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是爱国将领还是历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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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895年2月19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对日本海军作战不利后在绝望中自杀。 多年后,丁汝昌成为了清朝末年的爱国将领走进了历史教科书,成为了一个铮铮铁骨的硬汉,拳拳爱国的民族英雄而受到万人敬仰。 这是我们在历史书中看到的丁汝昌。每当笔者看到历史书中描述的丁汝昌,都会肃然起敬并情不自禁地想去了解他。今天,笔者终于得空好好去“亲近”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但当笔者看完有关丁汝昌的一些材料之后,心中却不是滋味:丁汝昌到底是像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爱国将领、历史名将,还是一个历史罪人呢? [img]http

1895年2月19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对日本海军作战不利后在绝望中自杀。


多年后,丁汝昌成为了清朝末年的爱国将领走进了历史教科书,成为了一个铮铮铁骨的硬汉,拳拳爱国的民族英雄而受到万人敬仰。


这是我们在历史书中看到的丁汝昌。每当笔者看到历史书中描述的丁汝昌,都会肃然起敬并情不自禁地想去了解他。今天,笔者终于得空好好去“亲近”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但当笔者看完有关丁汝昌的一些材料之后,心中却不是滋味:丁汝昌到底是像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爱国将领、历史名将,还是一个历史罪人呢?


丁汝昌是爱国将领还是历史罪人?


历史教科书中,说丁汝昌是“爱国将领”和“历代名将”,主要依据三个“事实”:其一,当北洋舰队处于危急时,舰上的英美军官策动部下“胁迫丁汝昌投降”,遭丁汝昌“严词拒绝”。(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其二,光绪二十年(1894年)除夕,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递送劝降书,丁汝昌不为所动,决心死战到底,当日,对家人说:“吾身已许国”,并将劝降书上交李鸿章,以明心迹。其三,丁汝昌见大势已去后,“为保存民族气节”,便只好“自杀殉国”,(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在这种情况下,其部下与英美军官“假了提督之名作降书”,把北洋舰队拱手交给了日本。


丁汝昌是爱国将领还是历史罪人?


如果单从这三个材料来看,丁汝昌是一个爱国将领一点都不假,特别是丁汝昌对家人说的那句话“吾身已许国”,更是大义凛然。


但问题在于,丁汝昌并非死于北洋舰队投降之前而是死于北洋舰队投降之后。据张凤翔《丁汝昌之死考析》(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所说,丁汝昌服毒时间不是投降前夕(十八日晚),而是在他发出第二封投降书后(十九日黎明前)。他收到伊东同意投降的回书后,再次作书,要求宽限投降日期,在派“广丙”管驾程譬光送降书启程后才服药自尽。如果张凤翔所说属实,那么,“胁迫丁汝昌投降”、“假了提督之名作降书”、丁汝昌“严词拒绝”之说就不存在了。


原因同样有三,其一,向日军投降时,丁汝昌并未自杀,也就是说丁汝昌还活着,他仍然是北洋水师的提督,是最高统帅,具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投不投降还是丁汝昌说了算,“胁迫”二字也就无从谈起。其二,投降书也是由丁汝昌亲裁并在派“广丙”管驾程譬光送降书启程后才服药自尽。可见,“假了提督之名作降书”也不真实。其三,丁汝昌在收到伊东同意投降的回书后,再次作书,要求宽限投降日期。完全是一副丧家之犬的可怜样,何来丁汝昌“严词拒绝”之说?况且,丁汝昌的那句“吾身已许国”的话,只是对其家人所说,是否属实也无从考证。


神啊,救救我吧!考察丁汝昌的发家史,我们竟然看到丁汝昌是如此的一个人:


1、丁汝昌是农民起义军的侩子手。


丁汝昌原本是太平军一名战士。1854年1月,太平军占领庐江,丁汝昌参加太平军。太平军驻扎安庆后,丁汝昌成为程学启的部下。1861年,安庆被湘军围困危急,身为陈玉成部下的程学启,深夜率丁汝昌等300余人翻越城墙,向集贤关湘军训导曾贞干投降。湘军将领曾国荃对这批降军存有疑虑,每逢战斗,必令他们居于前列,七月十三日,程学启、丁汝昌作为前导,攻破安庆北大门外的太平军营垒3座,断绝了安庆北面的交通,使守城的太平军处境更加艰难,八月一日,曾国荃指挥程学启、丁汝昌等攻占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莱以下1.6万人全部战死。战后,程学启升任游击,赏戴花翎,充当开字营营官,丁汝昌升任千总,充当开字营哨官。


