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高陶事件”、对日新思维及其他(文章较长)

黑风双煞173 收藏 5 403
导读:过节前夕,想想还有几天就到中国传统节日春节了,好不容易要在家中不上班7天,一年繁忙的工作,也该喘口气了。我想除了到双方老人家陪父母和岳父母过年,还要和朋友聚会,还要留2天在家休息,买两本书看看吧。 我到市里最大的一家书店看到一本自己感兴趣的书:《高宗武回忆录》,高宗武何许人也?他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另一位主要人物是是陶希圣。“高陶事件”也称“抗日史上的小西安事变”,高陶二人曾经是汪精卫的亲信,但是在汪精卫卖国投降最关键时候,他们二人幡然悔悟,毅然从上海出走,并将汪精卫与日本

过节前夕,想想还有几天就到中国传统节日春节了,好不容易要在家中不上班7天,一年繁忙的工作,也该喘口气了。我想除了到双方老人家陪父母和岳父母过年,还要和朋友聚会,还要留2天在家休息,买两本书看看吧。

我到市里最大的一家书店看到一本自己感兴趣的书:《高宗武回忆录》,高宗武何许人也?他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另一位主要人物是是陶希圣。“高陶事件”也称“抗日史上的小西安事变”,高陶二人曾经是汪精卫的亲信,但是在汪精卫卖国投降最关键时候,他们二人幡然悔悟,毅然从上海出走,并将汪精卫与日本人密谈的卖国条约在报纸上公之于众,揭露了日本人独霸中国的野心,给了国内汉奸和投降派以沉重打击。三十年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曾经以此事为脚本,拍了一部《上海滩十三太保》的电影,虚构了为保护高先生携密约出走,上海十三太保分为拥汪和抗日两拨人马,砰砰乓乓打的煞是热闹,最后十三太保只剩下外号叫教授的人,其余全死了,当然教授也是抗日派和武功最高的人。当时刘德华在香港演艺圈崭露头角,在其中扮演十三太保中的抗日派:书生,戏份还是蛮多的。

对于高陶事件的真相,过去一直众说纷纭。这本回忆录是高宗武离开香港到美国定居后,在1944年8月完成的英文手稿,在手稿中高详细记述了自己从事对日外交的经历,并介绍分析了当时的日本政局,以及日本在侵略中国过程中政治和军方人物对中国的态度、政策演变,但书稿封藏60多年未出版,此次首度公开出版,对于澄清历史事件的迷雾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因此可信度较高。这本书的翻译者是陶希圣的二儿子陶恒生。

高宗武,1906年生。早年在日本留学8年。用他自己的话形容:他的日语说的比日本人还地道。抗战前期,25岁即进入外交部,由于高对日本政坛、军界和社会非常了解,在中国人中是有名的“日本通”,发表的一些中日关系文章分析精辟且深刻,引起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注意(当时蒋是总裁,汪是外交部长),高29岁就担任了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是当时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外交官。

抗战全面爆发后,高宗武接受特殊任务,在香港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他在这段时间一度背离了蒋介石,为汪精卫“和平运动”秘密奔走,甚至在1939年中国抗战最激烈的时候,秘密出访日本,与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磨会谈,并追随汪去上海,后被蒋介石得知,引起蒋的震怒。高在参与“汪日密约”的谈判过程中,识破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内心十分痛苦,在劝说汪无效的情况下,把密约偷拍下来,通过杜月笙转交到蒋介石手中。在杜月笙亲信万墨林的安排下,与陶希圣一起逃离上海,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

对于日本人独霸中国的野心,高宗武也是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他由对汪精卫和日本抱有幻想,到怀疑、到认清再到幻想的破灭,应该说高对日本人的认识是比较透彻的。在他的回忆录中,我认为最核心的内容并非是背叛汪精卫出走,而是高宗武在接触日本政界和军界高层人物时,做出的与众不同的独立判断,这对于他后来脱离汪精卫卖国集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他悬崖勒马、毅然回头的思想基础

比如在回忆录第三章中,1939年2月高宗武代表汪精卫秘密出访日本,先后与许多当时日本重要人物谈话,其中与5位最重量级的政界和军界人物会谈在回忆录中被记录下来,包括日本陆军中将板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时任日本首相的平沼骐一郎,担任过三次日本首相的近卫文磨,原日本住国际联盟代表松冈洋右,后来日本以国联不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主张为借口,退出国联,这件事当时就是松岗干的。别小看这五个人,他们基本可以代表当时的日本人核心当权者对于中国的态度,也可以代表整个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态度。

