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第一奸”王辑唐的人生沉浮录

晓风乾 收藏 3 17158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至此胜利结束。稍后,国民政府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整肃汉奸。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给时任国民党军统局局长的戴笠发了一份绝密电报,命其立即逮捕华北高级汉奸。戴笠遂把目光投向了王揖唐……



钻营老手



王揖唐,字慎吾,初名志洋,再名什公,后又改名为赓,字一堂,号揖唐,别号逸塘。1877年(清光绪三年)9月11日王揖唐出生于安徽合肥,其父是一位前清秀才,以教书为业。王揖唐先是考中秀才,1904年又在清王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高中进士,被分派去兵部主事。



王揖唐虽初入仕途,但他善于钻营,对时任清廷军机大臣的徐世昌更是极尽谄媚巴结之能事,遂深得其赏识。稍后,王揖唐详细分析了时局,认为崇武和留洋会对其仕途更有利。于是,他便在徐世昌的支持下于1904年9月以进士身份由北洋督练公所保送至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但王揖唐是纨绔子弟,其学习军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报效祖国,而是为了将来能升官发财。进入振武学校后,他根本受不了“三操两讲堂”之苦,常常无故不出操,受到教官多次惩罚。好不容易挨到毕业,王揖唐被分配到新兵营实习,但他仍是作风懒散,屡遭日本军曹叱骂,一次竟被踢伤骨头。无奈,王揖唐只好放弃军事,转至东京政法大学继续学习。



1905年5月20日,孙中山在东京倡导成立了同盟会。王揖唐对同盟会却百般仇视,他不仅拒绝入会,而且反对留学生中途废学回国闹革命的做法,并带头参加了杨度组织的留日学生总会,担任安徽省分会的职员长,率领一班守旧分子与同盟会抗衡。



1907年,王揖唐看到徐世昌已出任东三省总督兼管将军事务,感觉升官发财的时机已到,便申请退学回国。回国后,在其谄媚下,徐世昌以“学通中外、文武兼备、才堪大用”为由,先是将王揖唐调任东三省督军署军事参议,继而擢升其为吉林陆军第一协统、吉林督练处参议。1909年,王揖唐还随同军机大臣戴鸿慈去莫斯科,任赴俄答谢使头等参赞,并接受沙皇授予的“宝鼎勋章”。不久,又奉清廷之命赴欧美考察军政、铁路、交通以及运输。一时间,王揖唐的地位青云直上,渐成清朝后期一位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腐朽的清王朝宣告覆亡。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官运亨通的王揖唐正叹自己生不逢时的时候,南京临时政府权力被袁世凯篡夺,王揖唐重又拾起其“鸿鹄之志”:在其再三恳求下,徐世昌将他推荐给了袁世凯。



王揖唐为讨好袁世凯,仍极尽巴结谄媚之能事。王揖唐的一片“忠心”逐渐打动了袁世凯,被袁引为心腹。王揖唐先后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参议、顾问,并被授予将军衔。当时,北京城里曾有王揖唐“双手抓住袁总统,一脚踢开梁士诒”一说,原因就是袁世凯对王揖唐信任至极,连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都被冷落一旁。



1914年,袁世凯任命王揖唐为吉林巡阅使。王揖唐赴任前已知袁有称帝意图,到任后便替其大力鼓吹帝制,给袁的报告也改用奏折形式,上书也多“恭呈御览”、“臣跪拜”等字样,十足的奴才相。不仅如此,王揖唐还在北京创办《国华报》,为袁氏张目劝进。看着王揖唐为了自己的帝业竭尽心力地奔波,袁世凯很为感动,1915年12月他加冕为“洪宪皇帝”后,便记王揖唐一大功,赐封其为一等男爵,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袁世凯就在举国声讨声中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兔死狐悲”,失去袁世凯这座靠山的王揖唐虽然在段祺瑞关照下还曾出任过段氏内阁的内务总长。但郁郁寡欢的他两月后即辞职,以考察的名义远赴欧洲,直至1917年4月才回国。



