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历史任务:一开始就背上了过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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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辛亥革命的主要领袖人物最初要解决的是“族权”问题,即满汉之间的冲突,他们认为满族统治者把汉人天下搞糟了,对外敌不抵抗。但在这个过程中,汉满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正在对西方强权的侵略做出反思和积极的回应。他们很快发现,要解决“族权”,没法绕过“国权”和“民权”。 对于历史,保持一定的时间跨度和距离去观察,是很有必要的。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时间跨度够大了,我不是研究历史的,但恰好这半年读了一些比较亚洲史备课,距离也合适了,可以谈一谈读书体会。 其实,辛亥革命的主要领袖人物最初要解决的是“族权”问题,即

辛亥革命的主要领袖人物最初要解决的是“族权”问题,即满汉之间的冲突,他们认为满族统治者把汉人天下搞糟了,对外敌不抵抗。但在这个过程中,汉满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正在对西方强权的侵略做出反思和积极的回应。他们很快发现,要解决“族权”,没法绕过“国权”和“民权”。

对于历史,保持一定的时间跨度和距离去观察,是很有必要的。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时间跨度够大了,我不是研究历史的,但恰好这半年读了一些比较亚洲史备课,距离也合适了,可以谈一谈读书体会。

其实,辛亥革命的主要领袖人物最初要解决的是“族权”问题,即满汉之间的冲突,他们认为满族统治者把汉人天下搞糟了,对外敌不抵抗。但在这个过程中,汉满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正在对西方强权的侵略做出反思和积极的回应。他们很快发现,要解决“族权”,没法绕过“国权”和“民权”。

所谓“国权”问题,实际上就是“驱逐列强、统一中华”,这在当时是最为紧迫的。近代中国一共经受了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和第二次冲击,来自第一波和第二波成功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先进国家的对外扩张。在这两次冲击中,不仅中国,亚洲其他几个国家也受到了侵略。对这两次冲击,后人有许多反思和评价,但与马克思以及他同时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做出的评价相比,大多有失偏颇。马克思认为,西方列强以枪炮来打击和攻击相对弱小、落后的国家,强迫它们签订不平等条约,进行不公平贸易,是不道德的。马克思的批评,超脱了民族主义,是站在反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立场上做出的。但他同时指出,这些古老的帝国,如中国、印度等,之所以轻易地被来自万里之外的几艘炮舰打败,正是由于它们在历史进程中越来越落后、停滞和腐败不堪。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马克思曾做出一个精辟的总结: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尤其是亚洲古老而落后的文明的冲击,是以野蛮的方式促发了历史的伟大进步。

但19世纪前大半时期西方国家两次冲击对中国的撼动,远远比不上第三次——来自第三波成功实现工业化的日本的打击。当时,不仅中国思想最开放、最新锐的统治精英,还有帮助和参与中国建设现代陆海军的西方国家的专家,许多人都认为日本打不过中国。带着这样的自信,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遭遇惨败,这对中国的冲击和打击是颠覆性的,太巨大了。于是国权问题还没来得及思考清楚,改革家们马上得出结论,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打败中国,是因为实现了“君民共主制”。要注意“君民共主”与“君主制”是不同的,“君主共主”是君主立宪制,治理国家不能仅维护君主利益,还要尊重民众意愿。“君民共主”跨越了清王朝的根本体制,提出了君民共同治理中国的目标。

在这个认识推动下,清朝的少数统治者也主动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当时族权问题尚未解决,国权问题又没搞清楚,清朝统治者不仅排斥汉族的官员,甚至连很多满族的官员都不相信,他们只相信皇室的近亲。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很糟糕。受到外来干涉冲击后,本来应该扩大统治基础,但清朝反而越搞越狭窄权力基础,最后把权力集中在几个皇室贵族手中。所以说,当时清朝的维新、改良不仅是表面化的,而且是部分欺骗性的。到这个时候,民权问题开始凸显。

族权、国权、民权三权纠结,辛亥革命的许多领袖要把它们一并解决,这使得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背上过重的负担。辛亥革命之后,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Republic of China。英文名称严格来说应该翻译成“中华共和国”(马克思曾用过这个称号)。但辛亥革命者认为“共和国”不足以明白清楚的突出这种国体的最先进性,因为中国是跨越了日本的“君民共主”,直接走向了民主,结果采用了“中华民国”。民主就是民权,以民权来最彻底解决国权和族权,这是“中华民国”架构设计的本意。

站在今天回看,一方面,要给辛亥革命的前辈们一个伟大的评价。“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共和制”这个概念直接来自古罗马文明的传统,包含着“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理念。在100年前,有这样的认识,是很了不起的。无论从理念还是理想来看,辛亥革命的志士都达到了当时整个亚洲最高的政治认识水平,很令我们后辈敬仰。

另一方面必须说,遗憾的是,当时中国并不具备把族权、国权、民权一并解决的客观和主观条件。辛亥革命的发动者本来是想把满人驱逐回东北的,但马上遇到一个现实问题——东北是不是将要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所以马上确定,辛亥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把满人赶走,而是要推翻满族的皇权,这样,族权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到了国权和民权这更高任务,就进行不下去了。现代经济基础和教育等等社会条件,这些是强国驱外敌和建构现代民权的基础条件,当时的中国绝大部分都不具备。所以说,100年前这个亚洲最先进的政治架构,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同时也是高不可攀的架构。

但不应忽略的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无论政党还是个人,大多数都在不同的情况下分享着100年前的这个理想主义。大多数用不同的方式,探寻和创造实现后两权的道路和条件。这个历史性、跨世纪的任务尤其是民权,还有待我们这一代不断努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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