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歼7之父”屠基达去世,一生设计出5款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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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装备中国空军的歼-7I战斗机 “歼7之父”屠基达,一生成功设计5种飞机 2011年2月16日,成都的天空异常阴霾,中国航空工业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他就是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航工业成飞公司高级顾问、著名飞机设计师屠基达。因肺衰竭抢救无效,屠基达于2月16日11时05分在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逝世,享年84岁。昨日上午,屠基达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深圳举行。 作为新中国航空工业自主发展的先驱,屠基达一生中参与了15种飞机的修理、仿制、自行设计和改进改型工作,成功设计了初教6、歼5甲、歼教5、歼7Ⅱ、歼7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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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中国空军的歼-7I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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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7之父”屠基达,一生成功设计5种飞机


2011年2月16日,成都的天空异常阴霾,中国航空工业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他就是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航工业成飞公司高级顾问、著名飞机设计师屠基达。因肺衰竭抢救无效,屠基达于2月16日11时05分在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逝世,享年84岁。昨日上午,屠基达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深圳举行。

作为新中国航空工业自主发展的先驱,屠基达一生中参与了15种飞机的修理、仿制、自行设计和改进改型工作,成功设计了初教6、歼5甲、歼教5、歼7Ⅱ、歼7M等5种飞机。没有屠基达等前辈的努力奋斗,枭龙飞机的前身超七早就夭折了,也就没有今天的枭龙。屠基达的名字,总能勾起人们对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历史记忆。


立志航空报国1年9个月设计出歼教1


1927年12月11日,屠基达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幼年的他,目睹日本飞机在中国天空“大摇大摆”地飞过。这“永生难忘的”记忆,决定了屠基达立志投身航空事业来救国的理想。1946年,屠基达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195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飞机厂工作。

1956年,在飞机设计领域开始崭露头角的屠基达被指名调往沈阳飞机厂飞机设计室,担任机身组组长。他承担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机身的设计,仅仅1年9个月的时间,1958年7月26日,歼教1首飞成功。


而立之年出彩72天初教6从纸上飞天


作为飞行事业的摇篮机初教6,被每一个中国飞行员所熟悉。屠基达就是初教6的设计师。1958年初,屠基达和林家骅受命担任初教6飞机主管设计师。在保证飞机强度的前提下,屠基达提出了“为减轻每克重量而奋斗”。初教6从设计第一张工作图纸到第一架原型机上天,总共只用了72天。1979年初教6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成功并投入生产的第一个机种,获得国家质量金奖,现已生产交付了2000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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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基达在成飞公司大门口


1960年举家入川设计出“成飞发家机”


1960年,因搞导弹,屠基达被调入正在建设中的成都飞机厂,后担任全天候歼击机歼5甲飞机主任设计师。

歼5甲没有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只有两架实物飞机以及全套歼5图纸和工装。在三年困难时期,屠基达率领一批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设计队伍艰苦奋斗。1964年11月11日,国内第一个测绘设计的飞机歼5甲首飞上天。时任三机部部长的孙志远曾高兴地赞誉:“歼5甲是成都飞机厂的发家机。”

最终,歼教5以它良好稳定的性能,连续生产20多年,共生产了1000多架,至今已培养15000余名飞行学员,成为我国航校的主要教练机和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首用表演机,并出口援外10多个国家。


晋级“歼七之父”改进“跑得快的近视眼”


“歼7是跑得快的近视眼。”这句早期歼7飞机的飞行员的戏言,曾是“歼7”长达几十年的顽疾。1969年末,歼7改型任务由沈阳转交给了成都飞机厂,屠基达再次挂帅上阵。

改进的歼7Ⅰ型飞机在1973年试制成功,1975年4月设计定型。屠基达又主持了含救生系统大改的歼7Ⅱ型飞机,改进后的救生装置在国内外使用过程中,多次弹射救生均获成功。歼7从I型、II型到通过出口发展到M型,前后共达30多项改进,创新色彩日渐突出。