回国后,王揖唐思虑再三,还是回到了段祺瑞的身边,并凭借其高超的谄媚巴结手段再次成为段的心腹。为了将段祺瑞捧上总统的宝座,王揖唐等人采取贿选手段拉国会议员选票,通过金钱收买、政治分赃、指定圈名、浮报选民等种种龌龊手段,最终使得安福系(安福系是北洋军阀时期依附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因其成立及活动地点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故名)大获全胜,在国会中占了绝大多数的席位。再往后,在段祺瑞的授意下,1918年8月12日,参议院解散,新国会成立,作为安福系核心人物之一的王揖唐成了众议院议长。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在直系指使下,被王揖唐一手抬至总统高位的徐世昌丝毫未念旧情,他发布命令,以“勾结土匪,希图扰乱”罪名,下令通缉王揖唐。王揖唐时任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正在上海,他闻讯后一边大骂徐世昌不义,一边仓皇逃往杭州,后又化装逃至日本。直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段祺瑞在冯玉祥邀请下出山组织内阁,王揖唐才从日本回国。



回国后,王揖唐先是被临时执政(总统兼内阁总理)段祺瑞任命为外交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委员,参与政治、经济、外交等重要国务问题的决策,不久又调任安徽省省长,独掌安徽军政大权。不料,就在王揖唐为自己东山再起而庆幸之际,1926年4月,直系吴佩孚和奉系张作霖下令拿办安福党人。无奈之下,段祺瑞退走天津。王揖唐失去了靠山,也只得随段到天津闲居。此后两年间,他都远离政治,直至1928年6月国民党接收平津,下令通缉他。



尽显贪婪本性



“数年之间,而参议而旅长而巡阅使而内务总长而安福党魁而国会议长,其运动钻营之才识过人矣……”这是吴佩孚对王揖唐的评价,而王揖唐也无愧于此“美誉”:“九一八”事变后,他看着蒋介石逐渐势大,便转而投身蒋氏,甘为其卖命。为此,王揖唐不惜出卖对他曾有莫大恩惠的段祺瑞,他先是将段祺瑞与陈炯明合作建立华北政权的反蒋计划彻底破坏,继而又将段骗到了蒋介石一手控制的上海,解除了蒋介石心中的一大隐患。



稍后,蒋介石为和日本人接触,特地派遣王揖唐于1934年东渡日本,查看日本人态度。王揖唐对蒋介石赋予自己的这一“重任”倍感激动。为办好此项差事,他在日本期间积极奔走,不仅拜见了犬养毅、高桥、牧野等日本朝野政要,而且还将自己的经历撰写成《东游纪略》一书,回国后通过合肥同乡吴忠信的关系,将其送给蒋介石做参考。



王揖唐的所作所为逐渐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1935年12月18日,以宋哲元为首的国民政府华北当局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时,王揖唐即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混了个委员,后来又成为三名常委之一。当上常委的王揖唐把持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中的外交、经济、交通等各特种委员会,他秉承政务委员会顾问土肥原的命令,放纵日本人与汉奸走私,帮助日本向平津运兵,网罗下台的军阀和政客,协助日本人开发华北军需物资,罪行罄竹难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大举侵华。觊觎谋求更多权力的王揖唐认为时机已到,便趁宋哲元不在北平之机取代其成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亲自与日本人谈判。王揖唐的打算是投降日本人,由自己独掌华北政权。为免过于孤单,他还企图拉其安福系同事、时任四明银行董事的李思浩下水。不过,李说自己虽然对蒋介石没什么好感,与日本人联络是老资格,身后有一大串日本人,但若弄顶汉奸的帽子压在头上,自己及整个家族也是承受不起的。无论王揖唐怎样劝说,李思浩就是不愿做出头鸟。王揖唐无奈,只能自己去张罗了。



