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莱特形象的意义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创作第二时期即悲剧时期的力作,英国此时已由伊丽莎白时代的表面繁荣转化为整个社会日益激烈的动荡不安。莎士比亚早先对人文主义理想的歌颂变为了对现实的严峻批判。悲剧主人公哈姆莱特形象就是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莎士比亚通过哈姆莱特形象对社会现实及由社会环境决定的人文主义思潮作了高度浓缩和提炼,因而这一形象又上升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结晶,对这个形象的分析,不仅能帮助我们认识当时的英国社会的现实,而且能让我们在考察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的精神之花时,发现植根于现实的“人学”对现实的启迪和警策。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哈姆莱特形象的典型性就在于它深刻地描写了早期人文主义者对现实的批判和基于批判的怀疑以及伴随而来的幻灭和绝望,而哈姆莱特的绝望正是对那个时代的控诉,也是对那个时代的反叛。他的绝望虽然打着人文主义者固有的阶级弱点的烙印,但正是这种绝望显示了处于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理想人物的局限,所以也从而批判了决定这个人物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本文正试图从这点入手,从社会分析,性格分析,哲理分析的不同角度写出自己关于哈姆莱特形象的粗浅意见,并殷切希望我们仍要与“这一个”哈姆莱特告别,因为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

(一)“丹麦王宫”中的王子

哈姆莱特最先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地方是在“丹麦的王宫”中,他此时是从人文主义思想中心之一的威登堡奔丧回家,而他的第一句台词就是:“超乎寻常的亲族,莫不相干的路人”。矛盾的话语显示了他矛盾的心情,而且随着情节的发展,这种情绪成为了哈姆莱特性格的基调,理解哈姆莱特的形象必须从产生这种矛盾心情的时代与人物的自身矛盾入手。正如赫尔德在谈到哈姆莱特时说的那样:“你把这个人所在的地点、时间和他个人的情况去掉,你就去掉了他的气息和灵魂,它就成了这活人的画像了。”剧中的哈姆莱特活动在中世纪的丹麦,而哈姆莱特却是应该生活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英国,莎士比亚是从当时的现实出来提炼出这一形象的。

在剧本情节刚展开时,摆在哈姆莱特面前的现实状况是,父死母嫁,世事颠倒,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哈姆莱特那双由人文主义理想所赋予的明澈见底的眼睛不由不感到灼痛,因而“老是垂下眼皮,在泥土之中找寻他得高贵的父亲”,所以他不得不发出慨叹:“但愿我这一个太坚实得肉体会融解,消散。”一登上舞台就思死亡,热情如火得“时代骄子”为什么一下子消沉起来?哈姆莱特的沉重叹息立即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要理解哈姆莱特我们有理由更有必要看一下他所处的时代。

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末叶,是欧洲封建社会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时期。十五世纪末叶以后,资本主义的中心转到了英国。剧中的丹麦王国即影射英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一时期,西欧资本主义正处于过渡时期,这个时候的社会主要还是封建社会,人文主义的思潮便贯穿在这一历史阶段之中。为了打破封建桎梏,人文主义者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武器,提倡人性论,主张现世幸福,肯定人的价值,深受人文主义思想惠泽的哈姆莱特这时对人生充满美好的理想,正如他写给奥菲莉亚的情书而言:“你可以疑心星星是火把/你可疑心太阳会转移/你可疑心真理是谎言/可是我的心没有改变。”正如常言所道,初恋的心不在姑娘身上,而是出自理想,出于对理想的生活和理想爱情的信念,哈姆莱特才唱出了这么动人的诗歌。

在人文主义者看来,理想生活的本质之一就是自由,而有诗情的王子也许读到但丁这位“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和“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如下的话:“自由的第一原则就是意志的自由……意志的自由就是关于意志的自由判断。”哈姆莱特处在人类从千年的黑暗中觉醒过来的初期,他欢乐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但他的眼睛也会因不适应而感到刺痛。人文主义者以自由作为人生的目的,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是他们把关于意志的自由判断用来作为获得自由的重要手段。这种时代阶级的局限所带来的错误思想必将把他们的行动引入歧途,从而给他们的乐观涂上一层忧郁的阴影。所以,尽管哈姆莱特歌颂:“人类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但他奔丧回家一遇变故,他便消沉下来。而人的思想和情绪决定于环境,那么“丹麦”——“莎士比亚的英国”又是怎样的呢?

