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隐身吸波材料获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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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87年,年轻的邓龙江正在为他的研究课题发愁。当时做磁记录很热,他想着把这个材料做小。虽然没日没夜的做试验,想尽一切办法,但效果并不明显。怎么办?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灵光一闪,邓龙江发现了另一条路可走——做吸波材料。这一走不仅走出了死胡同,还走出了别样的精彩。   老成电人可能都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三系楼下经常堆着三氧化铁的铁矿石,周末、夜晚传来阵阵噪音,几个年轻人守着烧结炉熬红了双眼。吸波材料研究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起家。虽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这一方向还不被看好,国内的研究也刚

1987年,年轻的邓龙江正在为他的研究课题发愁。当时做磁记录很热,他想着把这个材料做小。虽然没日没夜的做试验,想尽一切办法,但效果并不明显。怎么办?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灵光一闪,邓龙江发现了另一条路可走——做吸波材料。这一走不仅走出了死胡同,还走出了别样的精彩。

老成电人可能都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三系楼下经常堆着三氧化铁的铁矿石,周末、夜晚传来阵阵噪音,几个年轻人守着烧结炉熬红了双眼。吸波材料研究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起家。虽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这一方向还不被看好,国内的研究也刚刚起步,但是邓龙江敏锐地发现吸波材料的前瞻性。他的导师过璧君教授也非常支持。

作材料,投入大,见效慢,周期长。研究之初,课题组得到了国家大约几万元的资助。就在这“第一桶金”的资助下,他们开始了吸波材料课题的研究历程,最终在国内走在了前列。为此,在去年总装某领导来校之际,邓龙江教授就此事向总装表示衷心地感谢。他说,没有最初的雪中送炭,就没有后来做出几百万的大事业。

回忆自己选准方向,把握方向的历程,邓龙江教授经常跟年轻教师说:“做科研一定要有敏锐的眼光,穷则思变。做不下去了,一定要想着怎么变。”甚至,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团队也在不停的“求变”,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从“十一五”开始,团队不仅做雷达吸波材料,更涉足红外领域。他们引进了翁小龙等人才。由于方向把握得准,基础好,红外领域起步很快,目前在团队中占了接近一半的科研经费。

“有时候在路上遇到邓老师,看着他总是低着头在想着什么问题。”在学生张丽的眼中,邓龙江教授总是在不停的思考,不停往前做。邓龙江教授紧跟科技前沿并颇有忧患意识,他说:“作为一个团队的带头人,把握发展方向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老是把握不准,团队就要衰落。也许一个失败允许你,但决不会允许你再错选择一次。”

翁小龙老师对于“方向把握”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材料基地”落户我校。当时大家对于要不要争取还颇有疑虑。邓龙江教授说,虽然这个中心教育部只投一定的启动经费,但我们一定要争取,这是必要的台阶。“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很有前瞻性”翁小龙老师说。目前我校以××材料基地为平台,建立了全国最大的××材料研究团队。在众多实力雄厚的竞争对手中,“我们抢先了一步”。

正是有了“不停往前做”的忧患意识,正是在“求变”中抓住了热点和前沿,团队在这十余年里慢慢从无到有,从有到强。最初只有过璧君教授、邓龙江教授两人,后来谢建良副教授、梁迪飞副教授成为团队的核心骨干,最近几年还引进了翁小龙博士、韩满贵博士、唐武博士等。目前团队固定人员10人,协助人员4~5人,40多个博士、硕士研究生。

团队经费从最初的几万元到几十万,2002年突破了100万。今年科研经费已经达到700万。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目前国内有几百家单位在做吸波材料,三分之二的重点高校涉足这个领域,因此科研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大部分项目,团队都是通过招标获得的。尽管如此,团队还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杀出重围”,在国内份额中,团队占到了70%——80%。目前团队不仅在军口领域力拔头筹,而且也率先涉足民口,将吸波材料用于对抗电磁辐射。2007年团队获得了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相关领域的最高奖项。