从1987年起,集歼7所有改进成果之大成的歼7M,又开创了向其他几个国家改型出口的途径,成为我国唯一在国际军机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飞机。历史将屠基达的名字永远和歼7系列飞机的改进改型联系在一起,这位“歼七之父”被永远地写进了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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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7I战斗机


他一生坚守自己的理想


今年春节前,屠基达还在成飞公司工作。没有想到赴深圳与家人过年的一别,一次意外的跌倒,对于成都的同事和好友,竟成了永别。屠基达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蔼乐观的生活状态,深深影响着中航工业一代又一代的职工。

翻开屠基达亲自编写的飞行设计记事文集《难得几次飞》,首页一行小诗映入眼帘:人世稀能百,难得几次飞,岂能不敬业,风雨并言微。

“我与屠老之间的"三课之缘",让我们青年航空人将其奉为"一生之师"。”成飞公司技术中心总体主管设计师张小波回忆说,屠老在与大家一起散步途中说过的话让自己终身难忘:“设计师笔下有黄金,也有人命,每一个小错误的代价都可能损失成千上万的国家资金,甚至是飞行员宝贵的生命。因此,每一个飞机工程师都应该深刻理解并践行"按费用设计飞机"的理念。干技术,就应该耐得住寂寞,要沉下去,坚守自己的理想。”


“平时很少能见到爸爸”


屠基达的儿子叫屠征星,女儿取名屠征音,均寄托着父亲在飞机设计上的凌云壮志。

屠征星回忆说,父亲总是忙于工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加班或开会,平常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年轻时,父亲对他的学校功课不太过问,但是鼓励他和妹妹多参加课外活动,于是他在小学就成为学校足球队队员,参加手旗培训,进入航模小组。父亲还支持他们多读课外书籍,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国际航空》杂志等,为他们儿时带来了对科技世界的憧憬。

在屠老的女儿屠征音的童年记忆却是这样的:“我的爸爸与别家孩子的爸爸很不一样,1.78米高的个子,与之不搭配的是只有五十几公斤超瘦的体重,30多岁时他的头发大面积谢顶,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他走路飞快,看到我时总是露出亲切的笑容。”屠征音说,平时很少能见到爸爸,几乎没有吃过他做的晚餐。如果遇到与他相处的机会,一定会赖着让爸爸抱或背。在她6岁时,爸爸买票请全家看过一次电影,可是只看了一半,就被人从电影院喊出去加班了。


1975年11月三机部接到空司报告抄件后,立即向总参上报“关于歼7全天候飞机战术设计要求的几点意见”。这样,歼7Ⅲ型立项就等总参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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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7I战斗机

本文内容于 2011/2/19 9:52:07 被扫粪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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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我在医院上班,接待了一名来自南昌的老年女性病人,中期肿瘤,来做放疗,看了病例上单位是“洪都集团”,我就开玩笑说您老是造飞机的?老人说我们夫妻俩都是,我一问其老伴的名字,惊我一跳,非常有名的航空及导弹专家,我初中那会就在《航空知识》上看过。老两口非常俭省,我用尽一切关系给他们安排了最好的病房,最快的治疗程序。到现在,过节时老人还会发短信给我,老人也很高兴居然医生以前就认识他。

一、歼7改型在“文革”中艰难前进


原型歼7飞机引进后,是先使用后仿制的,所以较早收集到部队在使用中发现而要求改进的问题。1968年6月,三机部和空军在沧州召开的会议上,132厂得到了空一所提供的一个歼7外场使用中400多条问题的清单,112厂接触得早,112厂设计科科长胡淡同志在会上谈了歼7飞机一、二、三期改进的设想。这个会132厂设计科副科长沈泳沅同志参加了,会上成立了以三机部为组长单位,国防部六院和空军为副组长单位的歼7飞机改进改型领导小组。此后,112厂不再参与歼7工作,歼7改进改型工作全部由132厂承担。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底开完歼教5的定型会,1967年开始,我就“靠边站”了。1967年5月6日,132厂发生震惊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开枪打死50多人的武斗时,厂内办公室的人都跑光了,我作为不断写检查的当权派,还老老实实地坐在设计科办公室。大约上午10点钟,好心的设计员王惠铨跑来偷偷地告诉我:“厂外已经有几万个城里来的造反派把厂围住了,看来要出大事了,你赶快走吧”。

