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官场=“赌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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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停办了科举与捐纳后,“不拘一格降人才”反而为掌管干部任免权的官员们提供了更多的寻租机会,“公卖”转为“私售”,“官价”称为“黑市”,比改革之前更为混乱与腐败。 1909年5月2日(农历三月十三),两江总督端方向中央请示,鉴于两江从农工商部所借的款项,还有大量未能归还,请求中央批准将两江的“捐输”再延期一年。中央领导批转相关部门研究,最后决定同意端方的要求。这意味着,两江将继续获得“特殊政策”的扶持:公开出售官阶(“捐输”)以增加财政收入。 这时,离光绪皇帝明令禁止“捐输”已经8年,作为首要改革对象的“

停办了科举与捐纳后,“不拘一格降人才”反而为掌管干部任免权的官员们提供了更多的寻租机会,“公卖”转为“私售”,“官价”称为“黑市”,比改革之前更为混乱与腐败。

1909年5月2日(农历三月十三),两江总督端方向中央请示,鉴于两江从农工商部所借的款项,还有大量未能归还,请求中央批准将两江的“捐输”再延期一年。中央领导批转相关部门研究,最后决定同意端方的要求。这意味着,两江将继续获得“特殊政策”的扶持:公开出售官阶(“捐输”)以增加财政收入。

这时,离光绪皇帝明令禁止“捐输”已经8年,作为首要改革对象的“卖官鬻爵”,却依然是大清国长盛不衰的经济增长点,以支柱产业的姿态,支持着包括改革本身在内的各种白色、灰色、黑色的财政开支。即使睿智、勤勉如端方者,也不能例外。

大清帝国官场如市,交投两旺。

职方贱如狗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皇帝老子的最大资源就是权力,当然要盘活它。而把权力资源变成资产,不外乎两个办法,一个是“豪夺”,以专政工具做后盾,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要你方就得方,要你圆就得圆,但这种方式技术含量不高,吃相难看,后遗症大;另一个就是“巧取”,将一小部分资源提供出来共享,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把官位当做商品来销售,根据《史记》,似乎是从嬴政大帝开始的。秦始皇四年(前243年),因蝗灾大疫,颁发了一个特殊政策,百姓如纳粟千石,则可拜爵一级。史料没有详细记录这次促销活动的成果。发明了“皇帝”这个职业名称的嬴政,不仅在“豪夺”方面成为后世的楷模,其在“巧取”上也展露了极其精明的商业头脑。几千年来一直有八卦传言,说他可能是吕不韦的亲生儿子,是这位著名商人的一项极有眼光的战略投资,虽然已经无法对此进行最为可靠的亲子鉴定,但嬴政的这一举动,却似乎很能代表某种基因的遗传。值得注意的是,嬴政并非“卖官”,而只是“鬻爵”,销售的只是一种荣誉头衔,买家并没有机会能真正握上印把子。后世的皇帝们,便没有嬴政这般能够把握分寸,纯粹用虚名去换现金。明朝末年,崇祯皇帝因公殉职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史称“弘光”小朝廷,帝国的“权力资产”便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为“弘光”的“清仓大甩卖”:传统的科举制度被连根改革,不再根据考试成绩,而是根据捐银多寡,进行名次“拍卖”;县级以上三级正官,也一律公开“招挂拍”,于是,还剩下半壁江山的大明朝官员泛滥,干部成堆,“中书随地有,翰林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时人还填了阙《西江月》:

“弓箭不如私荐,

人才怎比钱财?

吏兵两部挂招牌,

文武官员出卖。

四镇按兵不举,

东奴西寇齐来。

虚传阁部过江淮,

天子烧刀醉坏。”

满清入关后,时时刻刻以明朝的政治缺失为镜鉴,但也继承了明代的卖官制度,第一动力当然是国家财政困难,需要多方敛财。但是,即使在康乾盛世,捐纳也并没有停止,而其中被主流史学者们容易忽视的是,除了敛财的动机外,还有更为深刻的政治考量:羁縻人才。天下承平日久, “为士者十倍于前”,而知识分子的出路除了科举做官外,并无他途,公务员的录取比例很低。出路影响思路、屁股指挥脑袋,大量的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待业”或“失业”状态,可能就会成为一种危险的力量,而捐纳就可成为一种有效的减压阀。康熙皇帝曾经高姿态地表示:“国家用人不必分其门而阻其途, 实政惠民, 不必格于成议而拘迂见。” 而雍正皇帝则毫不掩饰,认为正途人员容易徇私结党, 因此,保持捐纳渠道,就可以“藉以牵制科甲, 庶合先圣立贤用人无方之意。” 这自然绝非是为敛财的开脱之词,而是极为深刻透彻的帝王之术。