之后,因上海士绅请求,曾国藩命令李鸿章组建淮军,支援上海,并将大都由安徽人组成的,程学启的开字营拨归李鸿章指挥。同治元年(1862年),程学启、丁汝昌等随李鸿章乘轮船前往上海。八月,丁汝昌配合刘铭传铭字营与太平军战于四江口,刘铭传见丁汝昌作战英勇,请李鸿章把丁汝昌调入铭字营,仍充哨官,统领亲兵100人。旋改统领马队,升任营官,授参将。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败亡。曾国藩北上督师剿捻,由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办理后勤。丁汝昌升为副将,统先锋马队3营,随刘铭传北上,与捻军作战。七年(1868年),东捻军失败,丁汝昌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


可见,丁汝昌从一个叛变的小兵到“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是踩着义军兄弟的鲜血和尸体往上爬的。


2、丁汝昌不是一个好将领。


具体表现有五:一是生活腐败。据载:丁汝昌“性情浮华,毫无韬略,虽为海军统帅,而平日宿娼聚赌,并不在营中居住……”(见福建道御史安维峻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严申官军纪律以收人心摺,附件二》)二是不善处理与下级军官的关系。当时,“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轻其为人,不服调度。”(见福建道御史安维峻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严申官军纪律以收人心摺,附件二》)他上任不仅没有形成凝聚力,反使上下关系十分紧张。三是放松对部队的管理和操练,军纪松弛。丁汝昌自己生活放荡,对士兵则不问不管,很少操练,甚至还放纵士兵赌博嫖娼。据《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记载:“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4年6月版。305页)四是不关心军舰设备的保养和维修。人们发现,“镇远、定远舰上的士兵,常在舰炮上张晒衣裤。”(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不仅如此,些舰只还不务正业,早在1891年就出现了“中国炮舰和运煤船从事旅客运输业务”以谋利的报道,1892年又传出了“大批军舰定期运送旅客”的披露。军用船舰不停地从事商业运输,必然影响军事训练,削弱战斗力,同时也使机器保养甚差,设备损坏严重。五是弄虚作假,哄骗上级。按惯例。李鸿章每三年检阅一次海防,每逢此时,北洋舰队所有的船舰和大炮都被“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真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丁汝昌就是以此来博取李鸿章的信任和器重的。


3、北洋水师毁于丁汝昌之手。


1894年7月,朝鲜形势吃紧,7月22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日方公使)大鸟迫韩逐叶军,恐叶军危困,添队难登岸,汝须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半岛海战》,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要丁汝昌为支援叶志超的运兵船护航。丁汝昌若真想出海杀敌,就应该好好地利用这次机会率舰出击。据后来计算,当时出海可以及时赶上在丰岛与日舰力战的广乙号等运兵舰船,并可趁势打击日军联合舰队的锐气,力创日本主力舰只。可是丁汝昌胆怯畏敌,回电道:“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日惟有力拚,倘夜间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半岛海战》,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实际牙山在牙山湾东端,并非丁汝昌所说汉江内口。丁对牙山的方向尚不清楚,舰船航行到牙山的航时计算不清,因而白白放过了一次围歼日海军第一游击队的机会,使运兵等舰遭到日舰优势力量的袭击。损失了广乙号等几艘船只,700余人全部殉难。光绪帝对其行为十分不满,就特意在8月3日下召李鸿章,察看丁汝昌“有无畏葸纵寇情事。”到8月中旬李鸿章也多次电示丁汝昌“汝当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并责令“此正海军将士拚命出头之日,务即跟踪(日舰),尽力剿洗,肃清洋面为要,不可偷懒畏葸干咎。”(见《李文忠公全书》(电稿),载《甲午中日战争》(上)81页)可见当时李鸿章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只会极力保船,不求战机。他看到了中日战争的关键所在一制海权。而早在8月5日,日参谋总长向天皇提出的作战计划中也是把日海军联合舰队与北洋舰队决战的胜负视为整个日军侵朝的关键。这也与李鸿章所见相同。至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的广大官兵是英勇抗敌的,像邓世昌等人的英勇表现被人民永远记在心中。在他们顽强、不屈地努力下重创了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等五舰,击毙击伤约300余名日军官兵。并迫使日舰主动撤逃。但北洋舰队也蒙受了极大损失。


