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些成为开国将军的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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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德贵,男,1911年生于湖南省茶陵县虎据山乡三芫村。排行老大,家境贫寒,12岁时父亲去世。长大后因脸长满壮疙瘩,当地人称“烂脸”。1927年单德贵不满16周岁时,在老家被湖南军阀何健部抓去当兵,编入国民党中央军十五师。1930年6月在与红军彭德怀部作战时被俘,参加红军,被编入红八军团。因作战勇敢,不久即被提升为该部特务连班长,1931年被提升为特务连排长,并于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被提升为特务连连长。1934年8月,跟随肖克、任弼时进入贺龙的湘鄂西根据地。1935年跟随贺龙部开始长征,于1936年10月到达陕北。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被编入八路军115师685团,并于1937年9月参加了平型关战役。1938年随宋时轮、邓华的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任八路军第四纵队第三十四大队(团级单位)一连连长,东进途中在攻打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区)县城时,因身先士卒,率队最先攻上城墙,对取得战斗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火线上被提升为三十四大队二营营长。1938年10月,冀东大暴动失败,东进八路军第四纵队主力西撤后,奉命留在冀东坚持斗争,任第三支队(团级)司令。1940年7月,第三支队并入冀东八路军第十三团,任十三团副团长。1943年7月,被降职任冀东第一专署武装科科长。1944年5月3日,携老婆、女儿和两名随身警卫投靠驻扎在三河县的日伪,被封为“京北剿匪少将支队长”。1945年5月代理平谷县伪县长。1945年9月底逃往北京,1946年4月23日被北平国民政府法庭以汉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因被冀东西部地区部分百姓联名上保,后被减刑至6年,1949年春在北平被中共秘密处决。


一位抗日功臣,在抗战出现曙光的时候投降日伪,当了日本鬼子的走狗,震惊了冀东党、军队和人民。单德贵熟知冀东军区的众多机密,特别是冀东西部抗日根据地的交通站、堡垒户和秘密抗日人员,其影响和危害可想而知。单德贵的投敌,到底给冀东的抗战造成了什么影响,单德贵投敌后又做了些什么呢?


单德贵投敌,给冀东军民的思想造成了空前混乱


单德贵投敌后,当地的日伪立即大肆宣传,除每天播出滚动新闻外,华北地区日伪报纸也大造舆论,并附上了单德贵亲笔签字的投降书和大幅的款宴照片。当军区主要领导听完监视单德贵的副科长的情况报告后,根本不信。当驻北平的日伪电台滚动播出“原冀东八路军十三团单德贵司令不满共产党的土匪政策,携带妻女弃暗投明,拥入大日本皇军怀抱,被封为京北剿匪少将支队长”的消息后,还在半信半疑,认为单德贵是个突发奇想的人,是不是假装投敌,打入敌人内部,以图大业?而最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是原三支队和十三团的一些老部下,这些朴素的干部战士,依然心存幻想,根本不相信单德贵真的投敌了。单德贵创立的冀东西部根据地的老百姓,也根本不相信,时间过去了一年多,抗战胜利的时候还有多人反复向组织追问,单德贵是不是真的投敌了?是不是组织派去的?是不是敌人造谣,你们搞错了?他可是打鬼子的先锋啊。然而事实就是事实,中共冀热边特委很快作出决定,开除单德贵的党籍,并把决定和单德贵的投敌行为传达到每一个党员和抗日群众。


单德贵的投敌,给冀东军民的抗战,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我军不仅损失了一员战将,更损失了当地军民抗战的信心。根据地一些群众由此对当地党组织和军队产生了疑问和怀疑。原单德贵的一些老部下,甚至一些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也经不住打击和排挤,部分人员陆续追随单德贵到三河,投入到单的麾下。由此,当地群众曾戏称单德贵的三河伪军是老十三团,而舒行团长带的十三团为新十三团。1945年1月,当舒行团长得到情报,带队在平谷东高村伏击单德贵的伪军时,十三团部分基层干部战士不愿打自己原来的老首长和老战友,战斗中不向伪军群中开枪、投手榴弹,一场设计很好的伏击战打成了击溃战,当跟在后边的日军冲上来后,打伏击者反而吃了亏。