这年12月14日,在王揖唐等人的忙乎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宣告成立。作为创始人,王揖唐在其中“居功至伟”。但随后在瓜分政府权力时,伪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拟任命王揖唐为内政部总长。王坚辞不就。原来,王揖唐老奸巨猾,他既想从伪政权中捞些名位和实惠,又想少负一些卖国的责任。为此,他绞尽脑汁,提出灾区要救济,应该设置“救济部”,并由自己出任该部总长。王揖唐的算盘打得非常精:这样一来,他既可以通过“救济”之名中饱私囊,又可以以“救济”之名欺骗民众,实乃一举两得之策。但王克敏也是官场老手,他看透了王揖唐的用心,便说救灾只是一项临时性的任务,不应该设置专门的部门,只可以设置一个救灾委员会,附属于行政委员会。利欲熏心的王揖唐岂肯满足于一个小小的委员会,便跟王克敏开始了激烈争吵。



作为北洋时代的老牌政客,代表皖系的王揖唐和代表直系的王克敏曾是死对头,两人互相攻击,水火不容。后来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直系崛起,善于见风使舵的王揖唐为摆脱困境,缓和直皖关系,利用王克敏好色的秉性,将小老婆顾红珠在妓院中收养的“义女”小阿凤嫁给王克敏为妾。这样,比王克敏小四岁的王揖唐摇身一变,就成了王克敏的“老丈人”,二人从冤家对头变成了“翁婿”关系,成为民国的一大奇闻。但王克敏是政坛老手,这一层关系并没有使他与王揖唐的关系真正缓和。



大大小小的汉奸们看到灵魂人物发生争吵,怕影响伪政府组织的团结,连忙出来劝解,加上日本人又催促其加快组织伪政府,命其在南京陷落之后立即开张,最终他们形成了一套折中方案:设立“赈济部”,王揖唐担任总长,负责赈务、农贷、卫生以及行政事务。就这样,在伪临时政府的行政、教育、治安、司法等部外就又多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赈济部”,首开中国近现代史上政府机构设置的先例,也算得上是王揖唐等汉奸的首创。



王揖唐欣然就任伪政府赈济部总长后,开始中饱私囊。伪政府头子王克敏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最终还是于1938年年底借充实政府机构名义,裁撤行政部,改设内务部,任命王揖唐为总长,削减了王揖唐的权力。王揖唐虽对此深为不满,但有口难言。此后不久,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北平的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又借口汪伪政府中也应有原来临时政府的人参加,提议由王揖唐担任汪伪政权的“考试院”院长,将其排挤出了“华北政务委员会”。王揖唐恼羞成怒,他利用王克敏与汪精卫之间的矛盾,在“考试院”院长的职位上千方百计地讨好汪精卫,企图借助汪精卫的势力来对抗王克敏,并最终如愿以偿,于1940年6月将“女婿”王克敏挤下了台,由自己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了华北汉奸的第一号人物。从此王揖唐与王克敏这对“翁婿”彻底翻脸,两人互骂不止。



1940年6月9日,王揖唐在北平就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上任伊始,他便大肆安插亲信,排除异己,将王克敏的一干人马换了个精光。稍后,大权在握的王揖唐为了感谢日本主子对其“天高地厚”的“恩惠”,更是对其奴颜婢膝,极尽谄媚巴结之能事:1940年春,日本派遣军总参谋长被调回国,王在致欢送词中赞其功高勋著,称其离任回国,“真令人有点离别慈父之感”,认贼作父的汉奸嘴脸,由此可见;这年10月王揖唐应邀去日本访问,参观了靖国神社,还叩谒了日本天皇,回国后又写诗对天皇表示感激,诗云:“八纮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其甘心做奴才到底的汉奸心志,跃然其间。



随后,为表示对天皇的忠诚,王揖唐可谓竭尽心力。他先是配合日军分批实施“治安强化运动”,借“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一周年之际,开展了为期五天的“治安强化运动”宣传。当时,王揖唐亲自负责“治安强化运动”的宣传工作,对治安强化的体系和目标,做了具体的解释和宣传,大肆叫嚣“没有巩固的治安,就谈不到安居乐业,我全体军、官、民,应同心同德,不能只依靠友军(即日军)的力量,而应积极主动地做好治安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华北建设成为幸福的乐土”。



