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德国在20世纪曾崛起而后衰落的历史,或许能给中国一些启示:只有军事上不具有威胁性、外交上安抚他国的大战略,才能加速本国的和平崛起。仅从战略上讲,比如,一支弱小的陆军和海军会比强大的更好,因为强大的军队可能会超出整个国际体系的承受极限,激起过度的敌对反应。当邻国开始警惕起来,从前的友好国变成了中立国,中立国变成了敌对国,敌对国之间被迫搁置彼此的分歧以联合对抗崛起国家的过度崛起。



根据上述逻辑,由于崛起国家会激起更多的抵制,中国在大战略层面上的和平意愿可能反而因为其实力增长而被削弱,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状况。中国的力量崛起与更加温和、谦逊的外交政策相抵消的最坏结果,如果不能避免的话,至少可以得到调和。然而,在力量增长的同时,让自己变得更加谦卑会显得不自然;在财富和军力增长很容易的情况下,裁军也是根本违背常理的。



不过,直到2008年,中国的对外表现却很大程度地冲淡了这个“不自然”的悖论逻辑。据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傅泰林对中国与周边十多个国家解决领土争端的数据统计,从1960-1999年间,中方都做了较大的让步。这似乎表明中国随着其相对实力的增长更加愿意作出妥协。这种做法与中国总体上的“和平崛起”(后来换为“和平发展”这一更温和的说法)的大战略是一致的,其目的很明显在于消弭国际抵制以及防范对手之间的联合。



然而在2008年之后,情况发生了转变。其原因可能是西方的经济危机导致中国在世界上相对排名的突然上升,危机还似乎证实了中国的实践经验(比如“北京共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西方式民主资本主义的声望。或许还有比简单的自大情绪更复杂的原因,中国人更多地讨论要变被动为主动、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



更重要的是,中国与印度、日本之间潜伏着的领土争端复苏,加上中国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及越南在海洋领土上的争端。在领土问题上,中国外交表现得非常坚决,在与日本的海上突发事件中以日本的尴尬退让收场。这种背景下,至少在当前,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各国国内公众对待中国崛起的态度不再那么平和,而是充满了担忧、焦虑,甚至是警惕。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的政府比从前更加警觉,更加关注安全而不再是贸易。一些国家无论程度如何,开始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印度、日本和越南这三个国家最近都与美国加强了关系。显然,美国不用牺牲任何利益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在这个最终会针对中国的联盟中取得非正式领导权(当然还完全没有公开宣称针对中国),它的盟友包括澳大利亚也绝对会加入。


如果中国未来的行动继续按照其2008年后的道路进行,上述反对中国的联盟产生就难以避免。现在大国间战略联盟的意义与1914年时已大不相同。那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协定。当今对联盟功能的定位不是联合作战力量,而是为了传递威慑能力来阻止战争。这也意味着,中国一方与另一方任何双边危机都会演变成另一方的多边问题。即使战争的可能性被排除,这样反对中国的联盟也会让中国感到担忧。因为战略联盟当然也会影响非军事的关系,会以十分微妙的方式影响国际贸易。如果敌对的集团出现,集团间的贸易必然要受到限制,尤其是军民两用设备和技术交流,就像现在一些中国制造的民用通讯设备贸易有时会因为安全理由而被拒绝。当事态演化到全面对抗的时候会导致公开的多边贸易禁运,就像冷战替代了真正的战争。



所以,在许多国家看来,中国要想继续崛起,当前在大战略上的最佳选择是,放下自己在外交立场上的傲慢态度,无论是在领土争端上还是在其他事务上,还要放缓军事增长的步伐。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规模还不是毫无节制,但其军力增长伴随具有高度挑衅性的炫耀。歼-20战斗轰炸机巨大内部弹仓暗示了打击的能力。对此,中国的邻国又增加了一个理由来担心其军事增长,又增加了一个理由来结成敌对联盟。



中国采取温和、友善的语言和态度,通过以互惠性和条件性为前提的正常的外交谈判恐怕也不能解决所有的争端。唯一的选项只有通过中国的妥协暂且搁置无法解决的争端,或者把它们交给国际仲裁。中国政府可以考虑自行倡议建立一套有效力的仲裁机制,以一种非常不具有挑衅性的方式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而且只有退却的军事政策、安抚性的外交政策才能平衡中国的经济和技术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发展,使得中国不超出整个体系可以承受的极限。▲(作者Edward N. Luttwak 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本文由张雅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