据三河、平谷、顺义等地革命史的零星记载,单德贵投敌后,确曾随日军参加过对平谷、蓟县、香河等抗日根据地的围剿讨伐,包括1944年12月28日在平谷大小官庄地区围攻谭志诚、关旭部突围部队。但这些史料中都没有关于单德贵破坏冀东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站、联络点和抓捕我方八路军、地下交通员,杀害老百姓和我党政军秘密抗日人员,与八路军正面交锋的记载。采访当地部分75岁以上仍健在的老人,他们也没听说过单德贵有到老百姓中抢粮、征夫的事。原冀热边特委书记李子光在抗战胜利前夕,给单德贵写信并派原单的好友,民兵英雄胡广才送信并说劝单德贵重新回到人民一方的事,也证明了这一点。


1945年5月,单德贵投敌一年后,李子光基于单德贵不象其他叛徒那样一旦当了汉奸,就疯狂报复自己原来的战友和同事,冀东西部的秘密党组织、交通站未遭到破坏,人员未遭到抓捕。特别是在平谷大小官庄一战中,救了不少被围的八路军和当地群众的事实,认定单德贵良心未泯。于是李子光给单德贵写了一封亲笔信,并派原单德贵的好友,民兵英雄胡广才、安大福带信劝单德贵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在叙述胡广才等带信去见单德贵前,有必要再提一下平谷大小官庄战斗的后期情况。当日伪军将大小官庄团团包围后,日军总指挥小岛一郎数次命令朝村中数千群众和三百余八路军开炮,都被单德贵阻止。因为单德贵知道,炮击后,必然会玉石俱焚,不仅被围的数千群众和八路军干部战士将遭到重大伤亡,就连两个村百姓辛苦一生盖的房屋也将毁于一旦。小岛因对当地情况和单德贵本人不熟,看单德贵的少将军衔又比自己高,犹豫中听从了单的阻止。晚十点以后,枪声逐渐稀落下来。被围的300余名八路军干部战士,大部战死战伤,只有少数人员乘隙突围出去。剩下的近百名八路军干部战士,被迫隐藏枪支,换上老百姓服装,裹在数千群众中。


据被围在大小官庄的地方干部木荣说,12月28日激战了整整一天,日军指挥官小岛一郎数次命令向村中开炮,迫使八路军、老百姓出村,都被单德贵拚命力谏并以身担保阻止。天黑后,小岛怕八路军突围,再次命令向村中开炮,单德贵再次阻止。为不使日军生疑,亲自带着伪军进了村。因单的伪军穿什么样的都有,木荣和另一地方干部趁机混入单德贵的伪军中,单的伪军相视一笑,没有吱声。以后又陆续有十几个八路军和地方干部混入单的队伍出了村,突出了包围。


据被围在村中的多名群众讲,单德贵带伪军进村后,认出了多名八路军干部战士,包括数名自己的老部下。单德贵不但没抓,反而动员群众解开包裹拿出衣服让八路军换上。


天亮后,数千群众全部被赶到了小官庄村的场院。鬼子在四面架起了7挺机枪。


单德贵看着场院内黑鸦鸦的群众,想起几年来当地百姓对自己的恩情,急得来回走动着。据在场的群众后来说,单德贵突然站住了,对小岛一郎大声喊:“这里八路少少的,全都是良民大大的。”说完对翻译一挥手,命令道:“解除武装,机枪撤掉。”同时对翻译命令“放人”。于是数千群众和混在百姓中的数十名八路军干部战士全部逃出。小岛一郎面对剩余的近百名八路军伤员和来不及换上老百姓服装的八路军干部战士,大喊“机枪的准备,统统死了死了的。”单德贵又快步上前,握住小岛举刀的手腕,“这些原来统统是我的部下,我统统的带走,补充我的部队。”说罢一挥手,将这些八路军伤员和干部战士全部押上了卡车,途中放走40余人,剩余的40余人编入自己的保安队,带往三河。以后这些人又陆续逃出大部。胡广才、安大福带着李子光写给单德贵的信,面见单德贵的一幕,或许读者能看出单德贵投敌时的心态。