为适应日本“思想战”的需要,王揖唐又改组了反动组织“新民会”:政治上,使其由“思想团体向政治团体”转变,强调要以“军、政、会”三者为一体,来对抗共产党“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战争体制;组织上,整编和建立“华北青年团”,大力扩展其职权和范围,使“新民会”变成反共的“实践团体”;指导思想上,修改“新民会”纲领,进一步确立“和平反共”的方针。总之,卖力宣扬“中日亲善”、“东亚新秩序”等汉奸理论,奴化华北民众,制造大大小小的汉奸,便是王揖唐改组“新民会”的根本目的。



在经济上,王揖唐为保证日本华北方面军“对资源的获取”,实现其日本主子“以战养战”的政策目标,贯彻“大东亚经济制”,先是发表声明,称“在华北的经济政策方面,要与日本更加紧密联系”,继而指令下属各总署、粮食管理协会对粮食进行统治与封锁,以保证侵华日军的粮食供应。接着还成立了以王荫泰为理事长的“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专门搜刮各种物资供日本之用。在军事上,王揖唐还努力维持原有的“皇协军”数量和装备,组织“剿共军”,改编伪警察交由日本人训练、指挥。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王揖唐的所作所为极为赞赏,夸赞“华北方面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对帝国进行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此,“王揖唐功不可没”。有了日本主子的夸奖,王揖唐折腾得更为起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竟无耻地制定“决战五大目标”,宣布华北全面开展“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要“集中华北全部物质和精神的总体力量来完成大东亚战争”,为日本侵华和称霸世界做出“贡献”。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王揖唐倾力实现其卖国“抱负”之际,汪精卫逐渐对其不满。蛰居青岛的王克敏也联络以前的老班底,向日本人揭发王揖唐的罪状,掀起了倒王风潮。日本兴亚院遂指令北平机关长水磨负责调查王揖唐被指控的贪污渎职、废弛公务案。早就对王揖唐心存不满的汪精卫正好借机发挥,迫不及待地于1943年2月8日“劝说”王揖唐辞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考试院”院长职务,仅保留其政府委员头衔。



可叹王揖唐连下台的时候都没有放过捞一把的机会,他不仅侵吞了所有的公款,还带走了值钱的公物,连存放于厨房的油盐米面、库房的汽油煤油、办公室里的纸笔文墨也一并席卷而走,气得汪精卫大骂其无耻。一代巨奸贪婪自私的秉性,由此尽显无遗。



被军统“请”到监狱



1945年10月,戴笠接到李宗仁的肃奸命令,带着一帮随从驾机抵达北平时,王揖唐因吃坏了肚子正在北平中央医院住院。王揖唐虽然贪婪无耻,但对形势的发展还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深知日本人大势已去,自己是汉奸名录里面的“大人物”,国民政府肯定不会放过他的。为给自己找条后路,他想到了时任国民党财政部顾问的老朋友李思浩,忙给李写信求援。王揖唐满以为凭自己与李思浩的多年“交情”,李会拉他一把的。岂料,作为蒋介石同乡的李思浩亦不满王的卖国罪行,给其回信说:“时至今日,实无能为力,但求菩萨保佑。”王揖唐接信后百感交集,大骂李思浩不够朋友,但又无可奈何,只能抱着一丝侥幸,希望国民政府能放他一马。



1945年10月5日,经过周密筹划,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借东城兵马司胡同1号原伪华北经济总署督办汪时璟的公馆“设宴”,“招待”北平城里的原伪府特任级以上官员。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马汉三亲自在门口迎接,将来人一一向戴笠引见。络绎不绝的汉奸如王克敏、王荫泰、齐燮元等,一个个卑躬屈膝地向戴笠摘帽鞠躬,点头哈腰。



人到齐后,戴笠宣布清点人数,已有五十余人到会。戴笠环视着周围大大小小的汉奸们,忽然问身旁的马汉三:“怎么不见王揖唐?”“还住在医院里,行动不便,反正也跑不到哪里去。”马汉三忙回答道。此时听了马汉三的回答,戴笠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宴会结束后,这些汉奸们被一起投到了监狱。