“全丹麦从来不曾有哪一个奸贼不是一个十足的坏人。”哈姆莱特百思不得其解的现实就是这样的老福丁布拉斯和老哈姆莱特的交战,名义上是为了骑士精神,实质上却是早期资产阶级残酷的资本掠夺。在墓园一场戏中。俩个小丑插科打诨,举出了世上最坚固的三种东西:绞架、教堂、和坟墓。统治阶级不仅用残酷的手段镇压人民,而且用封建神学思想统治人们的头脑,禁锢人民的行动。他们大耍偷天换日的伎俩,朝臣钩心斗角,律师玩弄笔刀,颠倒黑白,地主们耍尽诡计搜刮地皮——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罪恶的血污之地成为了哈姆莱特的生活环境。

哈姆莱特的性格就是在他的人文主义世界观与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环境的不断冲突中发展变换的。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结束,农民和城市平民反对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以及在这些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妥协改良、半途而废,就是哈姆莱特生存的时代环境。正如歌德所说哈姆莱特这棵洁树被栽种在一个“花盆”里,树根伸长,盆必然要破裂。时代的矛盾决定了王子自身的矛盾。

(二)时代灵魂的幻灭


歌德认为一种超过个人能力的愿望是近代才开始出现的。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人类的理性打破了地球中心论。人从上帝的“庇护”中竭力挣脱出来,人作为一种创造力量得到了人文主义者的高度称誉。哈姆莱特渴望扭转乾坤的心情就来源于此。但当时生产力处在急骤发展前的胎动时期。人文主义者在尚未充分发展新生产力之前,不可能合乎客观规律地测绘出新型生产关系的图景,他们的理想有待完善,他们的乐观在一定程度上有盲目的倾向。因而,他们基于不发达的生产力的理性意识也是比较脆弱的。这是哈姆莱特忧郁迟疑对自身力量怀疑的时代根源。

脱胎于时代的哈姆莱特以早期人文主义者锋利而易脆折的理性之剑分析周围阿谀的廷臣,卖友的“信士”,痴愚的情人等种种人物的不同表现,他得出一个结论:与其遵守这种从小就熟悉的秩序不如把它们破坏了更加体面。因此,他不断地要求突破,并为突破寻找充足的理由,但最终他依然什么事也没干,而且就是他对自己弱点的想法也只是提供了他又一次沉溺其中的机会。哈姆莱特的延宕就是上述情况最深刻最直接的表现。尼科尔教授指出:“凡是认为哈姆莱特是由于拖延行动才走向毁灭的,便等于说哈姆莱特的真正职责就是**,或者至少就是刽子手。”我们认为哈姆莱特的延宕以及他的整个悲剧有更深刻的意义。我们要知道哈姆莱特一系列疑惑犹豫的原因,就要考察时代要他解决的问题,问题通常产生在现实生活的矛盾之中。对哈姆莱特具体而言,父亲是鬼魂,而且生前孽障未尽,等生前的过失被火焰净化之后,方才可以脱罪,母亲是一个淫妇,“虽然和光明的天使为偶”,“而宁愿搂抱人间的朽骨”。杀兄轼君的叔父使用最残酷卑劣的手段迫害他,却对他说:“我要给你尊和恩宠,不亚于一个最慈爱的父亲之于他的儿子。”活动在暴君前后的谀臣波格涅斯表面上是这封建王朝的“栋梁”,实际上却是一个对儿子也使用特务手段的家伙。这些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刺痛了哈姆莱特明澈的双眼。他的人文主义理想与冷酷的罪恶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老哈姆莱特作为哈姆莱特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体现了他理想中的社会关系。但父亲死后仍然要经受地狱之火的焚烧。那么父亲的正义形式形象就值得怀疑了,由此而来他自己也发生了信仰危机,对父亲的怀疑导致了他整个信念的倒塌,周围的欺骗和背叛加速了这个坍塌过程。既然在泥土之中找不到父亲高贵的身影,那么从死人身上是得不到力量了,而叔父母亲,廷臣和恋人也不能给他安慰。我们孤独的王子便只有整日游荡在丹麦王宫,以无尽的思虑排遣他的忧郁。新兴资产阶级的软弱导致了哈姆莱特理性的脆折。奥菲尼亚说他“好像不用眼睛的帮助也能找到他的路”。哈姆莱特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的局限也正在这里,他无力解决现实中的矛盾。便把问题抛到思维的领域,以为理性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离开了实践的理性之剑只会割破使用它的手。时代的灵魂就这么幻灭了。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哈姆莱特幻灭了,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的批判,因此,即使哈姆莱特一上台就思考死亡,他时候身上仍应覆盖一面人文主义者的旗帜。

