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掀起排华暗潮:蒙古技监局工地蒙华冲突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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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2010年32期 周宇


[内容摘要]:长期观察蒙古媒体的人士称,涉及中国的负面新闻多如牛毛。除了一些与中国人毫无关系的事件被说成中国人所为,其他报道也通常缺乏客观立场。2010年8月底的蒙古工地冲突事件引发的蒙古国内巨大震动,令原本不佳的华人形象更是雪上加霜,民间仇华情绪又近一步升级。而值得反思的是,除了历史原因、苏联敌对宣传的影响以及蒙古民族主义极端组织做背后推手,近些年来的冲突事件也许是多年来中国人在周边掠夺性性投资带来的恶果之一。


2010年9月29日,最后一名被羁押的中国工人被保释出来,蒙古国技术监督局大楼工地冲突事件终于暂时平息下来。


该大楼是湖南建工在乌兰巴托承建的中国援助项目。8月23日前后,工地上的中国工人与当地极端组织成员、警察发生严重冲突,多名警察和极端组织成员被打伤,9名中国工人被羁押。


此次事件在蒙古国引发巨大震动,令原本不佳的华人形象在蒙古国雪上加霜,民间的仇华情绪进一步升级。而远在漠北苦寒之地施工的中国工人在浓烈的仇华氛围之下,则遭遇巨大生存压力,举步维艰,以至于冲突之后被迫在国内互联网发出求救信,希望国人能为他们撑腰。


此次工地冲突事件,是蒙古多年来民间仇华情绪的一次大爆发,也是无数次蒙华群体冲突中影响最大的一起。在蒙古,此事件被贴上“中国人打蒙古警察”的标签被长时间炒作;在中国,国人第一次惊讶地看到中国人在境外形象如此狼狈不堪。


值得反思的是,除了历史原因、苏联敌对宣传的影响以及蒙古民族主义极端组织作背后推手,工地冲突事件也是多年来中国人在周边小国掠夺性投资带来的恶果之一。


工地战争


8月21日是一个周六,晚上,援建工地正在加紧施工。突然,一辆拉回填土的车将一根水管压断,巨大的水流喷射出来。谁也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故障将在几天内演变成轰动全国的冲突事件。


两名中国工人沿着水管寻找水龙头,翻过栅栏,来到隔壁超市的院子里。由于工地上的车辆和管道有些需要经过这家超市的院子,双方曾就此达成协议,周六、周日可以通过。


此时,超市的院子里来了几名保安,两个工人赶紧给翻译打电话,由翻译在电话里和保安沟通。但保安很快挂断电话,将工人强行拖进一辆汽车开走,一路死死按住殴打,并对工人喊:“money(给钱)!”


正巧车辆来到工地门口拐弯,一名工人跳车成功,其他工人闻讯后从工地冲出来,抢回了另一名工人。警察赶来,将中国工地和超市双方的保安队长(都是蒙古国人)叫到一起,约定周一具体谈赔偿问题。超市保安队长提出“最好现在就给些钱”,遭到拒绝。


8月22日,午饭过后, 4名蒙古人突然冲进了工地,其中两人为前晚冲突中的保安人员。4人抓了两名工人拖出去,一番调解不成后,工人们最终从车里将两人抢回,并回到工地院内,关闭了大门、小门。


之后,两名身份不明的黑衣人冲进工地,其中一人拔出手枪威逼工人们趴下,另一人抓过一名工人将其劫持。工人们在惊恐后反应过来,一拥而上将被劫持工人抢回来,将两名黑衣人赶出工地。根据此后蒙古媒体的报道,两人或为蒙古警察。


见此情景,工地负责人只得给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打电话。


墙外的蒙古人越来越多,冲撞大门未果,开始往工地扔砖头。工地里的工人也开始往外扔砖头还击。双方各有负伤,墙外的蒙古警车被砖头砸坏,两名警察被砸伤。此后,冲突在劝说下暂时平息。


直到中国大使馆人员赶到现场,详细了解情况并协调后,墙外蒙方人员才离开。


8月23日午餐过后,中国工人正在宿舍内休息,一名蒙古警察和一名便装蒙古人敲开工地大门,说需要进来处理事务,要找蒙方代表和项目负责人。紧接着,8名衣着怪异的蒙古人(据称是民族主义组织“达亚尔”的人)闯进工地,手持铁棍,冲进工人宿舍,冲着正在床上睡觉的工人见人就打。