我一听不得了了,赶快出厂。厂门口果然双方对峙,剑拔弩张。回到家中,下放在车间劳动的爱人埋怨我怎么那么迟钝,要死人了。果然不到一小时后,就听到厂门口枪声大作,保卫工厂的一派冲锋枪就打开了。厂外城里来的造反派宣传车上高音喇叭反复广播:“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枪声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鼓动造反派冲进厂去。这一天开枪打死的造反派50多人大部分是中学生,宣传车上则是北京来的大学生。造反派推翻工厂的围墙冲进了工厂,守工厂的厂内保守派退出工厂逃往附近农村。处理这全国第一次开枪的武斗“5.6事件”,中共中央专门发了文件。132厂的确成了“文革”中的重灾户。

1968年10月,厂里掌权的造反派成立了劳改大队,对几百个“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再加上坏头头(保守组织头头)集中起来,实施劳改,我作为全厂唯一的“反动技术权威”,也被赶进了劳改大队。每天由武装民兵押着,齐声高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排队前去劳动,挑石头,筑清水河堤,修机场护厂沟等等。这些重体力劳动,在某种程度上,比每天在走廊上写检查,清扫厕所,在思想上还轻松一些。

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始终不理解,老老实实干工作,一直听党的话,也做出了成绩,为什么会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联想到1958年反右运动后期右派分子的下场,想想自己,想想妻子,想想子女,想想年迈的父母,都会怎样,确实令人不寒而栗。但一切都没有办法,只好一天挨着一天过。

1969年8月,科里造反派宣布我“解放”,回去当设计员。1970年4月,厂革委会调我去生产指挥部当设计组长,代表工厂指挥两个设计连队。此前不久,厂军管会决定撤销原有车间科室编制,全厂实行军事编制管理,工厂总部机关设立三大部,基层设定了13个大队,77个连队,车间科室都成为连队。3月份军管会改为工厂革委会,军事编制不变。此后,生产指挥部陆续给我调来下放在车间劳动的黄理章、薛炽寿、王致斌三名设计员作为设计组的成员。

我当时第一件大事是组织歼7Ⅰ型的全机静力试验。通过六项改进的歼7Ⅰ型飞机陆续在生产线上往前走,原来北京要求1970年当年研制成的歼7Ⅰ型飞机完成100架,后来眼看完不成又改为60架,但按研制的试飞提纲飞好的飞机,已有十几架之后,一直没有人来接收。后来才知道,空军内部不少人全盘否定歼7飞机,对6改改型的否定,更不在话下。因此三机部军管会主任周洪波几次和厂里领导说,要恢复原型。经过据理力争,最后总算保留了:加左机炮、改无级调锥及唇口改圆等三项,座舱盖加高、机翼整体油箱扩大被否定,改815乙发动机被认为不成熟,最后形成歼7Ⅰ型三改三不改方案,重新试制。

1972年4月9日,我早上上厕所发现大便全是黑的。最近一段时间胃常不舒服,老毛病没当一回事。爱人代我拿了便样去医院化验,我仍上班去了。不久爱人拿了4个“+”号强阳性隐血化验单到我办公室——胃大出血,立即把我送去医院。第二天,生产指挥部领导来医院看我,希望我能与革委会的孙志端副主任一起去北京向叶剑英(军委)副主席汇报歼7工程三改三不改的问题,这时我已无可奈何了,我推荐薛炽寿代我去参加。孙副主任原是172厂的厂长,“文革”中挨整后由部里出面把他调到132厂来的。

早在1970年11月,在北京,我和三机部李在田同志一起去空军科研部机务部汇报歼7Ⅰ型6改方案,汇报完后机务部何培沅副部长提出Ⅱ型改型的重点是取消带离弹射,再下步歼7改型是搞全天候型,希望能让歼7装上小型化的645雷达,因为空军已决定在歼击机种中,必须有五分之一的全天候型。


