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 第2部分 中国秘密战(一) 15.西安大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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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_17193.html][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_17193.html[/size][/URL]   西安大斗法   对付国民党的特务破坏,不但要防守,还要以攻为守。攻,就不能只在家门口打仗,而是要楔入敌阵。距离延安最近的大城市是西安。西安给延安把门,西安的情报保卫工作就格外重要。   1936年底爆发西安事变,周恩来随即赶到西安,帮助张学良和杨虎城应对局面。事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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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大斗法

对付国民党的特务破坏,不但要防守,还要以攻为守。攻,就不能只在家门口打仗,而是要楔入敌阵。距离延安最近的大城市是西安。西安给延安把门,西安的情报保卫工作就格外重要。

1936年底爆发西安事变,周恩来随即赶到西安,帮助张学良和杨虎城应对局面。事变平息后周恩来又要返回延安,却在西安留下精到布局:公开、半公开、隐蔽,三种机构。公开机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为特科时期的无线电专家伍云甫;半公开机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为老地下党员欧阳钦;隐蔽机构西安情报站,负责人前中央交通局长吴德峰。

吴德峰是中共情报系统的老资格,1924年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入党,1926年国共合作时任武汉市公安局长,国共分裂后到上海创建秘密交通系统,后任中央苏区湘赣省保卫局长、红二方面军保卫局长。

吴德峰在西安租了一个院落,老特科陈养山负责与中共陕西省委和国民党政府机关联系,红军干部出身的罗青长负责与国民党军队联系,东北人陶斯咏负责联系东北军,从苏联回来的于忠友译电。各种人等同住,需要家庭身份掩护,女党员蹇先佛算作吴德峰的妹妹戏称“三姑”,吴德峰的夫人戚元德就被蹇先佛戏称“六婆”。罗青长算作表弟,小青年肖佛先扮作听差。这个大家庭还有儿有女,陈养山的儿子、吴德峰的女儿。

西安情报站发展了诸多重要关系。胡宗南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侦缉队长肖德、霍建台等,都秘密为中共服务。周恩来安插到胡宗南身边任副官的熊向辉,也由西安情报站联系。

吴德峰组织大家调研西安各阶层各机关的政治思想状况,得出左中右“两头小中间大”的结论。毛泽东据此认为,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应该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少数顽固派。又依据调查研究的数据,提出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搞“三三制”,共产党员、民主人士、群众团体各占三分之一。

中共还利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这个公开机关,大力开展统战活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屈尊就任西安八办主任,西安的国民党要人多为林伯渠的老部下。八办驻有八路军一个排,排长张耀祠、班长古远兴。李克农的儿子李力是电台台长。罗青长兼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负责情报保卫工作,兼管安吴青训班。处长周子健的夫人王平也是枣园三期毕业的,在八办管理保卫工作。

西安八办的驻地七贤庄一号原是一座牙科医院。德国共产党员海伯特遭受法西斯迫害,来中国创办了这所医院,又从这里转运国际友人捐助延安的医疗物资。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驻地就选在这个可靠的地方。

七贤庄一号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窗口,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心头大患。陕西省调查专员、中统头子郭紫峻派秘书马濯江带领四个行动队员,轮流在八办门口盯梢,企图在来往人员中发现秘密组织成员。

行营调查科长张毅夫也派出军统人员秘密监视。两个系统的国民党特务,监视八办的积极性高到要争权的程度!1939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兼任特联汇报秘书处主任,乘机把监视八办的权力揽到自己一人手中。监视组负责人常圣照是个“红帮山主”,拿着中统的介绍信件来到西安,却是一个老牌军统。常圣照接任后立即积极着手严加监视,在七贤庄大门外设立公开的岗亭监视出入人员;在七贤庄旁边的小学里堆土成山,哨亭高出墙头可以看到七贤庄院里;在七贤庄对面的作秀女中墙后设立隐蔽的监视点,挖个小洞偷窥。监视组共派九人,三人一组,每组配备两辆自行车,一组定点监视,两组出动跟踪。每个点都有电话,随时与特联汇报秘书处联系。每天晚上,监视组都向秘书处书面汇报。

一场监视与反监视的斗争在七贤庄门外展开。一天清晨,一辆自行车突然从七贤庄大门冲出,后座还带着什么东西。监视组的两个特务立即骑车跟踪。那八办的青年把车骑得飞快,进新城,到东大街,出东门,又回转火车站,绕过钟楼再出西门,又跑北大街、南大街,把西安全城转遍,也没见什么秘密联络,原来是带着特务遛弯儿!盯梢是个苦差使,跟得紧了被发现,跟得远了被甩掉。七贤庄的人对西安街道越来越熟,特务的跟踪也越来越难。这天大雨,小学的土墙塌了一段,墙后监视的特务就露脸了。对面八办的人笑喊:“辛苦了,过来坐坐?”特务正在尴尬,对面又扔来香烟,气得常圣照把这个点儿撤了。

恼羞成怒,特联汇报秘书处索性布置西安警备司令部,以登记为名闯入七贤庄检查。按照国共双方约定,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枪支、弹药都要上报数字,谷正鼎期望找到错处借机下手。可是,罗青长精细布置,使得每次检查都人枪对数,就连子弹都一粒不多一粒不少。

一次检查发现少了五粒手枪子弹,特务正要发作,却发现床铺上掉了一个弹夹,其中子弹恰是五发!

特联汇报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七贤庄里面有大功率电台。八办的小青年经常在院外打篮球,国民党特务就在旁边观战,其实是数人头,判断哪些是电台人员。李力早已认出这些特务,索性招呼:“看什么,下来打一场!”于是,特务不得不放弃监视下场打球,敌我双方同场竞技。

弄不到实情的特务急了,索性以查户口为名进门搜查,可是总也找不到电台。一天深夜,西安警察局突击检查,仍未发现电台。这个巧妙隐蔽的秘密电台,现在成了七贤庄革命遗迹的一个参观点。

八办也为延安采办物资,这本来是合法行为,但监视组还是秘密跟踪,甚至迫害与八办来往的商人。西北制药厂的制药师吴子实被秘密逮捕,关押三个月才释放。厂长薛道五不断接到恐吓信,威胁要绑架他的幼子。战干四团声称制药厂里面有共产党图谋暴动,公然把马达拆走。

作为共产党在西安的公开机构,八办已被国民党严密监视,林伯渠不得不多备一手,布置八办的运输主任王超北筹建秘密组织。

王超北是陕西当地人,曾在国民军任师党代表,在西北军中有很多关系。西安城里的“止园”,原来是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杨虎城出国后,西安行营主任熊斌占据前院,后院则由杨虎城的副官白俊生看管。

白俊生与王超北的情报人员秦治安交好,王超北就利用这个关系,把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建到国民党行营主任的后院。

王超北这条线,后来发展成为直属中央情报部的“西安情报处”,深入西安国特组织获取情报。这个秘密电台在西安前后迁址八次,始终保持与延安的秘密电信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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