工人惊醒后开始反击。由于工地到处都是金属工具,且工人多达七八十人,蒙古人很快被击退。打斗后的宿舍一片狼藉,走廊上满是血迹和玻璃碎片。


追打中,一名被打伤的蒙古人跳墙逃走。两小时后,更多蒙古人赶来,试图越过围墙。工人们在工地里大声叫喊,准备搏斗。发现中方工人早有防备,墙外蒙古人退走。


事发后,中方通过翻译报警,但始终没有警察出警。


整个冲突过程中,先前进来的蒙古警察一直就待在几米外蒙方代表的办公室里,却未对冲突作任何处理,知道中国大使馆人员赶到工地后便自行离开。


之后,整个工地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


项目经理部给总公司的报告中写道:“目前,全体工人都处在极度惊吓和恐惧中,不可能进行生产,强烈要求保命回国。在此状态下,项目技术组已无安全保障。为防再遭不测,技术组只能组织全体工人守住工地围墙进行自保。”报告建议:工程报停;组织全体人员回国。


8月24日,工地成立突发事件应急小组,并着手撤退部署。当晚,27名工人安全回到国内。一些工人被蒙古警方临时召回,配合调查。

此时,工地的蒙古雇员已经不敢再来上班。他们得知,此次冲突事件早有预谋,蒙古媒体也正在炒作,事态必定进一步恶化,极端组织或有进一步的报复行动。


一份报告中写道:“我方后续留守工人,由于亲历亲见穿着警服开着警车的人与反华组织等袭击工地的蒙古人的接应和配合,尽管技术组一再极力安抚,仍不肯相信自身安全能得到保证,甚至对技术组产生信任危机,危险情绪蓄势待发,极难平复。”


8月25日中午,湖南建工的两位老总抵达蒙古。下午,蒙古刑侦局来工地侦查、拍照和护照核验。当晚,中方决定事件处理后全部撤退回国。


事件发生后,中方又进行了土方回填、已施工楼层清理、加固、混凝土浇注等扫尾工作。如果不进行这些工作,来年整个工程将报废。


8月26日的《防止蒙古歹徒袭击项目部紧急预案》对防范进行了细致安排。所有人员严禁踏出工地,安保人员要求穿好胶鞋、系紧安全帽,并将钢筋、钢管等工具放在顺手的位置。其他人员作为“预备役”,一旦发生意外,积极参加抵抗。全体人员被要求注意饮食和休息的调节,“睡不着,强迫自己睡,吃不进,强迫自己吃,不能被蒙古人拖垮,保持旺盛的精力应付可能的突发事件。”


预案根据对方可能来袭的人数及携带的武器,制定了不同方案:如果对方人数太多或持有手枪,工人们将直接退守建筑物二楼,守住楼梯口,用砖头封住,等待大使馆和蒙古警方的救援。预案的结尾用黑体字写道:“大家挺起胸膛,同舟共济,共同抵御蒙古人!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此间,商务部和外交部工作组赶到蒙古,协调处理此事。不过,未能阻止蒙古警方抓人—8月27日,周五,6名工人被蒙古警方带走。


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五”,因为之后两天是周末,工人会被白白关押两天,案件得不到处理。9月3日,又是个“黑色星期五”,另外3名中国工人也被关押。一些工人反映在监狱中受到了虐待。狱中传出的一个求救纸条写道:我们在里面受不了了,蒙古人天天折磨我们,死的心都有了。每天晚上听到刘XX在大喊大叫。


9月15日,被抓的9人中8人被保释回工地,不准离开,两名蒙古警察在现场看守。9月底,最后一名工人被保释出来。


至今,上述工人仍在空荡荡的工地上等待事件的进一步处理。对受伤的蒙古极端组织成员和警察的赔偿工作也在进行中。


两名受伤的蒙古警察目前在韩国疗养,一些重伤的极端组织成员仍在治疗之中。


不安全的国家


对于各方来说,此次工地冲突事件是个意外。


按规定,工人不能住在工地,该工地的中国工人原本也是住在步行5分钟之外的一栋小楼里。但就这5分钟的路程,常常会遇到蒙古人不断找麻烦、辱骂或是肢体碰撞。这令工人们始终处于恐惧和愤怒之中。为安全起见,工人们才搬进狭窄的工地,尽可能不出门。如果不是这样,来闹事的蒙古极端组织其实很难遇见如此规模的集体抵抗。