[图文]“歼7之父”屠基达去世,一生设计出


134号歼-7II原型机


1972年10月,三机部在北京召开考察米格-21ПΦ引进技术会议,孙副主任和我等去参加。之前,为改成歼7全天候型,三机部张金波处长带队,132厂设计连连长张仁保和设计员王杰两同志参加,去朝鲜考察了米格-21ПΦ全天候型飞机,进行了粗糙的外形测绘,收集了一些外场材料,带回了火箭弹射座椅、雷达及2C型发动机等实物。这个会就是介绍考察情况,开展歼7第三期改型为全天候型的会议。段子俊副部长出席会议并发言,强调部队急需歼7全天候型,132厂要当大事来抓,要求1976年底前后改型成功定型。

会议开了整整十天,包括研究发动机的改型,有5个很具体的会议纪要。我在会上提出,最好能拿到一架ПΦ飞机,否则1976年这进度很难保证。611所派出谢光和吴逢光二人参加了此次会议。1972年9月,工厂恢复科室车间,撤销大队连队,原十大队所属设计、特设、试验、技术情报等科室和模线车间改制为设计所,我任副所长兼设计科长,主管设计。原来两个设计连合成为一个设计科。

10月会议以后,设计科内三期改型方案工作就展开了。三期改型的中心是放大机头,在中锥内装上204雷达(雷达厂推荐的)。放大进气口的尺寸就按照考察时带回的ПΦ飞机大致尺寸。此外,还研究改吹气襟翼,加机背油箱,加大起落架,装改型发动机,增加机翼外挂点,改红外照明灯。这些工作与歼7Ⅱ型改型几乎是同时在进行的,因为重点专业工作并不重叠。Ⅱ型重点是弹射救生,Ⅲ型重点是火控系统。

但是当时全厂的工作重点是搞好质量整顿,歼7Ⅰ型重新按三改方案试制,争取尽早定型进入批生产。重新试制的三批一架歼7Ⅰ型飞机于1973年9月送630所作定型试飞。

1973年9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按“部院结合、厂所挂钩”的原则,国防部六院划归三机部建制。

“文化大革命”后复出的132厂原厂长马诚斋改任工厂临时党委书记。1973年9月马提出工厂应走320厂的路,要搞一支较强的设计队伍,做一个规划开展自行设计。之后,复出后的谢明副总工程师升任革委会副主任,除质量整顿外,还狠抓工厂的技术改造,设计性试验的技术改造也列入其中。


[图文]“歼7之父”屠基达去世,一生设计出


138号歼-7II原型机


二、划时代的襄樊会议


1973年11月,我率张仁保、李宗俊、包于涵、王月新、顾凡清等出席三机部在襄樊召开的歼7、歼8弹射救生装备协调会。这是部院结合后的一次重要会议。

早在1970年初,座椅设计员包于涵就与我谈过座椅改进,取消带离弹射改为敞开式火箭弹射,当时决定派人去参加空军主持的歼6座椅改进试制试验,学习他们的经验。1970年12月,派出的沈泳沅、顾凡清开救生会议回来,涉及歼7二期改型,向孙副主任汇报,建议成立救生方案的研制小组。此后,座椅及舱盖的改进方案一直在进行。

我们带去的歼7火箭弹射救生方案,首先是继承了歼7原型座椅手脚保护等机构比歼6先进,因此取得空军主管此事的军训部同志的支持。取消带离弹射后的座椅装有专用的平台火箭包,可实现零高度救生,有专用的人椅分离器,分离人椅放出装在椅内的救生伞。舱盖改为固定风挡和后折返舱盖,取消原有的防弹玻璃。舱盖将有Ⅱ型和Ⅲ型的两种外形。这个方案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会前准备比较充分,汇报和讨论比较扎实。这时六院的救生专业所610所成立不久,他们带去了歼8头靠伞的救生方案。会上有人建议只合成一个头靠伞方案,歼7的坐伞方案应该下马。由于我们据理力争,又得到部机关同志的支持,最后终于取得了歼7座椅方案和歼8座椅方案可以并进的结论。

