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冒死”举报才能制度性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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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冒死”举报才能制度性纠错

公平公正应该代表一个国家法律的应有的尊严


广州地铁“造假门”事件,不见有人被“摘乌纱”,但见有人被“砸饭碗”。卷铺盖走人的,是“凭良心说实话”、举报造假的工程师钟吉章,他为自己的执拗和坚持付出了代价。


因为揭露广州地铁三号线北延段工程验收报告作假,钟吉章先是被调离原岗位,工资减少近三分之二,后来被恐吓“抓走”。再后来,原本打算聘请他当总监的公司,因看到关于他的新闻,也销声匿迹。再往后,有关方面终于“给颜色瞧”了。2010年12月底,钟吉章所在的单位以合同到期为由,不再续聘他。“冒死爷”钟吉章下岗了。(2月7日《新快报》)


在媒体和公众眼中,钟吉章铁面无私,倔得可爱,故而荣登“2010年度中国正义人物”和“2010中国魅力人物”榜。我揣测,对于这个荣誉,广州市有关方面是不予认同甚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在他们眼中,钟吉章无疑是个“讨人嫌”的“麻烦制造者”。如果不是其多管闲事出来“搅局”,这项工程没准能成为各方面推崇备至的“优质工程”。即使果如钟吉章所言,十年二十年后出了大问题,那又能怎样呢?对于层出不穷的豆腐渣工程,有谁陈芝麻烂谷子地翻老底算老账的?或许因为念及钟吉章参加过革命,是广州地区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会员,较之形形色色的“被通缉”、被“精神病”,仅仅落了个下岗,钟吉章算是幸运了。


广州地铁“造假门”事件炒得沸沸扬扬时,距离广州亚运会开幕不到两个月。尽管当时地铁公司、设计院甚至施工单位都承认,钟吉章举报的问题属实,混凝土强度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C30设计标准。尽管广州市市长表态,如果该地铁工程不符合安全标准,绝不会投入使用,但迄今为止,除了广州市建委组织一个专家团进行复检,草草得出结构安全,工程不需加固或重建的结论外,有关人员如何处理等一字未提。


事实上,每个正常运转的社会中,总会有一套完备的机制,这种机制虽然不能保证“除恶务尽”,但却能够保证“恶”的事件发现后,社会一连串的纠错机制迅速启动,将已经发生的“恶”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而遗憾的是,广州地铁“造假门”事件中,看到的是追责机制和纠错机制的瘫痪。钟吉章举报无果,无奈之下以发网帖的形式,发出“死亡之路”的警世危言,最终连“亡羊补牢”式的纠错都没能唤起。


说到纠错机制,不禁想到美国的安然公司事件。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安然公司被曝出掩盖巨额债务并虚报利润六亿美元的丑闻。美国相关部门并没有组织专家论证其中的“偶然性”,先是安然公司被迫进入破产程序,欺诈案件的制造者被推上被告席,随后美国总统和国会、会计总署、联邦检察院、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联邦储备银行等迅速作出反应,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相应对策,并付诸实施,最终推动了美国公司法、证券法、中介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


为安然公司丑闻付出沉重代价的,除了造假者,并无美国式的“冒死爷”。铁面专家钟吉章举报不合格工程不惜“冒死”,这为当下一些建筑工程的质量为啥越来越不靠谱,为啥质量不可靠的工程反而荣誉铺天盖地,为啥楼垮垮、桥脆脆经常让公众触目惊心,找到了注脚。我一方面为钟吉章的良知而庆幸,一方面又为社会纠错机制的失灵而担忧。一个纠错机制能正常运转的社会,会出现这种让人悲从中来的“冒死爷”吗?



如今,“无地铁,不城市”已被地方政府广泛认同,地铁建设的意义已不止于解决交通难题,而是更多地演绎成政绩工程的较量。在此背景下,中国各城市地铁建设正在大跃进。地铁是非常复杂和特殊的建设工程,匆忙上马,一旦留下隐患,日后补救费用高昂,在安全问题上更是人命关天。靠什么保证如火如荼的地铁工程中不出现钟吉章泣血举报的C25?如果没有成熟的纠错补救机制,类似事件发生时,谁敢保证专家还会一如既往地保持举报热情?


任何一个政府和社会组织都不是神,并非有着无限理性和全智全能,总有犯错的时候。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而不知错,知错而不认错,认错而不能制度性纠错。对诸如豆腐渣工程的错误进行穷追猛打式的追问、追究,直至挖出根源,对症下药,举一反三,这是纠错机制的根本要义。也许用不了多久,钟吉章及广州地铁“造假门”事件就会被淡忘。一个成熟的纠错机制,远比专家冒死举报重要得多,除非制度性的内部纠错机制运转正常,类似事件还会不绝如缕地重现,任何冒死举报都是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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