此次有蒙方工作人员听见极端组织成员称“深感意外”:以往去中国工地闹事,工人特别老实。这一次万万没想到工人们会全都冲出来抵抗,“就像是当过兵一样。”


此前,中国工人在蒙古的工地被极端组织、警察或普通蒙古人殴打、敲诈、侮辱早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


有中方建筑公司负责人回忆,2001年一群江苏工人的建筑工地上,一个蒙古醉汉砸窗进来,将所有工人挨个殴打,却没有人敢还手。第二天报警后,警察问被打的工人为何不还手。工人回答,“我们来你们国家干活,打了人我能好过吗?”最后项目工程的蒙古合作方叫人将醉汉打了一顿。结果当晚醉汉再次冲进工人宿舍,又将工人们打了一顿。


2007年,中国援建蒙古博格达汗宫博物馆大门。施工期间,国内来的古建筑专家夜间多次受到蒙古警察骚扰,反复检查证件。做彩绘的技术工人吓得不敢出门。


此前,大陆媒体也曾多次出现中国工人被蒙古警察在烈日下集体罚站,或是被极端组织敲诈的报道。而工地以外的世界,对中国工人们来说,则更加不可预测。


此次冲突事件中的援建工地,早已变成了囚笼。大门内侧贴着巨大的告示:“为了我们自己,请大家不要出门。”


对蒙古人的恐惧并非仅属于工人。一名援助蒙古的汉语教师称,他在来蒙古之前颇为兴奋,准备好好游览蒙古各地的美景。但来蒙古之后才发现像坐牢一样,即使是双休日他也只敢宅在宿舍,在没有陪同的情况下他不敢轻易出门。计划中的旅游全部取消。另一常驻蒙古的中资机构代表称,2006年之前,还敢坐公交车、出租车,时而逛街。到如今,不但公交车和出租车不再敢坐,自己开车出门也从来不敢离开车门太远。


蒙古人士对《凤凰周刊》记者介绍,中国工人衣着随便,很容易辨认。其他中国人也好认,尤其是戴眼镜的,因为蒙古人很少戴眼镜。


近年来,蒙古发生了一系列较为严重的排华事件。2006年11月26日蒙古独立日当晚,三家中资商家遭到数十名蒙古年轻人打砸抢烧,包括一家宾馆、一家超市和一家餐厅。


2010年4月份某日,24小时内2名华侨被杀害。其中一起在建筑工地的门卫室,另一起在华人的商店。两起惨案之后的半个月内,南亚某国使馆代办疑似被误以为是中国人,在蒙古农业部门前遭到痛殴,险些丧命。行凶者边打边喊“Hujaa(对中国人的蔑称),滚回中国!”


近年在蒙古遭到辱骂和殴打的,还包括大陆某社科类研究机构的领导,以及某大型能源企业的高级领导。


700年前,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元代,汉人被列为最低等的第四等“南人”。如今的蒙古,这一情景似有重现。一些人在殴打了日本人或是韩国人之后被警察抓获,通常的借口就是“我还以为他是中国人,所以打了”。


一名华侨抱怨,为了令自己更像蒙古人,免除麻烦,不得不戴上棒球帽—蒙古人喜欢戴帽子,但中国人很少戴。路上见到身穿黑色夹克、光头或者长发的极端组织成员,赶紧绕道行走。


根据一位华侨回忆,1990年代之前,他们生活在蒙古就像自己的家里一样,可以随便说中文。但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听到中国人被辱骂为“Hujaa”,他父亲则在公交车上无端被殴打。


如今,“Hujaa”已经成为中国人和蒙古华侨的贬义统称,少数蒙古官员在电视上接受采访,也会脱口而出。互联网上出现了一首反华歌曲《Hujaa 你别嚣张》,指责中国人抢夺蒙古的资源和女人。这一称呼对刚到蒙古的中国人来说,或许不解其意,但对于华侨和常驻蒙古的中国人来说,刺耳无比。


尽管这首歌曲被解释为民间行为,但在蒙古的广播和电视里都曾反复播出。


1992年之后,来蒙古经商的中国人开始增多,乌兰巴托的大街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汉字招牌。上述华侨还记得他看到过广东饭店、北京饭店、友谊饭店、金海岸饭店等名字。但从2006年开始,中文陆续消失直至绝迹。许多中文招牌饭店被砸、抢或者砸碎玻璃。


但韩文等其他文字在乌兰巴托街头依然随处可见。成吉思汗机场唯一的登机口两侧就布满了韩文。

此次发生冲突的工地使用了中蒙两种文字的招牌。这曾被劝阻,被认为肯定会招来麻烦:满街都没有汉字,凭什么你“头皮硬”能用汉字?