三.“圣者”与“自罪者”的性格冲突

“ 要是照每一个人应得的名分对待他,那么谁逃得了一顿鞭子”?哈姆莱特说这话也是针对他自己的。莎士比亚由此把对社会的批判转移到了对个人的严格剖析上,并通过典型人物的剖析来达到对典型环境的剖析。

早期人文主义者由于阶级特点的限制,他们一方面要求冲破封建来束缚发展新生产力,创造新世界新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驱除中世纪的黑暗,迎来真正的曙光。当他们前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时,他们便发现自己的力量,视自己为上帝的杰作,认为自己是圣者,而当他们出于阶级软弱和人文主义思潮理论基础的个人主义作祟而无力抗争强大的封建黑势力时,他们便自叹自艾,视自己为罪人——“我们的乞丐是实体,我们的帝王和大言不惭的英雄却是乞丐的影子。”哈姆莱特如是说,表明了早期人文主义者对现实的批判,也表明了人文主义者对自身力量的悲观。所以圣者与自罪者的内心冲突正是人文主义理想与黑暗现实冲突的一种体现。

哈姆莱特审慎的目光从周围回到自身,时代“骄”子的重振乾坤的豪气化作了时代“娇子”的自责,并由此而发出了对“人类”的深深失望。

任何思想都植根于当时的时代条件,人文主义思想一方面反映了大变革时期资产阶级蓬勃向上的一面,一方面由于历史及思想具有继承性,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受到了中世纪经院哲学致命弱点的影响。“死了,睡着了……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作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当哈姆莱特从灼痛他眼睛的现实退回到思辨的心灵中去的时候,死亡作为一个永恒的命题紧紧攫住了他的心。他对现实世界的失望使他渴望从这个污浊之地消失,他对死亡的反复思虑既是作者对中世纪宿命论的谴责,另一方面又表明哈姆莱特是多么渴望知道人生的价值。什么是人生的价值?人文主义的理想价值观不能满足哈姆莱特的心灵。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文主义对美好人性的赞扬在某种程度上是人对虚幻的神的赞美。他们的理想人物带有幻想的性质。这既是人文主义的进步性,因为他们把神拉到了人间,认为人比神更有力量;但又是人文主义者的局限,因为他们把人送到了天庭,他们没有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从人的实践中去发现人的价值,实现人的理想。如意大利人文主义哲学家皮科借“上帝”之口说:“我交给你们的是一个自由意志,你不为任何限制约束,可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你本性的界限”。人文主义者不从实践中发现自由意志,享受人的尊严所带来的光荣,反而认为自由意志只存在于理性之中,正如但丁所言:“意志自由就是关于意志的自由判断。”可以说,哈姆莱特还没有读懂时代交给他的剧本之前就走上了舞台,而但丁的这句话很可能就是他心中唯一的台词。哈姆莱特生活在思想中,并沉醉其中无法解脱,而这种不科学的思想不能提供合乎客观的人生目标。因此,表面上看来,哈姆莱特对目的一目了然,按黑格尔的话说来,是“知道干什么,只是不知道怎么办。”杀掉轼君篡位的叔父,重振乾坤轼是哈姆莱特意识到的首要任务。但是在更进一步意义上,他却在“人的价值”面前徘徊不前,因为他看到了罪恶。这时,他所意识到的不是某个特定的个人的罪恶,而是人类的罪恶。“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 ,陈腐、乏味而无聊!哈姆莱特这种抽到每一个人头上的鞭子也落到了奥菲尼亚身上。在剧本第三幕第一场中,他对她说:“我的确曾经爱过你”——“你当初就不应该相信我,因为美德不能熏陶我们罪恶的本性,我没有爱过你。”哈姆莱特为什么这样一方面折磨自己的情人,另一方面又无休止的自我谴责呢?他的深重的内疚感自罪感来自何处?这是理解哈姆莱特形象的又一个关键所在。诚如他自己所说:“是啊,这还不算,只要你给他看什么,他也就给你解释什么,只要你做出来不害臊,他解释起来也决不害臊。”早年的经历,家庭的悲剧,偶像的破灭。这诸多悲剧性的事件所构成的环境总在影响他,哈姆莱特的浓重忧郁出自深沉的幻灭。他的自罪感来源于对自己无力改变现实的深深自责。在他身上,人文主义者的激情更多地表现为他头脑中自圣与自罪这双韧思维剑的自我搏击。这样,视自己为“解释者”的哈姆莱特虽然看到了现实中的罪恶,但由于人文主义者自身所具有的阶级的软弱,他对自身及对社会引起了怀疑和绝望。并把这种对于特定阶级和个人的失望不恰当地推延为对整个人类的失望,所以他叹惋:“但愿我能够向我的生命告别。”

