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与争议成为焦点话题。近期,胡锦涛主席在接受海外媒体书面采访时,对中国政治模式作出重要回应,并给予高度肯定,不仅展现了大国的自信与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也明确回答了学界与公众的关切。那么,中国政治模式为什么是成功的?其评判的标准与标志是什么?它将如何演变?


一、如何判断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和成功标志


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政治体制模式,也不可能有惟一的模式,政治体制具有多样化的类型,它们同时并存、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又相互竞争。这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人口和国家格局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的。首先,世界人口大幅度增加,从24亿人增加至目前的近68亿人。其次,世界的国家数量也大幅度增加,从45个增加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方面,战后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国家数增加;另一方面,1990年以后因苏联和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解体,又导致国家数增加;再有,平均每个国家的人口数由5300万人下降至3500万人,相对而言国家治理难度减小,经济更加活跃。最后,世界经济迅速地一体化、区域化和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竞争日益激烈。在这场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进则退,进慢了也是退。各国的市场竞争和技术竞争本质上也是各国制度的竞争,这已不简单地取决于哪个国家制度的好坏,而取决于该国制度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劣。


中国总人口从1945年的近5亿人上升至今天的13亿多,与此同时也从一个贫穷落后、一盘散沙的弱国成为极富活力、日益繁荣、统一团结的世界强国。那么,中国是如何成功实现国家良治的呢?我们又如何从国际视角来衡量她的成功,并进而证明她的政治体制是适宜的,也是成功的?


这里不能靠主观判断,更不能按照西方价值观来判断,而需要用数据说话,用客观事实来证明。这里“成功”与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能使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案例”和“具体指标”;“成功”与否不是自我的评价而是横向的评价,并可以进行国际比较,在比较中鉴别。以下从两个方面作简要讨论:一是从过去30年(指1978-2008年)的长期发展角度,对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国际比较;二是从过去3年(指2008-2010年)的短期发展角度,对G20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国际比较,进而说明中国的发展成绩是最佳的,确实是“风景这边独好”。


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国际比较都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它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也适应越来越开放的国内外环境,能够回应来自内外部的各种挑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充分显示出了巨大的发展优势和独有的竞争优势。这源于过去30年实现了中国式政治制度的构建与改革:一是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了政治领导集体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二是领导人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是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这是中国为什么总是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显著进步的秘诀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发展奇迹绝非偶然或仅凭运气,而是有其发展之道。这个“道”也不是那么复杂、那么神秘,而是相当简明又顺其自然的。我们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数据库,选择了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类指标进行分析,一是GDP年平均增长率,以反映经济增长绩效;二是GDP年均增长率相对差异系数,以反映宏观经济稳定状况;三是人类发展指数(HDI)提高幅度,以反映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发展程度。我们发现,在1978-2008年期间,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经济增长率最快的20个经济体,都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中实行五年计划的有13个;经济增长率最快的前10个经济体中,则有8个实行五年计划(见表1)。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也不是国际的“巧合”。诚如邓小平所言,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既运用五年计划这只“看得见的手”,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社会进步,也运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提供良好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这是理解中国奇迹的一把钥匙。


对此,许多真正了解中国的国外企业家和学者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例如,2009年11月,美中商会前主席詹姆斯·麦格雷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认为:我们(指美国)可以向中国学习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要设立目标、制定计划,全力推动整个国家向前走。中国人有五年计划,他们时刻牢记这些目标。(《美国可向中国学习的五件事》,《参考消息》2009年11月15日第1版)又如,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最近在其新作《中国大趋势》(China’s Megatrends)一书中将“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成长”作为中国新体制(指不同于西方国家)崛起的八大支柱之一:“国家的长远目标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程序形成,政府制定优先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而人民各尽其责,在保持和谐与秩序的同时允许多样性的存在。”(参见约翰·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扉页,第61页)


我最近访问了台湾,在一个经济论坛上以制定“十二五”规划作为案例,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决策如何实现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其大体分为11个步骤:历经了两年半时间的研究制定过程,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这个过程并不是什么秘密,等于把中国的决策机制公开化,也就是我们说的“把黑箱变成白箱”。第二天《旺报》就有台湾的学者来抨击和反省台湾的决策机制,其中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台湾到了向大陆学习的时候了”。


三、为什么中国能够交出令世人惊奇的答卷


由美国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了沉重的创伤,不少主要经济体深受其害,而中国几乎是一个例外。危机如同一次全球大考,也是对各国应对危机体制的一次重大检验。这里我们选用G20国家的四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来比较:一是经济增长率;二是通货膨胀率;三是失业率;四是财政赤字占GDP比重。


从20个国家的考试成绩看,2009年中国在G20国家中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最好,其中经济增速居首位,为9.2%,是为数不多的7个避免经济负增长的国家之一。2009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是-2.5%,欧盟国家平均是-3.9%,日本是-5.3%,中国比经济增速第二的印度高出了2.7个百分点。

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9年1月,美国《时代》周刊幸灾乐祸地预言:“中国已经开始经济衰落,也许将比美国经济还要恶化”,“中国难以继续奇迹”,它“只是个身陷囹圄的大国”。3月2日该杂志还公开预言,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不会超过4%。但是这一预言很快(仅有10个月)就被事实所击碎。中国在这次全球大考中,率先复苏,实现稳定增长,实现了主要宏观经济目标,交出了一份令世人瞩目和惊奇的“答卷”,而真正经济衰落的却是美国自己。同时中国大大缩小了与美国GDP的相对差距,从危机前的4倍缩小为危机后的2.5倍左右。


为什么中国能够比较成功地应对金融危机呢?有哪些深刻的认识和重要的经验呢?首先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优势有充分的认识和深刻的把握。其次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坚持政府主导和引导,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投资为例,2009-2010年政府投资4万亿元,但是带动了10倍以上的非政府投资,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50.3万亿元,保证了中国经济高增长。


各国的发展能力和国家能力是不同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表现也大为不同。从中国情况来看,我们应对危机的能力主要来自于:第一,全体中国人的集体学习、灵活应变、善于竞争的发展能力;第二,高效率的国家决策能力;第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第四,日益增强的国家财政能力;第五,充分发挥了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由美国引发并出口到全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空前的资本主义危机,中国成功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美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他们对这一资本主义危机的自我反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发表文章称赞:中国之所以成功地应对金融危机,是基于她的政治体制能力,能够迅速作出重大的、复杂的决策,并有效地实施决策,至少在经济政策领域是如此。相比较而言,美国却不具有应对危机的体制能力,它变得更加刚性。在事实面前,这是他对20年前发表的《历史的终结》的部分自我修正或自我否定。


总之,“中国道路”不仅是一条从未有过的新路,还是一条越来越成功的新路。最好的选择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作者注:本文系应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之约撰写,写于2011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