令在蒙华人不满的是,上述遭遇极少被大陆媒体报道。汉字的消失以及蒙古反华组织的兴起,都曾引起日本、英国等国家媒体的关注。而在大陆的电视新闻里,永远是中蒙高层互访、友好、援助的画面,从未出现不愉快场景。


由于类似事件太多,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也无法有效处理。这令一些受辱民工备受欺压。一些民工辗转回到二连浩特后,当即撕掉护照扔到地上,发誓再也不去蒙古。


分裂的态度



工地冲突事件发生后,立即在蒙古媒体引起轩然大波。8月23日晚上,蒙古电视台开始报道此事,各大报纸也以重要版面报道。


参与事件的蒙古极端组织在布满纳粹标志的会场召开记者招待会:“我们认为殴打蒙古警员就是侮辱我们的政府,破坏我们的法律,因此我们要求严惩凶手,驱逐参与肇事的中国人。”


殴打警察,成为此次事件被报道的重点。电视画面上,反复播放警察流血的镜头。但对于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并无报道。这些显然加深了许多蒙古人对中国人的反感。


一名华侨被多位蒙古朋友问到,中国人为什么要打警察?华侨反问,你知道为什么发生冲突吗?所有的人都说不知道。一名在蒙古教汉语的志愿者在课堂上被学生问起,“老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坏,打我们的警察?”志愿者只得解释称,不能光看电视,警察不穿制服,用枪顶着别人的头部也不对。最终,学生仍然说:“我觉得除了老师之外的中国人都是坏人。”


当仇华成为普遍情绪之后,攻击中国成为蒙古媒体最能讨好民众的话题。


长期观察蒙古媒体的人士称,涉及中国的负面新闻多如牛毛,大多头版带图片。正面新闻通常只是小豆腐块。负面新闻中,除了一些与中国人毫无关系的事件被说成中国人所为,其他报道也通常缺乏客观立场。


“这还是主流媒体。蒙古还有一些本来可信度就不高的媒体,更是胡说八道。”一个被在蒙中国建筑人士一再确认完全不可能的谣言是:中国工人*蒙古女生后,将其搅入混凝土,砌进了墙里—要完成这一高难度动作,需要几乎整个工地几十人的配合,更何况工地都有蒙古人担任保安。而墙的厚度能够容纳一个人的大型建筑,在蒙古寥寥无几。


一位中资机构负责人回忆,一次,有蒙古人看了报纸后对他们说,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坏,拿骨粉掺在面粉里面,坑害蒙古人?来自内蒙的蒙古族翻译当场大怒:“骨粉比面粉贵多了,中国人能这么傻吗!”


2010年春天,某萤石矿中国司机开车撞死蒙古人事件也一度轰动全国。媒体报道称,中国人不但在蒙古的土地上抢夺资源,还开车撞我们的人,应该没收全部财产,分给蒙古穷人。前述负责人向涉事中国人询问后得知,原来该矿场被附近蒙古人长期敲诈、抢劫财物,他忍无可忍,才开车撞人。“中国人难道都是疯子,谁会闲着没事开车撞人玩?”


观察蒙古媒体的人士称,蒙古媒体也有少量有关中国的正面新闻,比如奥运会、世博会等,通常是对中国的发展成就表示佩服。但互联网上新闻的跟帖,对此也都是通篇谩骂的。


甚至“与中国有关”,也成了蒙古人之间互相攻击的绝佳理由。


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2009年总统选举中,有电视台女记者来到总统候选人、现任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的家乡—与中国新疆交接的科布多省—采访。报道中,女记者称,额勒贝格道尔吉的父亲可能是从中国新疆过来的中国人。


这一“恶意攻击”引发许多蒙古人反感,额勒贝格道尔吉的母亲则在电视上痛哭流涕进行反驳。以至于今天还有人认为这反而助其当选了,因为大家基于同情纷纷将票投给他。


在蒙古议会,政治家们可以公开声称亲美或说日本人好,但绝对不会有人敢说中国好。一些议员公开指责对方是中国的间谍,收了中国人的钱,尽管其中很多人“走下台就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很可能开完会就坐飞机去北京了,子女也早就送到中国来读书”。


执政党通常面对中国这一蒙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全球最大的市场,不会有过激言行。在野党则可以以此为借口攻击执政党。同时,执政党为了不丢失选票,对反华极端组织也不敢施压。分析人士称,“总体上对华极为不利。”