据平谷革命史《泃水长流》记载:单德贵见到李子光写的信后,大哭说“过去人家(笔者注:指李子光)是革命的,我也是革命的;现在人家还是革命的,我却是反革命的。”


当单德贵和胡广才、安大福共喝了几杯酒后,再次失声痛哭:“我为什么投敌当汉奸?我知道当汉奸遗臭万年,可他(笔者注:指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大会小会一次次的开会整我,撤了职务还不算,还要致我于死地,他派人追杀我,没我的活路了。我湖南老家离这这么远,我怎么回去?老胡、老安啊,你哥俩是了解我的,‘四纵’主力走了后,我们就跟没娘的孩子一样,让日本鬼子打的东躲西藏,可我单德贵却为平西革命根据地筹措了300多万元经费(经查阅有关晋察冀的史料,此数字属实),这是多么大的数字,苍天可鉴啊。如今我当了汉奸被人唾骂,遗臭万年,可你们想想,1939年冬天,小日本在山下一人家连着三天摆好了酒席请我下山,让我投降,我老单一点心思没动,照啃野果树皮。1940年初,我三支队的连长王连启脱离部队,带着一千光洋和鬼子的书信找到我,劝我投降,我亲手毙了他。他整我、撤我的职还不算,还把当年跟我出生入死、身上带着伤痕的红军战友、老八路全撤职、全调走了。”


单德贵接着哭诉到:“我投降日本当汉奸后,日本人不相信我,老百姓也骂我,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哪,我是《三国》里的徐庶,投敌后没向鬼子献一计、出一谋,我没杀一个老百姓,我在暗地里依然抗日保民,我向李子光书记递出了多少情报,你们都知道啊。我给鬼子前边带路使鬼子扫荡一次次扑空,我为了什么?我在敌人手里救出了多少同志,冀东的山山水水犄角旮旯我都清楚,我都知道。谁是共产党的干部,又是谁的亲属,明的暗的,我都明了。老胡你说,连你都是我发展的党员,我能出卖你吗?你们都骂我汉奸,但我带鬼子打根据地,也就是做点表面文章,我这个剿匪支队司令,真要是端咱的老窝,一端一个准,可我的良心不许啊。你们都恨我……恨我,我是没办法才走的这一步啊。”


单德贵给李子光写了一封回信,将胡广才、安大福两位民兵送走后,又陷入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回还是不回去?回去他(笔者注:指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他能不处理我?是活埋还是枪毙?能有我好果子吃?我递出哪么多情报,除了李子光知道,别人知道吗?我一个被开除出党的人,老百姓还相信吗?官庄一战虽然救了哪么多八路军、老百姓,能功过相抵吗?单德贵虽然也感到鬼子很快就要完蛋了,但最终还是继续走向了不归路。


1945年5月至1945年8月,单德贵代理平谷县伪县长,又成了当汉奸的铁证。


1945年9月底,单德贵带平谷伪政府官员和数百人的队伍逃到北京。1945年10月底被北平国民党政府抓捕。1946年4月23日,以汉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47年10月,因平谷县原岳各庄乡乡长张福厚、峪口镇镇长任永恕及三河县县党部张瑞生等九人联名作保,被减刑至6年。1949年春在众犯人转运途中,终以自杀结束了自己曾经光荣而又令人惋惜、痛恨的一生。


对单德贵的投敌,《平谷革命史》作了如下结论:“一个长征干部为什么会投敌呢?其实并不偶然,主要是他居功自傲。在独立工作时,把做出的成绩当做骄傲的资本,只读过两年小学,平时不注意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其次是敌我界线不清,被坏人拉拢,常常在政府处决坏人时,出来替坏人说话。由此和组织上产生了分歧意见。另外有严重的地位观念,当他由三支队司令员到副团长的位置又调降到专署武装科长时,对党心存不满,虽经组织教育和批评仍是固执己见,与党持敌对态度,最后走向叛变投敌当了汉奸。”