这次长达11天的会议,对歼7Ⅱ型成功改型至关重要,当然也预定用于歼7全天候型。我们争这个改型权,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既有技术上的风险,也有工厂生产形势不好造成的进度上的风险。更令我这当干部的人感到还有政治上的风险:万一救生失败,当时尚在“文革”之中,随时都会有政治帽子飞来。但是歼7飞机原型救生不安全是空军最大的担心。

据介绍当时国内歼7飞机共有七次重大事故,其中迫降成功二次(包括1972年3月我厂一次),五次跳伞,其中四次一等事故,飞行员都牺牲了,一次二等事故,但飞行员被压伤颈椎导致终身残废。真是触目惊心。这是我们下定决心挑起歼7改型重担的思想动力,当时我们叫做“革命加救命”。在进度上我们又必须走在歼8方案的前边,虽然歼8方案是倾一个所的力量在做,但如果歼8方案先成功了,又会有人主张停止歼7方案的。所以我们舱盖座椅组的设计员,在工厂生产形势不好时,自己在车间推着零件车跑工序,急进度所急,都在情理之中。

1974年5月,三机部正式下达任务,由132厂负责歼7弹射救生改型工作。


[图文]“歼7之父”屠基达去世,一生设计出


中国海军航空兵的歼-7II战斗机


132厂从“文革”的混乱中,正在逐步恢复秩序中,但总体上讲,一部分群众派性严重,干部又不敢管,劳动纪律太差,不少车间都是冷冷清清的。孙副主任主管全面生产工作,也没有多少办法,其实他与中层干部一样,从“文革”中吸取教训后,始终坚持不过“三八线”,即不管“文革”政治运动,只管生产。这时他对我们的工作安排是:歼教5生产的优质过关,歼7Ⅰ的设计定型工作,歼7Ⅱ改型发图工作,歼7全天候改型方案工作,齐头并进。

1974年初,我派总体、气动专业的郑维川、刘远孝、向文政、寿伯康、徐德寰等五名同志带了歼7全天候初步方案去北京、沈阳、南昌、哈尔滨的机关、部队、厂所等20个单位调研。其中包括引进斯贝发动机的情况,收集了不少资料。

在空军作战部,李济中处长讲:“部队急需歼7全天候,主要任务是对付敌夜间来袭的轰炸机。”他要求改型时要注意保持原来歼7轻便的特点,不要越改越重。火控系统要机炮、导弹和火箭都能带,雷达最低高度要在2500米以上(不截获地面的最低高度),要求配一个简单的火控计算机。希望能加大飞机的作战半径,即机内要加油;要改善飞机的起落性能;要装自动驾驶仪,夜间飞行,飞行员容易出现错觉,到时候自动纠正,红光分散照明是需要的,等等。这些调研,对我们很有用。

1974年3月,我带宋开基、黎石山、徐德寰等去大足空军基地调研。目的是与部队同志座谈歼5甲和歼教5的使用情况,研究歼教5与机翼大梁孔产生裂纹的排故方法。由于1972年12月部队一架歼5飞机飞行中机翼大梁折断造成一等事故后,引起对歼教5、歼5甲机翼大梁普查,普查结果歼5甲大梁没有裂纹,歼5及歼教5都有。目的二是征求他们飞行员对歼7全天候方案的意见。大足的部队有一个独立大队是夜航部队,用歼5甲飞夜航。

飞行员听了我们对歼7全天候方案的介绍后,寄予很大希望。特别强调雷达一定要好,导弹必须配,炮不行了,必须能远距离截获进攻,打轰炸机必须用导弹。飞机重一点笨一点,都不要紧。仪表希望多一些综合型的。如果有双座夜航机最好。他们说飞夜间科目,一个人太忙,不管夏天、冬天,都出一身汗,训练时间长,雷达又不好,又要顾舱内舱外,一个人够忙的了。飞行员们普遍感到飞机发展应该有一个长远规划,我们与苏、美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太落后了,希望工厂的同志多作贡献。