通过与这些日本精英的会谈,高宗武对他们分别作出评价。

对板垣征四郎的印象和评价是:他给我的印象极坏。面向像个粗人,说话带乡音。他一本正经说话时总是闭上眼睛,似乎表达一种辛辛苦苦才抓住的思路,不允许有任何令他分心的干扰。与许多我曾经谈过话的日本人一样,板垣完全否认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不承认历史事实和真像,即使是我把日本在中国活动的第一手资讯提供给他,他也不承认。这显现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将领的可怕心态。东条英机后来可能更有权力,但他的心态并无不同。经过多次这种经验,我得出的结论是:说谎的日本人并非有意说谎,而是他们实际上相信这种谎言。

对多田骏的印象和评价是:多天有一张长长的、学者型脸型,说话流畅,逻辑性比板垣强。多田曾经担任过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在华北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脱离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依附于日本人。与板垣一样,他不承认他在华北实行囚笼政策和屠杀中国人的野蛮行径。多田骏声称: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不会提出无理要求。高宗武打岔说:你可知道,如果我在中国,把你的话重复说一遍,没有人会相信曾经指挥过中日战争的日本参谋本部次长,会说出这些话。多田露出一个学者型的微笑说:在日本也不会有人相信我会说这些话。

对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的音响和评价是:平沼是一个典型的东方人,凡事不轻易表态,但是谈话无力而且重复。他只谈中日之间的“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高宗武反驳说,根据他掌握的例子,即使是与日本最友好的人(现在所称的汉奸——笔者注),自己所办的工厂在占领区,也被日本人在经济合作的名义下没收,血本无归。至于日本以防共为名侵犯中国的内政和军事主权,那其实是日本扩张军事、控制中国的工具。中国的亲共或者反共,是中国自己的事情,都与日本无关。对此平沼的回答是:沉默。

随后,高宗武又分别于近卫文磨和松冈洋右会谈,虽然这两位比前几位文雅一点,但是他们对中国的野心和主张更激进、也更危险。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猛烈攻击当时的苏联。松冈洋右说:不惜任何代价必须与苏联打一仗。松冈也攻击西方的民主和个人主义,说:只有动物才能实行个人主义。面对着日本高官的谎言和无理,高宗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高不得不痛苦的承认:这个礼拜是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一个礼拜,为什么日本人一边在屠杀中国的士兵和百姓,一边又要假惺惺的如此招待我?过去我在中国和日本人谈判时,有时候觉得是在与虎谋皮;现在我发现,我正在深入虎穴中。

高宗武很快就形成一个报告,准备送给当时已经出走在越南的汪精卫。需要交代的是:在此之前,汪精卫于1938年12月22日秘密飞往越南,汪抵达河内的当天,日本近卫发表了和平宣言。八天之后的12月30日,汪公开发表响应近卫的电报,即史上有名的艳电声明。以此为标志,汪精卫彻底沦为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大汉奸和大卖国贼。但是,高宗武仍然幻想劝说汪不要相信日本人说过的话,因为日本人实在是太卑鄙了。最终一件意外事件的发生,促使汪精卫迅速倒向日本人的怀抱。

1939年3月20日午夜,四个刺客潜入汪的家中,刺杀汪精卫。但是,汪毫发无损,汪的秘书曾仲鸣被杀,曾夫人也受重伤。一般人认为,因为汪精卫的叛变,这是蒋介石的手下对汪的惩罚,汪精卫本人对此也深信不移。可是高宗武却不这么看待,关于谁是凶手,谁是幕后策划人,高提出另一种观点。高认为:日本人是幕后策划者,目的是离间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关系,促使汪尽快钻入日本人的圈套,理由如下:一、杀手开枪打完了手枪里所有的子弹后,还在屋内带了将近2小时才走,不符合常理;二、杀手没有进入汪的卧室,也没有对其他物品造成破坏;三、被杀死的是汪的秘书,这对于蒋介石并不重要,而对于日本人却非常重要。高宗武相信,这一定是日本特务所为。四、暗杀发生不久,日本军方宣布在上海抓到了三名凶手。高宗武绝不相信凶手会愚蠢的跑到上海去自投罗网,除非这是日本人阴谋的一部分。

当然,高说的仅是一家之言,蒋介石完全有理由除掉汪精卫;话说回来,高的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究竟是谁干的?可能无解,但是汪精卫从此走上了卖国投降的不归路是历史事实。

高宗武从此恍然大悟,终于相信,日本人为了利益是虚伪的,也是贪得无厌的。

按理说发生在70几年前的高陶事件,与马立诚在2002年发表的《对日新思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这两者之间还能有什么联系吗?