对这段“权威”的结论,笔者不加评判。单德贵的一生,是功、是过,还是功过相抵?相信读者读完此文后,会对单德贵有一个恰当和公正的评价。


单德贵从一名八路军的优秀指挥员、抗日功臣而投降日伪,走向人民的反面,其个人因素当然是主要的,拿今天的话说,就是丧失了理想信念,居功自傲,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严重,不能正确对待组织和他人的批评教育。拂去历史的浮沉,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当时冀东党组织和军区主要领导人的一些极"左"和过激作法,也是促成单德贵最终投敌叛变不可忽视的因素。


从个人因素上看,首先,单德贵是个走极端的人。当八路军十三团在蓟县十棵树地区被日伪打散,部队受到严重损失后不久,在尹家府地区诱歼敌伪的战斗中,单德贵复仇心切,不顾党的俘虏政策,将在战斗中俘虏、负伤的敌伪人员全部杀死;当十三团原任团长包森同志牺牲后,上级组织没有将他的副团长转正,而是调来了与自己的资历相当,但在当时冀东的影响远不如自己的舒行(江西省吉安市人,参加过长征,解放后任吉林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同志,单德贵大为不满,曾仰天长叹:你鬃(笔者注:指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李运昌)是对我有意见啊,最初将我兵强马壮的三支队撤销,合并为十三团,将我这司令降职副团长使用,看在四纵的老战友包森的面子上,他当团长我当副团长,一声没吭服从了组织决定。凭良心想想,当初留在冀东的三个支队哪个有我的人多、枪多?冀东的干部,哪个比我打的仗多?如今三个支队长只剩了我一个,可现在你还让我当副职,显然把我当成了异己啊。不久,单德贵赌气跑到平谷县的熊尔寨地区,以养病为名拒不归队。其间不向上级组织申请报告,娶了当地富家并有当汉奸哥哥的18岁的郭二美为妻(那个时候,部队的领导干部结婚,是有严格的审批手续和审查标准的啊),并不顾影响,大摆宴席100多桌,大请部下,以此发泄对上级组织和主要领导人的不满。其二,单德贵确有居功自傲问题。冀东的抗日部队,主要由原冀东抗日联军和东进的八路军第四纵队组成,作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红军、八路军连长、营长的单德贵,一贯以老资格和正规军自居,看不起原冀东抗日联军的领导干部。其三,单德贵在对上级领导提出批评和对待上级的批评上,也存在严重问题。对上级领导不满,对上级领导提出批评,不分场合,不讲方式;对上级组织和领导的批评,虽也申辩,但不讲策略,一味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这些,都为自己的人生之路埋下了祸根。


而外部因素,也是单德贵最终投敌的一个极为重要原因。


首先,当时的冀东党组织和军队,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和极“左”问题,对单德贵的处理,确实有欠合理和公正。1940年4月10日,中共北方局书记彭真同志在北方局会议上曾严厉指出,冀东“地方党与正规军不和,正规军党与地方军党不和,双方在狭隘心胸指使下,整个冀东的抗日战争和冀中平原的抗日战争战果相差远了,光党政干部在内耗中的损失就超乎寻常。”由此可见,冀东党和军区在团结和对待外来干部的使用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在抗战胜利后,冀东部队进军东北,参加东北解放战争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权延赤在《林彪将军》一书中,从侧面对此也有明确和真实的反映。这些问题,也是林彪对原冀东的领导干部不重用,甚至对部分冀东部队不信任的原因之一。据当地一些老人讲,当时冀东地区活埋人成风,除了活埋一些特务汉奸外,对一些在工作中犯有某些错误的同志,常常以开会或执行任务为名,将其诱到事先准备好的地点活埋。对一些与敌交过朋友、与日伪势力有过接触的人,也全部列入铲除之列。对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也常常强加种种罪名,进行无情打击和批判;对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上纲上线,实行“一棍子打死”,确实伤了部分同志的心。当单德贵对冀东军区主要领导多次提出批评指责,特别是不请示与富裕、漂亮闻名的汉奸妹妹郭二美结婚的“把柄”被抓到后,冀东军区党委立即组织对单德贵进行了批判斗争,把单德贵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全民抗日”主张,联络当地富贾和上层人士共同抗战,分化瓦解土匪武装,反对滥杀人等说成是“老好人”、“替坏人说话”、“立场不坚定”;把指责冀东军区主要领导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说成是“以老红军自居”、“居功自傲,不服从领导”;把娶了富家小姐和汉奸妹妹说成是“贪图享受”、“革命意志衰退”。听到这些批判和指责,单德贵曾气得当场背过气。