4月,我派设计员张殿杰去贵州与011基地协调为歼7全天候配加大推力的发动机,以涡喷7乙为基础加大流量,达到全加力可有6600千克力。

4月20日,我厂歼7Ⅰ型三批一架在阎良定型试飞时,由于着陆时目测不准冲出跑道导致右机翼损坏,我带十余人赴阎良处理飞机。

早在1975年初,三机部的年度计划要求我厂在1975年内完成歼7Ⅲ型外形设计、吹风,完成总方案上报。4月份部在北京召开十年规划会,歼7全天候已列入规划,要求132厂于1979年完成定型。所以在此期间抓紧讨论了歼7Ⅲ的各系统方案。1975年5月以工厂的名义上报了歼7Ⅲ型研制总方案(75)厂革生密字171号文。

1975年3月12日,三机部下达文件,611所与132厂结合,所的建制归132厂领导。这一决定,后无实际行动,因而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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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的歼-7II战斗机飞行在台湾海峡上空


5月,工厂据部里精神,组织讨论十年规划。会上,我提出除歼7Ⅲ外,应搞歼教7及歼7后继机,可暂名为超歼7,采用单台斯贝发动机,两侧进气,有拦截能力。经厂里讨论决定歼教7不搞,后继机暂不提。

6月,三机部李际泰部长及六院徐昌裕副院长来检查工作,我向他们汇报了歼7工型定型和歼7Ⅱ型改型进展的情况,并汇报了歼7Ⅲ型的方案。徐副院长说Ⅲ型方案要开一次方案论证会,已定的7条改型原则很好。在此之前我们收集到的空军部队对歼7Ⅲ型改型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4条:

1.歼7昼间型仍需要,白天不一定开雷达。全天候主要是夜间可拦截轰炸机,轰炸机可以以图-22为目标。

2.保持歼7简单轻便的特点,突出飞机中高空性能。但雷达一定要有低空使用性能(高度不低于2500米),以拦击敌轰炸机低空突防。

3.争取加大作战半径。要争取在敌方发射地空导弹前打掉敌机,故作战半径希望达到400千米。

4.改善起落性能,如能达到滑跑距离500米~600米。

我们的歼7Ⅱ型敞开式火箭弹射救生项目改型正在积极进行,试验是首先自力更生土法上马。8月李部长和徐副院长专程来厂,观看工厂自己动手组织的零零弹射试验和空中人椅分离。132厂在“文革”中形势一直不好,经常受到批评,但改型工作一枝独秀,当场受到李部长他们的赞扬,真不容易。

此前,空军受吴法宪一伙人的影响,有“歼6万岁”、“歼6可以打遍天下”的谬论,因而有意压制歼7。当时空军内部仍有争论。为了肃清它的流毒,在国防工办的促进下,空军于1975年3月~8月,组织进行了177架次的歼6、歼7飞机对比试飞,最后得出结论:歼7飞机高空高速性能明显比歼6好,中低空性能两机各有优势,可视为相当,故全面衡量,歼7飞机性能优于歼6飞机。1975年9月21日,空军在故城举行了两机性能对比飞行表演,出席观看的有国家计委、国防工办、总参、空军及三机部的领导。从此结束了这一场争论。

1975年11月李际泰部长在部的天津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副主席给我交代了好几次,要赶快搞歼7,要以歼7换装歼6。”歼7Ⅲ是预定的新机之一。我厂歼7Ⅲ的设计打样工作全面展开,吹风试验、外协计算课题、成品协调工作也全面铺开。

空军司令部(简称“空司”)接到我厂5月上报的歼7Ⅲ型研制总方案,原则上已同意,并据此于1975年10月14日向总参以(75)司科学第64号文报告“关于歼7全天候飞机战术技术要求”,抄送国防工办及三机部等。该报告称:“歼7全天候飞机是空军夜间作战急需的飞机。早在1972年三机部就正式下文,132厂进行改型研制。该厂已做了大量工作,并于今年五月提出一个研制方案,预计1978年第一架改型飞机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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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7II战斗机