对国际问题比较关心的网友对马立诚的名字可能不会陌生,他就是首先提出《对日新思维》的人。2002年,人民日报主任编辑马立诚应日本外务省之邀访问日本,归来后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同年第6期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称日本就侵华战争已向中国"谢罪"21次,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中方不应再抓住不放,对日本应该宽大为怀,共同面向未来。文章还对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进行了抨击。2003年,马立诚又先后在凤凰世纪大讲堂发表演讲,在《时事报告》杂志参与座谈,在日本右翼杂志《文艺春秋》发表文章,在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摆脱"反日"》一书,多次重复了相似观点。

2003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在《战略与管理》同年第2期发表《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对所谓"新思维"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此文可视为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之后,关于"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又一代表作。文章强调:中日关系再这样紧张下去对中国是相当危险的,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场"外交革命",大力实现中日接近。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就可以"显著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杠杆"。为此,殷教授提出了接近日本的五大举措,大意是:中国应该大体上满足于日本对侵华战争罪行的反省道歉,不必再计较了;要多和日本做生意,少和美国、欧盟做生意;日本扩充军备的危险性被我们夸大了,我们内心适当警惕一下就可以了,面上要大度一些;要把日本当作政治大国看待,给以充分的尊重;不要阻拦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上述言论发表后,日本如获至宝,大为欢迎。据报道,"日本媒体铺天盖地进行转载,舆论充斥猜测之声,认为中国政府对日思维将因此发生新的转变。时殷弘也因此受日本外务省力邀,于5月到日本进行短期访问。"相形之下,"新思维"在中国引起的反响迥然不同,广大网友纷纷在互联网上发表对"新思维"的看法,赞同者寥寥,反对者甚众。

关于马立诚和时殷弘提出的对日新思维是否正确?前一段时间,从官方到民间,舆论方面对两位高人的反驳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在做过多的解读和批判。我也不想给谁扣上卖国者和汉奸的大帽子。我只是观察到了一点:历史上曾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马立诚和时殷弘提出观点并不新颖,历史上就曾经有过类似的论调。比如面对日本对华侵略,汪精卫就曾提出过“和平建国”理念,其核心思想就是要忘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屠杀,要和日本人友好和平相处,哪怕日本人占据中国大半壁江山,要与日本人多做生意,对大日本皇军给予充分的尊重。

基于以上理由,所以我认为:马立诚和时殷弘的所谓“对日新思维”不如改一下名称,叫做“对日旧思维”可能更加合适,因为古已有之嘛。这个观点是70年前汪精卫首先提出来的,马与时把它据为己有,显然是不合适的。

时殷弘是否去过日本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去过美国和德国。马立诚倒是去过日本,不过马立诚只在那里待了13天。相比较而言,高宗武在日本留学八年,日本话说的比日本人还地道,并且高还在当时中国外交部担任高官,直接负责与日本人谈判。高宗武和他们二位相必,谁对日本人更了解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以高宗武这样的“日本通”,对日本人是有资格评价的,而且其评价应该是很客观的。马立诚和时殷弘只是比普通人多读了一点书,充其量只是个博士,最多是个教授,也不敢保证他们对日本人能有多深的了解。所以他们所提出的“对日新思维”是不是错误我不敢肯定,但是我起码能断言“对日新思维”观点是草率的和脱离历史的,也不符合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观点和认识。

当然,人们会说,高宗武所处的年代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我会说,遗传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现在人们可以看看日本人在中国钓鱼岛上的蛮横态度,何况现在中国还有核武器。我们也能够想象出来,当时高宗武代表孱弱的中国与日本人谈判是多么不容易。

中国人的爱国与卖国,界限在哪里?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敢明目张胆的声称,自己是汉奸卖国贼。比如汪精卫就认为自己很爱国。爱国者不用说了,卖国者从来都毫不脸红的说:自己比爱国者还要爱国。当然,爱国与卖国也不是哪几个人所能下论断的,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历史是无情的,要由历史检验,而历史是人民决定的,也是人民写下的。

与高宗武会谈的几个日本人的最终结局:

1948年12月22日,背负累累血债的板垣终于被送上正义审判的绞刑架;

1948年12月16日,作为甲级战犯的多田骏因患胃癌在狱中病死;

1945年平沼以甲级战犯嫌疑被逮捕, 1947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判处他终身监禁。1952年8月22日,平沼骐一郎在服刑期间因年老体衰,死于庆应医院,终年86岁。此人终身未婚,留有一养女。

1945年12月16日晨,近卫文磨为逃避人民的审判,在美军占领当局刚刚发出对他的逮捕令后服毒自杀,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1946年6月27日,松冈洋右被定为甲级战犯。在病中死去,时年66岁。松冈凭着病死逃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对他的最后审判,但他所犯下的累累罪行,罪责难逃,死有余辜。


本文内容于 2011/3/8 17:03:28 被小编Z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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