栉风沐雨

“那时,我们背着十几二十几斤材料,走十几里路到厂里做实验”,谢建良副教授还记得九十年代末的艰苦情景。当时研究项目刚刚开展,经费少,设备差,只有邓龙江、谢建良、梁迪飞等老师,研究生也比较少。由于设备的原因,他们有时候不能在学校里做试验,只能到外面的工厂去租设备。谢建良副教授记得有一次接到一个项目,在校内无法完成。他们联系好工厂,邓龙江和谢建良两人背上所有的材料,先坐公车,再走了十几里路到工厂去做试验攻关。

1998年,课题组接到一个项目,产品需求量很大。邓龙江、谢建良、梁迪飞三人带着几个学生在校外的厂里住了半个月,从材料到成品,他们一条龙做出来。梁迪飞副教授还记得那时他们一天24小时都呆在机器旁边,机器一直运转着,几个人就轮流看守。

做材料不仅辛苦,而且还有一定的危险性。有一次,谢建良副教授在做实验时,突然发生爆炸,他猝不及防,脸部严重受伤。“谢老师当时连半句怨言都没有,”邓龙江教授回忆此事,动情地说。有人因为工伤离开了手边的科研工作。事实上,离开团队,在学校里也是一样的做老师,没有什么损失。但是谢建良副教授出院后,继续留在团队中,“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后来谢建良副教授因为肺部问题休息了半年。邓老师说,这有可能和实验粉尘有关,长期接触粉尘,难免影响肺部。

团队的老师们节假日都是在清冷的实验室度过的。发展之初,由于设备条件差,噪音大,老师们为避免影响,只能尽量在晚上和节假日做实验。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加班更是家常便饭。去年春节,为了实验进度,课题组没有放假,团队的老师们全勤投入到实验工作中。“在高校里,老师们有一种敬业的意识,奉献的精神,他们更注重自身价值的体现,”邓龙江教授说。

石玉教授和谢建良副教授是师兄弟。谈及这个师弟,石玉教授说:“他是没日没夜地在实验室里工作,逢年过节,在他家拜年总找不到人。有一年,大年初二还在外面的厂里做实验。”谢建良副教授的手上是累累老茧,每天要接触大量的化学试剂,十几公斤的材料、仪器要搬来搬去,老茧自然随之而来。

正是有了这种敬业精神,老师们在实验室里攻克了很多难关。有一次做了一个招标项目,涂料的力学性能不过关。团队的老师们在2004年下半年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工作,终于完成了指标。

做吸波材料需要广博的知识,比如固体物理、电磁理论、化工等,随着研究涉及更广的领域,从吸波材料到红外光谱探测,知识需求量更大。这给团队的老师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张丽说:“任何时候去找老师,无论是晚上还是节假日,他们都在办公室看资料或者在实验室工作。”

百川到海

2004年10月底,韩满贵博士从美国Iowa State University 学成归来,加入课题组。他和随后从法国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of Troyes引进的博士后唐武共同在团队从事基础理论研究。

“一滴水要融入大海才不会干涸,”韩满贵博士深有感触地说。几年来他和唐武博士致力于学术前沿的研究。他们在磁性材料、电磁波吸收剂、功能薄膜光电性能等方面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指导学生,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Applied Physics Letters、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上发表了论文。

“团队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发展平台。”唐武博士说,他们有了好的idea,团队很支持,通过实验加以论证。在这一过程中,理论和实践不断结合,相互促进。唐武博士说:“个人只有融入团队才能成长。尤其是现在,竞争激烈,一个人的学术能力是有限的,只有结合团队的发展,才能发挥优势。”

发挥优势,各展所长在团队中得到充分体现。邓龙江教授介绍说,在这个科研团队中,韩满贵、唐武等主要从事于基础理论研究,而谢建良、梁迪飞、翁小龙等偏重于工程,他们的任务是突破技术难关,追求技术指标,实现工程实用化。翁小龙博士对此深有体会,他说,选择来到这里,是因为邓龙江教授是该领域的权威,在与团队的接触中,相信自己在这里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来到团队之后,他觉得,邓老师总是站在具体科研人员的立场设身处地对每个人的优势、长处、规划都予以考虑,组织协调。

对于团队的分工,邓龙江教授打了一个比方说,一个团队就像一个人,眼睛、大脑、四肢,各有特点,各有所长。“我们就是明确分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

“目前团队的发展还是很让人满意”邓龙江教授说,团队的凝聚力很强,大家非常团结。

在团队老师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的吸波材料与技术科研团队不断开创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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