由于在一开始就没有排列出于我有利的阵法,发挥我舰巨大、舰炮口径大的优势,弥补我舰老龄化,航速不快的缺点。加之丁汝昌从未大规模进行这方面的战术编队操练,于是在遭遇战一开始就指挥混乱,丁汝昌与其他官员意见分歧,只好在慌忙中以夹缝雁行阵法去迎击日舰的单纵阵,我们的优势不仅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反而处处受到制约,各舰只能独自为战。而日舰阵法早就是以北洋舰队为对手进行了几次模拟演战研究出来的,所以显得机动灵活,得心应手。此外,丁汝昌还没有把致远、经远、靖远、来远这四艘高速舰只另外编组,形成单独的游击支队。而是与其他舰船混在一起,不能充分发挥出巡洋舰的机动灵活的攻击作用。以上的种种失职和失误,使得我们损失了5艘战舰。


这是一场遭遇战,也就不存在李鸿章对他所有的种种约束的说法。退一万步说,即使李鸿章对他有种种的约束,如果丁汝昌是一个好的将领,在战事的紧要关头,难道还不知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应该说,这次战役的失利,丁汝昌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丁汝昌作为北洋水师的提督,在平时缺乏对北洋水师训练和管束,加上战事爆发后指挥上的失误与混乱,才是这次战役的失利的主要原因。


此役之后,北洋海军已不能独立成军,但被日军畏怕甚过虎豹的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尚存。如果重整旗鼓,抓住战机,仍有可能挽回战局。可是丁汝昌再不敢出洋巡逻作战,只把舰只龟伏在港内。9月末,光绪又一次谕令李鸿章派海军出击。10月中旬,李鸿章多次电令丁汝昌率定、镇等“出巡威湾旅一带”并质问丁汝昌:“现船全数伏匿,将欲何为?”(《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8第4页)10月17日至27日,日军开始从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并进逼金州,旅顺。丁汝昌不听李鸿章提出率舰往旅湾游弋袭击日军运兵船的电令,而是率舰在威海卫与旅顺来回游弋。这样就给前方造成极大的压力。11月12日,日军进攻旅顺,丁汝昌奉命率6舰“赴旅顺口探巡”,但他只是把战舰停在旅顺口外观望了9个多钟头,对守备将士未作出任何援助就弃旅顺而去,令广大守城士兵心寒,结果旅顺很快失守。


11月16日朝廷震怒,下谕革去丁汝昌职务,还欲逮到京城问罪,1895年1月22日,日军开始了围歼北洋舰队的第一步,在山东登陆,攻克荣成,此时威海卫军港中的战舰已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在1月23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位烟台。(《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9第43页)这本是当时一个较好的作战方案,但丁汝昌不愿与封锁洋面的日舰正面交锋,却以“至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9第44页)加以推诿。2月17日,李鸿章再次电令丁汝昌”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20第12页)但丁汝昌还是不听指挥,只等待陆军救援。当威海卫炮台被日军占领后,北洋舰队就成了日军的瓮中之鳖,丁汝昌见事无转机,乃与马裕禄面商,向日军发出“和谈”函告。从而使中国多年惨淡经营起的第一支当时尚属世界前列的舰队全军覆灭。


从上述战争发展过程的情况可知,丁汝昌既无指挥海军从事海上作战的军事才能,又无克敌制胜的胆略和勇气。因而他始终采取的是多方避战的策略,畏敌不敢出击;偶而遭遇敌人则又指挥无方;加上他不听正确的电谕和意见,贻误战机,终使北洋舰队遭受毁灭性打击。可以说,丁汝昌是甲午海战失败的罪魁祸首。


如此丁汝昌,不要说神不能救的了北洋水师,就是上帝来了也无能为力。或许,丁汝昌这个名字,更应该被订在历史的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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