著名议员贡达赖(Gundalai)也是议会中指责中国最多的议员之一。但他的表现通常被认为是表演。贡达赖本人曾在2003年访问中国,并希望从中国获得在小型水电站方面的援助。


有中资机构人士称,贡达赖曾通过中间人与中国企业谈生意。中国企业代表称“你是个反华的头子,你和我有什么生意好谈?”贡达赖回答说:“那是政治,你我生意归生意。不反华,选票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


并非所有的蒙古人都仇华,全社会对华态度的分裂现象明显。《凤凰周刊》记者走访蒙古期间,蒙古国家通讯社及《蒙古消息报》、蒙古国家科学院多位教授、蒙古人文大学老师和学生、部分议员、作家、企业家、宪法法院委员以及首任总统奥其尔巴特等精英阶层人士都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和帮助。中蒙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投资蒙古,给双方带来发展,以及如何促进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成为他们互相探讨的问题。


在民间,同样存在着分裂。


学汉语的热潮,在蒙古一年高过一年。全蒙有30多所中小学和30多所高等院校教授汉语,乌兰巴托还有一些语言学校专门教汉语。汉语成为蒙古在英语之外的第二大外语,而传统的俄语仅能排名第5、6位。除了国家汉办派遣的4、5名汉语教师,还有100多位汉语志愿者老师在蒙古任教。每年还有越来越多的蒙古留学生自费或是领取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来中国留学。


前述汉语志愿者分析,蒙古学生学汉语的原因包括:父母逼着学、就业需要、想到中国做生意、到中国旅游等。一些学汉语的学生立即就能带家人、朋友去中国组团购物,甚至购买装卸车等设备。也有留学生是因为家人认为中国比俄罗斯治安好,所以选择来华留学。


这一情景与汉字在蒙古无处藏身的地位形成鲜明对比。学汉语的学生中,也有极端组织成员,有人用学来的汉语在街头涂写反华标语。

为何仇华?


《乌兰巴托邮报》2008年12月24日报道《天真的蒙古纳粹》称:“如果问蒙古人,你是如何看待南方邻居的?最可能,也是大家最不愿接受的回答是:‘要说蒙古人对中国邻居的印象,在种族主义与仇恨问题上,我想那绝对不会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


由于曾经同属一个国家,大多数中国人对蒙古人有天然的亲切感。而蒙古人对中国人的普遍仇恨,令中国人始料未及。蒙古人为何如此仇视中国,恨从何来,成为令中蒙两国人士都在思考的问题。


历史显然是反感的重要原因,尽管每个蒙古人对历史的理解和知晓都不一样。曾经担任十多年蒙通社驻北京首席记者的策红认为,元大都(现北京)曾经是蒙古帝国的首都,但蒙古人最终被汉人朱元璋赶到了漠北。“蒙古人代代都在想,是谁拿走了我们的帝国?是汉人,汉人是坏人。这样的想法已经渗透到血液里面去了。小时候,父亲也教育过我,如果没有汉人,蒙古人会更强大。”


而之后被清朝和苏联人统治的历史,令蒙古人对独立和自由特别敏感。蒙通社社长说,满清统治时期,“一些向往自由的喇嘛英雄被带到北京杀头……今天我们完全自由了,做什么也不用去北京或莫斯科请示了。”


蒙古民间流传着对中国终将收回蒙古的恐惧:五星红旗上的4颗小星被解读为香港、澳门、台湾和蒙古。一旦台湾统一了,下一个目标就是蒙古。曾有中资机构人士在蒙古读书的孩子被同学问起:“听爸爸说,中国统一台湾之后就会收回蒙古,是不是这样的?”


而在社会主义时代,苏联人操控下的数十年反华宣传,被认为至今仍有巨大影响。许多人或许说不上中国人哪里坏,就是非理性讨厌。


由于越来越多蒙古人懂汉语,大陆互联网上多如牛毛的对蒙古歧视性语言以及中国网民们四处传播的所谓“蒙古议员想提议回归中国”等各种自我意淫,越来越多地被蒙古精英阶层知晓。这些言论虽然在中国并没有太多人关注,却狠狠刺激了蒙古人的神经,并对在蒙古的中国人造成压力。


