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评国人海外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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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伦敦有着1小时火车距离的小镇Bicester,有着英国乃至欧洲闻名的“Outlet Store”(“畅货中心”,指在大都市郊外开设的大卖场,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出售过季的名牌货)。这种卖场因其价廉物美而受到各国旅游者和中产人士的喜爱。



但近两年来,对Bicester的抱怨开始增加,“怎么现在这里的折扣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不划算了?”


“因为东西都被中国人买光了。”在英国Bath的女留学生Rachel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她曾是这里的常客,不过这两年她很少光顾,因为不太划算了。


中国人购物置地的报道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西方媒体中,但字里行间渗透着感慨、惊诧、怀疑甚或不解的情绪。


相似的一幕,其实曾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过,当时的日本“几乎买下了半个美国”。

中国购买潮


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和旅行团到发达国家“扫货”,使得当地商家一再提高价格。几乎所有名牌专卖店,如巴宝莉(Burberry)、古驰(Gucci)等都增加了华人员工为中国客人服务,“您可以使用中文购物”的告示格外醒目。Burberry在伦敦销售额的30%来自中国游客,而中国游客买走了欧洲Gucci22%的销售额。


“北京镑”(指中国人在英国花的钱)已经在英国成为一个新名词。2009年,中国游客的开销比前一年增长了3-4倍。


位于东京银座著名的三越百货店内,售货小姐用中文和客人交流的情形甚为平常。付款处贴着“我们欢迎使用银联”的告示,上了年纪的日本管理人员站在门口,给鱼贯而入的中国游客90度鞠躬。1月24日的日本《朝日新闻》以《期待中国人的钱包》为题,报道了日本静冈县为迎接来自春节假期的中国游客而做的种种努力,包括提供中文说明、中文导购和相关金融服务。


即使在中国特别行政区香港,来自大陆的购物潮也让商品价格一再上提。“圣诞期间的折扣少得可怜,有些根本没有,以往有很多两三折的商品。”在中国银行工作的小王和时代周报记者聊起香港目前购物现状,“现在去香港购物的人真的太多了,过个关都要好几个小时。”


这些,仅仅是“中国人购物狂潮”的缩影。事实上,从伦敦的哈罗百货,到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到米兰附近的一些名牌工厂店,没有人能预测中国买家的上限在哪里。


据统计,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奢侈品购买国。


圣诞节前,57岁的香港房地产大亨刘銮雄(身家25亿英镑)花3300万英镑买下了伦敦高档住宅区一幢6层豪宅。 英国《每日邮报》指出,中国买家是目前伦敦最活跃的海外投资者。很多中国大陆人在伦敦物色房子(预算800万-1700万英镑)。“如果这些中国人不买房,就会买公司,买很多公司。”


是的,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和扩张在同步进行。从联想收购IBM的Thinkpad业务到吉利整体收购沃尔沃,到最近的中石油收购欧洲的炼油厂和工商银行收购美国东亚银行。


国际社会和舆论已经从一开始的惊诧、议论纷纷到现在的习以为常。媒体的观点已经从“中国人会来收购吗?”发展到“中国人会出价多少?”


海外采购的第三个层次就是政府采购。“有人开玩笑说是‘坐着飞机吃大豆’(两种我国政府近年来最常采购的商品)。”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杜金岷教授接收到时代周报采访时形容中国的政府采购,“我们长期以来为了在短期内平衡国际收支,做了很多这样的采购。”


买家的尴尬


“去年9月份我去了美国,感受很深。中国人,特别是富有阶层的中国人在美国非常有钱,但是他们对奢侈品的追求并不让我觉得舒服。”杜金岷感慨,“过度的追求奢侈品既不利于国家持续发展动力的提高,在西方人眼里,更多是暴发户的形象。”


外国社会对中国“买家”始终有一种微妙的态度。中国客人由中国员工接待,外籍员工往往冷冷地在一旁看着,似乎在看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小偷们也总喜欢盯着中国人,因为都知道“中国人有钱,且现金多”。


伦敦的酒商也对中国人有两种印象。首先,钱不是问题。苏富比拍卖行不久前宣布, 一瓶1869年的“拉菲”以超过13万英镑的价格被—位中国买家买走。“顺便说一句,买那瓶酒是为了喝,而不是藏在酒窖里。”近一年来我们发现,人们几乎肯出任何价钱买酒,”佳士得拍卖行的酒类拍品负责人戴维·埃尔斯伍德说:“这不是投资,而是无节制的消费。”


其次,中国买家有他们自己的喝酒方式,而这种方式可能令传统的品酒行家感到惊诧。即便是6000英镑一瓶的1982年法国顶级红葡萄酒,中国人也会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们会干掉一整杯,甚至加入可口可乐,让酒喝起来更甜。”《每日邮报》报道。


出生在香港的伦敦理财师安迪·王说:“西方生活方式对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吸引力。”他说: “他们绝不认为乘坐豪华游艇遨游法国圣特罗佩湾有什么特别吸引人之处。”那他们做些什么?“哦,你知道,他们喜欢养鸟”。 安迪说,“还有书法、绘画之类的事情。”


“中国有13亿人,最富裕的人数即使很少也有6000多万,就和欧洲一个国家总人口一样,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消费人群。”杜金岷分析道,“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按照联合国GDP3000-8000美元的标准划分,中国刚刚迈入中等发达国家下限。在这种情况下,过度奢侈自然会引来非议。”


《纽约时报》在一篇名为《购物,中国,购物》的文章里也写到:中国依然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他的人均GDP比泰国和秘鲁都要低。在远离大城市的农村里,许多人依然因为贫困维持着最低水平的物质生活及放弃最基本的教育。


相对于个人的消费购买来说,以企业和国家行为的海外购买因为牵扯进更多的商业和政治因素,并不适合用简单的道德思维去剖析。


但是在客观上,目前的中国企业还缺乏很经典的海外收购的成功案例,我们总是能听到不和谐的声音。


欧盟委员会负责工业事务的副主席安东尼奥·塔亚尼(Antonio Tajani)近期就发表言论要求:欧盟审查那些带有“明显威胁性的投资”。这被认为直接指向来自中国一家不明企业对一家荷兰光纤企业的失败收购。而另一名欧盟高级官员,贸易专员古赫特(Karel De Gucht),近期也主张:如果中国不能在政府招标中对外商一视同仁,就要对中国在欧盟的商业收购和投标进行报复。


在这种争议中,我们固然应该批判和警惕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偏激和其他各种有色眼镜,但是对中国企业和政府自身需要的一些策略也不应该完全忽视反思。


杜金岷直言中国的海外收购在战术上存在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感觉到,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价,所以战术上要配套。不能当冤大头。”


他进一步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以后,全球资产的水分相对被沥干,所以现在这些资产相对来说是一种‘干货‘,中国去抄底未尝不可。但是抄底不等于随随便便直接买企业,也不代表都去买美国国债。中国在进行海外收购的时候可以注意三点,第一个是资源类。第二个是收购人才,比如华尔街的金融人才,如证券分析师、精算师等过去要价很高,现在就低很多了。第三个就是继续要和美国讨价还价,争取引进更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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