如果说对外在环境的怀疑包含了对当时社会环境和阶级秩序的否定,那么对内在自我的怀疑绝望,自罪自圣的情感冲突正表明了哈姆莱特对自己的臆度的“人”的失望,对虚幻的理想的绝望,对真正目的迷茫。这是以精神频临崩溃来显示的时代的精神痛苦,也正是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式的反抗和批判。

( 四 )过度成熟的思想家


我们说过,哈姆莱特的绝望只是对当时人的绝望,准确的说,也只是对人文主义者面对的专制社会的绝望和对自身阶级软弱的自责。作为经济上并不强大因而政治上软弱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文主义者在遇到阶级力量、思想方法、人格力量都不能解决的巨大矛盾时,他们就只有脱离现实,追求抽象的无限。把念叨绝对的“真善美”作为精神的麻醉剂。而哈姆莱特正是这样避开现实的本质问题,企图在解决内在问题之后再处理外在的,亦即为他的行动找到他认为“合理”的理由。历史告诉我们:思想家只管思想便不会有正确的思想。哈姆莱特幻想在思想世界,从“人的绝对目的”这个已被抽象得毫无内容的概念出发来探索行动的理由,寻求人生的价值。这样便导致了相反的结果,他在找理由的过程中却丧失了行动的理由,在思想人生价值的同时却丧失了关于人生价值的正确思想。这是哈姆莱特在领略了丹麦王国的罪恶之后主观认为人类“无知无望”之后而产生的过度“成熟”的思想所带来的悲哀。脱离社会现实和阶级状况,企图以完全自由的意志来判断人生,这是人文主义者批判封建专制的锐利思想武器,但是把它作为人生价值判断的出发点,必然会坠入唯心主义的泥塘。哈姆莱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哲理悲剧的典型形象。

这种过度“成熟”的思想要求“绝对的真善美”,以抽象的无限代替了真实的人生。哈姆莱特沉醉在自己的空想中,并为自己的“思想”而激动。他很少从当时觉得社会实际出发考虑人的现实品格。我们的莎士比亚那只有时描写神性的手给这位王子披上了一件无形的黑色教袍。哈姆莱特对人的绝望、对神界的怀疑,导致了他对“人类生命无目的”的糊涂认识,这是人离开实践不敢正视现实之后的病态现象。时代的恶浪使这个“新生儿”缩进了他的船舱中进行冥想,并在冥想之中认为:“为什么亚历山大的高贵的身体不会是啤酒桶塞呢?”就这样,哈主义之中。这是脱离实践的思想的苦果。哈姆莱特从热情的王子到“过渡成熟”的思想家一步步发展几乎坠入了彻底的虚无主义之中。这是脱离实践的思想的苦果。


哈姆莱特曾经说过:“上帝怜悯世人”,可是直到他自杀式的死亡之前,他还在说这是一个“冷酷”的人间。哈姆莱特的思想活动与他所处的环境的显著反差提供了他悲剧的注脚。他的悲剧是时代阶级及作为特定历史内涵表现的具体人格的共同悲剧。我们知道实践中与环境必然存在着矛盾。人要改变环境,环境要反作用于人。但这矛盾不应成为孽生烦恼的渊源,而只能是人改变环境的动力。我们不能象哈姆莱特那样仅在“脑际充满流血的思想”。与此相反,马克思正确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莎士比亚以热情的目光注视着哈姆莱特。今天,我们也到了以时代赋予的热情冲掉哈姆莱特的忧郁的时候了。抛开无谓的细枝末节和貌似深刻殚精竭虑似的所谓纯理论探讨。把人的目光放到人的实践上,让生活中的矛盾不成为压力而成为动力。这应该是我们那位谨慎的王子所留下的最大但和最有现实意义的遗嘱吧,同时,这也是我们着眼今天的现实,客观地分析哈姆莱特形象所应得出得一个必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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