1943年7月,在冀东军分区升格为冀热边军区(笔者注:二级军区,军级单位)数月后,在论功行赏,各级领导人几乎全部升职的情况下,单德贵被降职为第一专署武装科长(营级)。在撤职会上,单德贵据理力争,说大军西撤,三支队孤悬敌后,离北平最近,被敌人吃掉的危险最大。在冀东革命最低潮最困难时期,日伪军、土匪、杂牌武装都想消灭三支队,如果不贯彻统一战线思想,不联络当地商贾上层人士、不收编教育土匪,让土匪和八路军作对,三支队怎么能存在?怎能发展壮大?我都三十多岁了,参加革命和入党都已十年有余,符合中央定的"258团"的规定(25岁以上,8年党龄,团级以上干部),娶老婆怎么成了贪图享受?但无论单德贵如何申辩,都被说成是不听党的话,不服从组织领导,革命立场不坚定。迫于当时的形势,几乎无人敢为单德贵说话。只有冀热边特委书记兼十三团政委李子光站了出来(有的老人说,李子光敢说真话正直磊落,正是他"文革"被迫害致死的重要原因),为单德贵申辩,对军区作出的对单德贵的不公正处理鸣冤,可毕竟是杯水车薪,无碍大局。单德贵原三支队的一些老部下,甚至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也受到了株连。二连连长刘芝龙(又称刘志龙,山东人,曾任三支队、十三团特务连连长)、五连兼特务连连长贺明灯(陕北绥德人,老红军)两位战功赫赫,在冀东西部群众中有极佳口碑的基层指挥员,在单德贵被降职后,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刘芝龙被削去兵权,免去连长职务,改任团作战参谋。


1944年2月24日在密云县北部五指山地区为掩护领导机关突围,亲自端着机枪带队冲锋,负重伤后不治牺牲;在十三团有"神枪"之誉的贺明灯虽然没被降职或改任他职,但也一直未被提升。1944年11月19日在平谷洪洞水养伤时被鬼子包围,用仅有的不足30发子弹,击毙20余名日伪军。为不被俘虏,用剩余的2发子弹,和照顾自己的通信员一起自杀殉国。要知道,二连、五连和特务连是冀东十三团的绝对主力,大战必上,恶战必参。虽然,1945年7月,冀东党和军区认真检讨了自己的左倾错误,认为确实错误处理了一些干部,伤了一部分同志的心。对单德贵的处理,也确实有欠公正合理,做了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让敌人钻了空子,但已于此事不补。


其二,原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确有让单德贵不服的方面。单德贵认为,原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存在严重失误,为此多次对其提出批评指责。原冀东军区主要领导在军事指挥上,到底如何,当地的史料上没有评说,笔者作为晚辈,也不敢妄加评论。采访目前仍健在的当年的老八路,因当时都是基层干部战士,对此也没有更多更深的理解体会。但从下述两次使冀东八路军遭受严重损失的战斗,读者或许可窥一斑。1941年5月,敌集中4万多兵力向冀东根据地进行围攻。


当时的冀东军区主要负责人,被1940年以来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和逐渐恢复的抗战大好形势所迷惑,对日寇的意图和兵力调动毫无警惕,将军区的主力部队和部分游击队调出山区,全部集中在了盘山以东、以南的平原地带,并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大战红五月”的口号。5月中旬发觉敌对我的作战意图后,匆忙做出反扫荡部署时,已经太迟,冀东军区的主力部队十二团、十三团全部被敌包围于平原地区。6月初,十二团主力在玉田县孟四庄地区与敌激战,在遭受严重损失后突围,老红军、十二团团长陈群牺牲。该团一营也在丰润南部遭优势日军包围,全营伤亡200余人,营长阵亡。