歼7Ⅱ型研制,各单项都进展良好,阻力伞舱上移这一项,经过二次试制,完善了“双门后钩”方案的研制。1975年11月在张家口部队进行了鉴定试飞。由于阻力伞的着力点自后机身腹部移到了机尾上部,因此可以提早开伞,甚至在离地尚有0.5米高度时即可空中开伞,大大提高阻力效益。我去参加了这次试飞。由空7师任组长单位的试验鉴定小组认为效果很好,建议批准定型。

而三改的歼7Ⅰ型飞机,经过试飞研究所鉴定试飞,于年初完成全部课目后,在1975年4月已完成设计定型审查,6月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

1975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国发(1975)120号文件批转关于常规装备科研定型生产中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根据文件精神,空军和三机部着手清理整顿压缩飞机型号。空军和六院都倾向于歼7Ⅱ型不作为一个型号,而部机关倾向于作为一个型号。原因是歼7Ⅱ型手续不完善,也没有飞机改型后的战技指标。而Ⅲ型均有报批手续,手续完备,可以作为一个型号。

歼7Ⅱ型不作为一个型号,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很不利。而且没有型号就没有研制费,如果Ⅱ型改进4个项目都作为歼7Ⅰ型的后续内容,使用生产都大成问题。所以我两次带薛炽寿等去北京呼吁活动。一次是1975年11月,一次是1976年2月。分别向空军、六院、三机部机关汇报,据理力争。麻烦的是工办和总参吸取歼6改型多而乱的教训,也主张不另给型号。空军的意见,可以成熟一项改上去一项,6改7改的Ⅰ型。可是管理上不就更乱了。于是在与空军讨论过程中,想出了一个办法,先给歼7Ⅱ型起一个乳名,叫歼7Ⅰ改。在与工办讨论过程中,谢光局长的意见起了作用。他认为成功一项改上去一项的想法可以理解,但作为管理和生产这不行,特别4改以后,作为一个主力机种,没有一个型号是不行的。这时六院的同志也转过来赞成给一个型号了。尤其是发动机改了,带离弹射取消了,与Ⅰ型大不一样。接着我们就研究如何报批。

2月份谈完Ⅱ型问题,我和薛炽寿、寿伯康、曲鸿义等五人就在空科和六院分别讨论歼7全天候的任务要求、发动机、增加外挂等具体问题,因已经明确作为一个独立型号,谈问题可直截了当。

我在北京时感冒咳嗽不止,坚持办完事。3月5日返回成都当天即住人医院,经诊断为大叶肺炎,用了多种药,均吸收不下去,医生开玩笑说我在北京感染了外地特殊细菌的肺炎。直至17日才提前出院。

1975年11月29日,我父亲在上海因胃癌去世,享年82岁。他去世前我曾在上海陪伴半个月,后接通知参加歼7Ⅱ型阻力伞舱项目在张家口部队鉴定试飞,匆匆离沪赴张家口,几天后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是73年去世的,至此,我已父母双亡。(本文节选自《淡墨集——飞机设计师屠基达自述》)

又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楷模走了,印象中的他总是挂着谦和的笑容,在专业上严于律己,对人谦和,宽以待人。对国家民族有着深沉的爱。真希望现在的精英阶层多些屠老这种人,少些学术作假,对人苛责的精英。屠老走好。

 以下是引用刘铭传 在第3楼的发言:
又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楷模走了,印象中的他总是挂着谦和的笑容,在专业上严于律己,对人谦和,宽以待人。对国家民族有着深沉的爱。真希望现在的精英阶层多些屠老这种人,少些学术作假,对人苛责的精英。屠老走好。

这种悼念在心里就行了,这下你暴露了。是成飞的技术人员。

改个号再来。别让特务盯上了 。

“初教6从设计第一张工作图纸到第一架原型机上天,总共只用了72天。”作为弄技术的,不得不佩服得五体投地,先辈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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