消息传到医院,王揖唐顿感末日即将来临,他连忙派家人找到时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张景涛,将以前蒙藏委员会的房子送给了他,希望减轻一点儿自己的罪行。孰料,张尚未开始活动,王克敏却在炮局监狱内自杀而死,让戴笠大为恼火。顾及着军统局的脸面,为应付民众的肃奸舆论,也为着免受蒋介石的责罚,戴笠思索良久,觉得应该让王揖唐来顶这个华北头号汉奸的缺,便指令马汉三想办法将王揖唐从医院弄到监狱。



于是,王揖唐便被军统局“请”到了炮局监狱。但作恶多端的王揖唐虽然进了监狱,却仍不甘心,开始想方设法开脱自己的罪责。王揖唐想起了老朋友、时任国民政府新疆省长的吴忠信,便写了一张措辞恳切的条子,托人转交吴忠信,指望吴能对其援手施救。



王揖唐在监狱里苦等救援之际,河北省高等法院发出通知,预备公审他。在给王揖唐的起诉书副本中,检察官先是简述了其投敌就任伪职的历程,继而一一列举了其在任伪职期间的祸国罪行。



看完了起诉书,王揖唐顿感心惊肉跳,他深知其中的任何一条罪状,都足以使他死上一百次,于是,便打定主意称病装傻,以沉默与法庭对抗。随后,捂着被子躺在床上的王揖唐被法警抬到法庭被告席上,在法官问其姓名、年龄、籍贯时,他均无一例外地以“啊”作答,后来干脆口也不张了。公审的两个半小时中,王揖唐一动不动,再未出一声,眼睛也未曾睁一下。目睹此状,曾有记者在报纸上骂道:“王逆竟成活尸,一言不发。”



过了几天,王揖唐又一次被抬到了法庭,他还是沉默不语。



拖了几个月的时间,直至全国各地和王揖唐相同级别的汉奸都已伏法,法院另派医生经过检查也证明王揖唐病状轻微,法院遂决定赶在“九一八”事变十五周年纪念之际,公开审判王揖唐,彻底了结审而不决的王揖唐汉奸案。王揖唐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



1946年9月17日,河北高等法院特刑庭开庭,公开审理王揖唐案。开庭后,王揖唐躺在帆布床上由法警抬至公堂,扶坐在被告席上的藤椅里受审。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后,审判长吴盛涵问被告有什么可辩护的,王揖唐仍然哼哼哈哈。法庭命令王揖唐解释其访日诗时,王揖唐这才开口,他推称其为文人游戏之笔墨,再问时便又缄口不语,称病避而不答。审判长遂与检察官商量后大声宣布道:被告若再不开口,将被视做供认不讳,要按缺席进行审判。



王揖唐仍然置若罔闻,开始闭目养神。审判长吴盛涵无奈,只好自顾自地宣读审判主文:王逆揖唐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没收。



并不想死的王揖唐随即委托辩护律师赵毅上诉至最高法院,但由于种种原因,上诉状被搁置,许久未见复判。愤恨不平的华北民众以为当局与王揖唐沆瀣一气,遂写了蒋介石政权庇护汉奸之类的“大字报”,贴在河北高等法院的门口。河北高院眼见形势严峻,群情激奋,立即委派专人赶赴南京最高法院探听情况并催促高院对王揖唐汉奸案进行复判。不几日,最高法院特刑庭的复判便下到了河北高院,“核准原判”。



后来,时局使得王揖唐案又被搁置起来。1948年9月初,看守所送来了最高法院的第二次判决书,仍是判其死刑。



9月10日早晨,河北高院院长将王揖唐的死刑执行令交给了检察官,检察官随即赶往姚家井第一监狱,向典狱长出示执行令,让其立即安排。典狱长随即派两名看守跑到“病监”去抬王揖唐上刑场。



多行不义必自毙。王揖唐的结局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检察官让人给王揖唐拍了照,又让法警拿着供词,将王揖唐的手拖着在上面按了手印。



枪声响后,这个卖国奸贼终于结束了他可耻的生命,走完了其罪恶的一生。

“华北第一奸”王辑唐的人生沉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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