盛世卖官,还可算是生财有道及政治羁縻,到了乱世和衰世,就成了饮鸩止渴了。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来自捐纳的收入,成为大清财政的支柱之一。大清国的官场日渐成为“将本逐利”的市场,甚至还出现了集资合股买官的雷人故事。根据徐珂《清稗类钞》的记录,浙江绍兴人蒋渊如,便与四友集资,去购买“知县”。成功后,按照约定,蒋为县令,其他人则分别担任不同职务,“五人者舞文弄法,狼狈为奸,辇部民之金以入邑廨者岁可以二十余万”。三年后干部考核,蒋县令因贪腐而被双开,但五人已经“满载而归矣”。

据说,太平天国的杨秀清就利用清廷的捐纳机会,安排“潜伏”队伍:“挑取端正魁梧者百余人,令其诡捏姓名籍贯,赴京捐输,并指捐省分,至省候补,预伏内应。甚有捐至道府者,一时竟无从查察也。”

光复会的首领徐锡麟,也是利用捐纳制度,混进了大清国的干部队伍,而且身居四品,成功地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

捐纳制度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根据记载,当时专门有一种被称为“赌子”的人为有潜力的捐纳者提供信贷服务,条件就是买官者上任后要聘用“赌子”担任账房师爷,对当官所得利润进行分成,有的是五五平分,也有的是三七开,甚至全部归师爷。这方面最有戏剧性也最成功的案例,就是胡雪岩投资王有龄,早已成了家喻户晓的经典。当然,胡雪岩的故事更有人情味,不那么赤裸裸。

“萝卜”多,“坑”却不多,大量的官员便处于无坑可待的候补状态。根据记载,“宣统末年,在江宁的候补道有三百余员,府、直隶州三百余员,州、县一千四五百员,其它佐贰杂职约二千余员,冠盖荟萃,备极一时之盛。顾此三数千候补人员与江宁所设差缺数目相较,仅能得三十与一之比例”。《剑桥中国晚清史》则援引张仲礼《中国的绅士》一书的统计资料,在太平天国动乱过后,大清国有官衔的人群中,捐纳者的比例已经从战前的32%上升到了66%,几乎到了无官不捐的地步。如此广泛的捐纳,当然侵蚀到科举的正途,“小康子弟,不事诗书,则积资捐职,以为将来噉饭地,故又美其名曰‘讨饭碗’。至若富商巨室拥有多金者,襁褓中乳臭物(指婴儿),莫不红顶翠翎,捐候选道加二品顶戴并花翎也。”

左右为难

更为致命的是,捐纳本身带来的官场退化,也反过来影响到了捐纳的敛财效率,捐纳所得被大量地揣入了那些有着组织人事任免权的官员兜里,公家所得甚少,而且,捐纳贬值厉害,朝廷不得不打折降价处理。

庚子事变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奏,要求全面改革,其中,革除捐纳制度成为重点:“捐纳实官,最有妨于新政,嬲乱吏治,阻阂人才,莫此为甚。今欲整顿变法,请即下诏永远停止,庶几人人向学。”最高决策层深以为然,批转全国执行。

吊诡的是,改革本身所带来的巨大财政负担,却反过来逼迫高喊改革的第一线官员们,重新向中央要求网开一面,在局部地区开放捐纳。特例越开越多,捐纳越演越烈,犹如“微生物滋漫,所在皆是矣”,反反复复直到1906年,才最后下决心彻底停办“实官”捐输,而只发放荣誉头衔。在1909年开始的宣统朝,中央十分自律,严格控制捐纳冲动,即使到了1911年的暴风雨前夜,中央还坚决驳回了财政部(“度支部”)要求开放捐纳的报告。在宣统朝,捐纳收入被正式列入国家财政预算,这成为后世研究者攻击清廷腐败的一大武器。其实,预算内的捐纳只是“鬻爵”,而非“卖官”,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时人亦有“与其卖官,无宁鬻爵”的办法,显然,多多“赐匾建坊”的确是兼顾面子和里子的两全之策。

大清国的干部队伍来源,一是科举,二是保荐,三是捐纳,其中,科举是最为公平的,八股面前人人平等;捐纳次之,基本能做到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至于保荐,则是最容易产生黑箱操作、无规可循的。宣统新朝的组织人事制度改革,越改越乱的症结就在于:停办了科举与捐纳后,“不拘一格降人才”反而为掌管干部任免权的官员们提供了更多的寻租机会,而且,“公卖”转为“私售”, “官价”称为“黑市”,比改革之前更为混乱与腐败。1909年,御史谢远涵就在奏折中剀切指出:“变法至今,长官但举故旧,士夫不讳钻营。请严定章程,以贪劣闻者,反坐荐主,加以惩处。”这份奏折,处理结果只是转发传阅而已(《清史稿》)。

在这场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的******中,大清国的组织人事制度日渐失范,严重削弱了其本就薄弱的执政能力:庞大的干部队伍,既丢失了传统科举制度带来的职业荣誉感,也遗弃了捐纳制度带来的商业荣誉感,官场成了一个没有规则的赌场,大清国也就只能走上“十赌九输”的宿命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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