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约上床 古代妓女其实也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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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之为物,对于妓女来说,既是睡觉的地方,也是赚钱的地方。嫖客和妓女上床,首先是为了“ML”,意味双方身体的接触交流,同时还是交易、休息与个人隐私“展示”的地方。

妓女一方面盼望自己的床上客人多,一方面又希望自己的身价不至于因为客人多而跌落,所以,这张床就显得复杂沉重起来。渐渐,妓女想出了办法,故意对床产生“强烈”的排斥心理,以显示自己并非滥交之人。于是,古代很多妓院里出现这样的奇观:预约上床。

在唐代名小说之一的《李娃传》里,主人翁乃“长安之娼女也”,这个妓女就是中国最早开始实践“预约上床”的第一人。她先与虏阳公子同居,又嫌弃公子,说要分床睡,若想再同居,需提前打招呼。

按照现代人的说法,分床睡不见得是个坏事情,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睡觉方式,是共枕还是单睡,因人而异,关键是两个人之间的沟通,如果两人感情很好,不要害怕分床睡觉,反而有利情感保鲜。

但是,这位李娃很显然不是出于保鲜情感,而是婚姻讹诈,或者干脆叫“性讹诈”,想让对方明媒正娶。果不其然,通过“预约上床”的办法,最后终于嫁公子为妻,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宋代周密在《武林旧事》里说得更清楚:“每库(酒楼)设官妓十人。。。饮客登楼以名牌点唤。。。然名娼皆深藏邃阁,未易招呼。”那些有些名气的妓女故意躲得远远的,客人用牌子点,也不见得能招呼得动,不事先预约,连面也见不到,更别说上床了。有位叫春红的妓女,年轻貌美,在汴梁城里名气不小,富家子弟多为她颠倒,但能得春红垂青者,往往缠绵数日不散,故见面甚难。尝有嫖客出钱百贯先买通老鸨,提前半个月约定时间,方能与春红在一起斯磨几日,如同今天看专家门诊一般,不走后门还不行。

唐宋间文人与妓女的关系,往往比较复杂。妓女需要文人捧场,文人需要妓女传唱诗歌,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其中的“性元素”自然也不能免。李白、杜甫、柳永、李邦彦等诗人,常常写好诗词后,交给妓女弹唱,他们找妓女,很少的时候是以“睡觉”为目的的,他们尽管也经常作诗词展示自己的才华,从而讨好妓女。而且妓女是否愿意睡觉,不是必要的,也是不可强迫的,常常看妓女对这个人的喜好。在这种交往的关系中,“预约”常常会出现。当然,只要通过“预约”许可的,妓女一般都会以身相许,也就是说,上床总是难免的。

有的妓女因为唱了几首著名的诗词,知名度大增,变成红歌星了,架子大了,谱也大了,普通文人再想请她唱,就不行了,必须预约。据苏东坡在《东坡志林》里自述,他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坐过某妓女的冷板凳,一连数日不得相见。

某些高级妓女搞“预约上床”的把戏,甚至连皇家也不买账。据《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元朝政府“管理娼妓的用意是这样的,每当食街(使者)来访,又关系大汗利益使命,由皇家招待,每夜送一高等妓女(侍寝),而名妓们往往推三托四,不是身体不适,就是机会让给别人,多由二三流妓女为皇上效力。”看来,这些高级妓女搞“预约上床”一定上了瘾,不“预约”,说什么也不去。

民国时期,上海曾有一妓,也会跟嫖客玩“预约上床”,借此骗钱。此女名叫青莲,姿色并不出众,但却媚态惑人,心机灵活。她的熟客谢某,家财巨万,而其貌不扬,青莲垂涎其资财而恶其品貌。

一日,当谢某来时,青莲谎称已有客在,请择日再来,谢某心中不悦,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暂归。其后,一连数日皆是如此,谢某大为光火,找来老鸨询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客人在青莲房里。老鸨佯装神秘地说:那位大少了不得,在青莲身上花钱阔绰得很。谢某一听,气壮如牛地说:他花多少,我加倍就是,让青莲来见我。老鸨去后不久,青莲出来说:今天不成了,您老可先付定钱某日相会。

谢某于是付了定钱,是平时的双倍,走时还得意洋洋,以为自己占了上风。

妓女利用“性”的诱惑,搞“预约上床”,和夫妻之间的分房睡有着本质的区别,不仅没有削弱“性”在床上的作用,反而更突出了它“独立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性”不再是附丽于交易之后,更不是它的附庸,反之,却更加勾起了嫖客的欲望,非得之而后快不可。与妓女“预约”ML,不再是迷迷糊糊的睡梦边缘的翻身或者伸腿等低级运动,而是一种有关身价的隆重的身心交流与对话的盛典,实在有些出人意料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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