6月1日,十三团在蓟县、玉田县之边界杨家会与板桥一带与敌激战一日。入夜,冀东军区司令部率十三团突围到蓟县十棵树、六道街村一带再次被敌重兵包围。敌使用坦克、毒瓦斯攻击,战斗异常激烈,团长包森险些被俘,被单德贵派特务连战士拼死救出。经过苦战,入夜,军区主要领导率一营突围,二、三营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隐藏枪支就地潜伏。但因叛徒出卖,潜伏的部队和枪支大部丧失。此战,十三团除不足一营兵力突出外,其他部队大部损失。此次战斗,冀东八路军主力部队共伤亡、失散1000余人(不含失散后收拢人员),其中牺牲400余人,被俘近百人。失掉步枪1000余支,机枪13挺,使冀东的主力部队士气锐减,根据地也受到了严重损失。这次战斗,也是单德贵大骂军区主要领导人"不懂军事、瞎指挥,打一仗败一仗,把好不容易攒起来的部队打没了"的主要原因,也是单德贵急于报仇,在尹家府战斗中枪杀俘虏的主要原因。《通县革命史》对此次战斗,也如实记载如下:“我军确实缺乏警惕,1941年春,仍以‘大战红五月’为口号,集中兵力,转战蓟县、丰润、玉田平原”。


另一次战斗,是1944年12月底发生在平谷县的五路突围战斗。1944年底,为加强冀东党的领导和抗日斗争,晋察冀军区派出曾雍雅、张明远等80余名中高级干部经平北、密云,12月底到达平谷。冀东军区主要领导同志带部队到达平谷县西部、顺义县东部地区迎接。驻北平日军侦知后,立即从北平、承德、天津、唐山等地调集了一万余名日伪军进行合围。被当时全国抗战大好形势迷蒙的冀东军区主要领导,对敌人的大规模、大范围的兵力调动未有察知。


当12月26日部队向其紧急报告了敌人机动部队的大规模集结情况后,仍认为敌人的小范围调动是司空见惯的事,未作出相应的部署。同时,还要求冀东军区第二区队(团级单位)政委谭志诚(老红军,江西永新县人)来平谷西部向其汇报工作。当12月27日,敌人已完成了兵力调动,包围圈越来越小时才引起注意,但已来不及作出详细的突围部署。慌忙中,将所带部队分成五路,从不同的方向开始突围。军区主要领导和十三团团长舒行、参谋长陈云中、政治部主任王文带的四路除了机关干部外,都配有正规作战连队掩护,只有不熟悉平谷地形的新任团参谋长关旭(东北人,曾任11团参谋长,准备接替陈云中,但陈此时未离职)带的一路突围部队,配备了由伪军反正不久的义勇大队(连级)、只装备部分爆破器材,基本没有武器的团工兵连和使用木枪的三八步枪训练班。在突围中,前四路基本顺利突出。特别是由团长舒行、冀热边特委书记兼十三团政委李子光带的一路,不仅人数最多,有500余人,还包括东进的80余名中高级干部。李子光利用熟悉的地形和对单德贵的了解,从单德贵留下的一条生路中突围而出。只有关旭带的一路,因地形不熟、部队缺乏战斗力,和不了解敌情前来汇报工作的二区队政委谭志诚、军区文工团部分人员共300余人及附近村庄的数千群众一起被万余敌人合围在了平谷两个几乎相连的大小官庄村。尽管如此,在二区队政委谭志诚、团参谋长关旭的带领下,被包围的八路军干部战士与敌展开了英勇卓绝的拚杀。


战斗从12月28日上午9时开始,至晚上10点,缺枪少弹的八路军战士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功,并组织了数次突围,均因敌人众多火力严密和弹尽而失利。战斗中,团参谋长关旭牺牲,二区队政委谭志诚负伤后自杀。原单德贵的老部下、号称“枪漏”的团工兵连连长杜荣春也在突围中阵亡。此次战斗,共有120余名八路军干部战士牺牲,80余名负伤后被俘,另有近百名战士乘隙或在群众掩护下化装突围。被围的数千群众也有400余人伤亡。


