们虽然看法上有差异,但他们其实都尽了人臣的职责。”最后,司马绍还是顶住了来自整个朝廷的压力,支持王导,追赠周札为卫尉。这么做我认为很不妥。

公元329年,苏峻叛乱平息,在王导向朝廷递交的赏赐名单里有这么一段,“路永、匡术、贾宁虽是苏峻党羽,当后来弃暗投明,回归朝廷,应该赏赐官爵”。此言一出,满朝哗然,最终由于温峤等人的反对,王导才放弃了这个看起来就很荒唐的建议(可以想见,由于讨伐苏峻的功劳,温峤等人的地位已经不在王导之下了。只是好景不长,温峤一月之后就撒手人寰,王导又开始继续和他的稀泥,最终路永还是走上了仕途,还做到了豫州刺史,公元345年,豫州刺史路永叛变,投降后赵。王敦叛乱时的周抚和邓岳,朝廷已经下诏永不录用,但不久也在王导大人的帮助下上了位……)。

接下来陶侃也趁着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稍微的享受了一下手中的权利。此时陶侃摇身一变,从当初的摇摆不定变成了正义的化身,指责湘州刺史卞敦(好像是卞壶的堂兄)在接到陶侃的号召后,却按兵不动,也不供应勤王军粮草,仅派了一位督护带着几百人随大军行动。陶侃弹劾卞敦阻挠军事行动,坐观成败,不赴国难,请求将其押赴京城。看到这段,虽然感觉陶侃有点两面三刀、小人得志的意思,但洋洋洒洒一大段,基本思路、根本宗旨是没有错的,对于这种人,不革职查办不足以泄民愤。

陶侃的奏章一递上去,我们的王导自然就会蹦出来。王导认为大乱之后对有罪的人最好宽大处理,于是卞敦居然在王导的斡旋下,做了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广东那会儿不好,卞敦不想去,就诈称有病。按理说卞敦这算抗旨吧,不算,有王导在任何事情都好说,王导这张热脸马上就凑上来了,既然不想去广东,没问题,重新下旨,召卞敦回朝廷任光禄大夫、少傅。王导一个大礼送到卞敦面前,卞敦接过来,抑郁而死(怕回到朝廷后受他人笑话),此后,朝廷恢复他的原有官位,再追加散骑常侍,还上了谥号“敬”。

此后几年,王导继续辅佐成帝司马衍,真正坐到了“三朝元老”,可喜可贺!

王导辅政,执法行事宽大和顺,因此在官场上的口碑很好,再加上王导从司马睿逃亡江东开始就是首辅大臣,此时已经三朝,上到后宫、皇帝,下到平常百姓,都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只要王导还活着,他就是首辅,首辅就是他。

故事已经到了公元329年,写到这里我突然就定格了,王导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把书又翻回到公元304年,司马睿从邺城逃到江东,凭良心说,如果司马睿此时身边没有王导,那他也就完了,东晋王朝也就建立不起来了,司马氏的政权到长安陷落可能也就戛然而止了,就凭这点,王导就能被冠以东晋第一功臣的名号,当然,他也得到了回报——首辅。

司马睿时期,他和王导这对君臣组合,也算是珠联璧合的哼哈二将了,一个是苟安江东,一个是只求清谈不务实际;一个是只想着自己享乐,把原属于他最大的义务——国家利益——抛之于脑后,一个是只求自己官运恒通,也把原属于他最大的义务——百姓利益——扔到九霄云外,这对组合细想想,绝了。

王导做人、做官的原则终于被总结了——和稀泥。他满腹经纶,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平时与人为善,从不落井下石,反倒是在别人困难时该帮一把绝对伸手,对于这种人,大家都爱与之交往,彼此之间其乐融融,于是皇帝就会听到“所有人”都异口同声的说——这是好人。