“很多中国人到现在都还以为蒙古国只是中国的一个北方少数民族。”一直关注中国媒体的蒙古国家科学院教授旭日夫抱怨。


撇除上述历史纠结的原因,到蒙工作的中国人与蒙古人的交往经历也成为最新的原因。


1990年第一批来蒙古建设的中国人回忆,那时候蒙古人和中国人颇为亲近。大街上有酒鬼喊他去自己家里:“中国人好,苏联人坏,我要和中国人结婚。”那时的中国工人与前来敲诈的当地流氓发生冲突,甚至是当地黑社会出面帮忙解决了问题。


从那时起,就有个别中国工人找蒙古女人厮混,受到中方管理层严格禁止,发现后会遣送回国。直至今日,越来越多来蒙古的中国人与蒙古女人发生关系,甚至不惜重婚建立家庭。有少数中国商人与不同蒙古女人关系混乱,甚至有人称有过翁婿两人找蒙古两姐妹的情况。“这怎么能叫蒙古人瞧得起你!”有中资机构人士痛心疾首。


对于许多蒙古女人来说,中国男人责任心强,至少在蒙期间会负责女人所有的生活问题,比起酗酒成风、不事稼穑的蒙古男人更受欢迎。但对于蒙古男人而言,这显然是一件刺激神经的事情。


之后刺激蒙古人神经的,是更为直接的利益关系。


2000年之后,大陆皮草贩子大举进入蒙古,之后又来了一拨废旧金属回收者。与此同时,蒙古人也开始大批去中国批发日用品回蒙古卖。


中国人带来的除了商品和投资,还有造假,原本淳朴的蒙古人学会了在羊绒里掺土。一些内蒙的蒙古族人为来中国采购的蒙古人当中介,以从中欺骗性提价为业。有中国的蒙古族人目睹一个蒙古人在乌兰巴托街头手持砖头,见中国人就砸。一问才知道,此人去中国做生意,刚刚被骗了精光。


此时,在蒙古流传的说法已经变为“俄国大哥好,中国人坏,懂语言(蒙语)的(内蒙人)更坏”。


由于早期的蒙古商人实在没钱,来中国只能买进假冒伪劣商品。相关人士回忆,即使是乌兰巴托百货大楼也曾经进过假货,原因就在于没钱。一名蒙古留学生回忆,小时候对中国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商品质量差,报纸上经常骂中国人坑蒙古人。但他来了中国之后,才惊讶地发现中国优秀商品随处可见,如果不是蒙古人穷困之极,完全不必购买劣质商品回去。此时,他才反思在蒙古的中国商品质量差或许并非是中国人刻意为之,仅仅只是价格问题——好的商品蒙古人买不起。


“但这只是来过中国的我个人的想法。大多数没来过中国的蒙古人恐怕还不会这么想。”


接下来,是大举进入蒙古的建筑工人和矿业公司。


与俄化后注重礼节穿着、识字率一度高达99%的蒙古人不同,中国工人通常穿着邋遢,随地吐痰,甚至早年有人随地小便。进入餐厅后大声喧哗、不按蒙古习惯将外套挂在入口处等行为都令蒙古人反感。


由于中国工人技术熟练程度以及勤劳吃苦能力都远远超过蒙古工人,工资也高过本地工人数倍。近年来,大量中国工人以合法或非法途径涌入蒙古,突然出现的数量庞大的中国人,令蒙古人感到恐惧。而蒙古本国失业率始终居高不下,必然引发矛盾。


蒙古政府立法规定外国公司雇佣蒙古本国工人和外国工人的比例最低为9:1,外国雇工超出的人数需要缴纳高额费用。这往往使得一个中国企业雇佣一个中国建筑工人的成本高达每月8000元人民币。许多中国企业不得不用各种手段违规。这使得中资企业成为蒙古警方严格检查的对象,同时成为极端组织的攻击目标。


而许多小型矿业公司则留给当地人资源掠夺者和环境污染者的印象。


尤其是小型金砂矿、萤石矿开采者,经常手续不全,即用最原始的方法开采。污染河流或是破坏草场后,也不按照规定予以恢复。这同样是蒙古官方重点打击的对象。


2006年,乌兰巴托市长Batbayar通过法令,要求所有金属冶炼厂搬迁到Baganuur和Nalaikh区。2007年7月21-22日,蒙古警方和国家职业检查署等部门联合检查,仍在城里发现两家中国工厂在秘密生产。


中国人给蒙古人留下的暴发户、没文化的深刻印象,让蒙古民族主义组织“达亚尔”成员感叹“世间少有的没文化的人都来到了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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