其三,当地日伪和特务的离间,也是单德贵最终走向人民反面的重要原因。就在单德贵被降职并受到批判而情绪一落千丈,态度极为消沉的时候,驻三河的日军和特务组织得知此情况后,加紧了对冀东党组织和单德贵本人的离间活动。日伪派汉奸、单德贵的大舅子郭启明找到单德贵,说冀东军区的主要领导准备将其活埋暗杀掉,老婆孩子也不放过等。听到这些挑拨,单德贵的思想更加消沉。他想起十余年来跟随共产党从老家湖南打了大半个中国到了陕北,又打到冀东,竟落得如此下场,不禁潸然泪下,于是挥笔给家里写了参加革命以来仅有的一封信。为了进一步恶化单德贵与冀东军区主要领导的关系,日伪还在群众中到处散布说“单德贵被撤职后不服欲起兵造反”、“单德贵发誓要杀死鬃(笔者注:指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李运昌)”、“单德贵挨整气愤不过,掏出手枪要和鬃玩命”。这些谣言,加重了冀东军区主要领导人对单德贵的反感和警惕,派第一专署武装科副科长等人日夜监视单德贵的行动,也加重了单德贵的逆反心理,使单德贵的思想进一步发生了动摇。据解放后携女改嫁到平谷峪口镇的郭二美讲,单德贵投敌前,曾数次想过自杀,也曾想上阵和日寇决战一死了之,可又舍不下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近于绝望后,在其大舅子的反复惑患下,终于1944年5月3日,趁赴顺义东南部尹家府地区检查工作时机,带老婆、孩子和两名跟随多年的警卫投降驻三河县的日伪。《三河革命史》载:由此单德贵结束了他近20年的革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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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如果当时上层不排挤单德贵,鬼子开多好的条件,单德贵都不会投敌的。




我想起了长征前的王明、博古,《雪豹》上的S13政委“张仁杰同志”,文革中的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鸟人专干迫害、打击异己分子的营生,为什么这种人能吃香,能走红!哎,好人无长寿,祸害一千年!

挺同情他的,想一想要是换做你会怎么做,都是逼的。

本文内容于 2011/2/20 11:29:30 被小编a7编辑

 以下是引用sdcc2011 在第2楼的发言:
我想起了长征前的王明、博古,《雪豹》上的S13政委“张仁杰同志”,文革中的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鸟人专干迫害、打击异己分子的营生,为什么这种人能吃香,能走红!哎,好人无长寿,祸害一千年!

你用了一个词,吃香。很生动,有人喜欢才叫吃香,对吧?

过去搞左派斗争,已经被证明了是错误的,让我们损失了很多优秀的干部,但是对这种错误和相关的人只是一带而过,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反思和检查,也没有做到真的处理,就好夏西一样,在他手里被肃反杀掉的优秀指挥官有那么多,可是最后呢,只是给他一个撤职,应该说是降职,他难道不用为那些人偿命吗。

我们应该好好看看,他是为什么离开革命队伍的,后面提到他的极端那段文章我认为不一定可信,因为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都被整编过,都被调整过职务,所以我认为他以老同志自居是不实的,只能说是这个人是比较耿直,敢干说话的人,我们在自己身边看看,这样的同志多吗,不多,有的地方可能是一个也没有,所以这才助长了一言党,才助长了专政和灯下暗,因为现在的人会更聪明一些,更吸取以前的教训了,更应该说是明哲保身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

就我个人而言,敢于谰言,敢于提出意见的同志是好同志,但是这样的同志往往又会不被领导重视有的甚至是被领导列为打击对象,为种现象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一直都存在着,我觉得现在更厉害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活的小心了,活的现实了,活的没有理想了,活的没有信念了,活的虚伪了。

过去的人还是比较正直的,敢于说话,敢于面对,敢于承担。这种斗争就只有那些文人和书生才会做,真正的军事干部是不会这些的。

什么都要从两方面看,你说单不好,可是你为干什么要把人家的老部下都给撤了呢,为什么把和人家有关系的人都要调查呢,为什么对这么一个有着多年革命经验的老干部要派人监视呢,这些不都是不信任的表现吗,战友战友亲如兄弟,可是你的兄弟却得不到信任。

我想这也是当时领导层犯的一个错误,如果了解一个同志,又怎么能就那么简单的听信了谣言而不相信自己同志呢。如果他想留住这个人那别人拉得走吗,还不是他把人家逼走的,这种搞左的书记人物在当时是在有人在,我看到这些很气愤,真的应该让这些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他们才是真正的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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