但是,这里的“所有人”当然不会指所有人,而是那些当权者能看到、能听到的一个群体,一个小圈子,在这个小圈子之外呢?爱谁谁。所以就出现了上面那一幕幕令人意想不到的人员赏罚决定,但细想想后就不意外了。大家都在官场混,谁和谁之间没个照应,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只要是穿过官服的,一律保下来。甭管奸人歹人,也甭管朝堂之上是否乌烟瘴气,到头来最坏不也才是把你司马家搞亡、搞灭种么,你好你坏与我王导何干,这叫什么呀,唯一的目的——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于是为了目的而努力奋斗,于是就“所有人”都异口同声的说好。

首辅保住了,侃大山不办事,“所有人”都在这种和谐的氛围中醉生梦死。在这之外,人民的哭泣、人民的愤怒他们不愿听,自然也听不到;国家的崩塌、道德的沦丧他们不愿看,自然也看不到。一帮蛀虫在他们的“好人”首辅的带领下和稀泥,把一个个问题用丝绸包裹起来,人民继续被压榨,只要有人胆敢打开这个美丽的包裹一窥其中究竟,则大家就群起而攻之,于是是非颠倒,万劫不复。

对,到头来呢,国家败亡,皇家男子被屠戮,女子被蹂躏,皇亲国戚们在异国的哀号被人生动的记录,国仇、家恨。但是,但是,每次王朝的更替,每次灾难的来临,受伤最深的不正是那些亿亿万万的老百姓么,他们的哀号被记在了哪里?他们妻离子散的痛苦被人记在了哪里?为什么老百姓总是要为统治者的愚蠢、统治者的私欲、统治者的混账买单?

帝国的历史我们只能在文献记载中窥知一二,但这些文献肯定是被世人美化、篡改、隐瞒过的,他的真实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好在当事人信件的保留为历史做了某种程度上的补充。

晋朝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隐居不出,并不是他们不想做官,而是要千呼万唤,把大伙胃口吊足了后才肯出来,这当中最有名的就属谢安了。但在他之前还有一个叫殷浩的家伙,十年隐居山林,才华声望盖世,当时的地方大员庾翼对这个人不太感兴趣,认为这种人只会说,对帝国的复兴带不来实质帮忙,可举国上下的人不这么想,认为殷浩就是管仲、诸葛亮,“他不出山,谁来拯救天下苍生?”

殷浩的老父,长沙郡长殷羡贪赃枉法,凶暴残忍,庾冰就写信给庾翼,让他看在殷浩的面子上照顾一下殷羡。庾翼回信说:“殷羡骄傲蛮横,大概他觉得他有一个好儿子可以依仗,我也因此劝告大家,对他稍稍宽大。观察帝国政治,财大势大的官宦豪门,常是人民的祸害。有时执行法律,只敢制裁无钱无权的贫寒之家。像前些时候石头仓库的米粮,被人盗卖一百万斛,明明是一批强悍的将领所为,结果不敢追究,仅把仓库主管斩首,搪塞责任。山遐任余姚县长时,向二千户官宦豪门之家追缴拖欠税款,有权势的人联合起来把他赶走,使山遐连睡觉都不敢安枕。虽然是前任宰相的昏庸荒谬(王导此时病逝已一年有余),然而帝国大势已去,不能复兴,实由于此。”

我不盲目崇拜学者,但柏杨老师对此有一段注解,在此原封不动照抄上来:

从庾翼先生这封短笺上,可以看出东晋帝国的全貌——文官贪污、武官横暴,人民有苦无处申辩,处境跟在石虎先生统治之下没有分别。王导先生小有才气,应付官场,谋求私人利益是第一把高手,而对于国家,对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既不关心,更无爱意。但历史上对他却留下不少好评,原因何在?似乎很简单,历史是由知识分子来记录的,而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旦当了官,无不贪污横暴,腰缠人民卖儿卖女的钱。饮水思源,想到全是王导先生的好处,自然笔下生花。至于山遐先生之类,为小民的利益奋斗,小民既不识字,有没有力量,纵有千万歌颂感谢,又有谁知道?

王导,实是江东百余年统治的祸首。

(下一回——汉赵亡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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