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国民党投入了多少兵力用于监视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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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关于国军的对日作战意志,历来存有不同的看法。200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抗战史著作。 该书对湖南会战失败原因的分析,主要归因于蒋介石消极抗战,保存军事实力;认为蒋介石首先考虑的不是对日军的积极出击,而是主要准备战后权威的确立,尽力对付中共和防范国民党内的非嫡系,没有同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 这一观点基本上沿袭了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一贯看法。但从前文所述湖南会战前后蒋介石对日军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来看,谓国军无意与日军在

关于国军的对日作战意志,历来存有不同的看法。200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抗战史著作。


该书对湖南会战失败原因的分析,主要归因于蒋介石消极抗战,保存军事实力;认为蒋介石首先考虑的不是对日军的积极出击,而是主要准备战后权威的确立,尽力对付中共和防范国民党内的非嫡系,没有同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


这一观点基本上沿袭了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一贯看法。但从前文所述湖南会战前后蒋介石对日军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来看,谓国军无意与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显然有悖事实。近40万国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亦足证国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尤其是长达47日的衡阳保卫战“是八年抗战中,保卫城市作战最长,伤亡官兵最多,敌我两方进行最为惨烈的一场生死搏斗”。


其时,重庆20余万市民签名,向苦守衡阳的第十军官兵致敬。日军亦承认“从未有若斯顽强之抵抗”。重庆《大公报》社论将衡阳守军的死拼硬打誉为“抗战精神”。王世杰在日记中称道衡阳守城战“断然为抗战以来之一伟绩”。凡此均说明衡阳国军抵抗之顽强英勇。论者又有谓衡阳的英勇抵抗,是非中央军将领薛岳指挥的,而重庆统帅部则从中阻挠。而本文第二部分的叙述,证明这一说法亦属不实。


另一方面,国军对中共的监视和防范,亦确然存在。据徐永昌日记,1944年6月8日,日军正大举从湘北南犯之际,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开会讨论国军各战区作战计划,主要议题有二:一是预防日军北犯陕西潼关,南犯广东曲江;二是“预防共党窜扰后方问题”。6月10日,军令部拟具《国军今后作战指导计划大纲》,其第一条即要求“第八战区以第一线兵团,依陕东、绥西既设阵地,拒止敌人,并监围奸伪”。


“如奸伪以抗战口号向西南窜犯时,应令其向渭河以北、三原以东截击敌人,我监围部队应由东向西逐次向长武、邠县、栒邑、正宁方面转移,绝对防止其向该线以西以南窜扰。”此处所称的“奸伪”显指中共军队。同日,蒋介石根据军令部所拟的这一方案,分别密电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副司令长官胡宗南,针对如何防范中共,作了具体的军事部署。可见即使在日军攻势最激烈之际,国军亦未懈怠对中共军事扩张的防范。


至于国军投入了多少兵力监视中共,据徐永昌7月3日日记:近来英美舆论指责国民党以数十万部队监视中共,以致影响对日作战。徐氏辩称:胡宗南防共军队不过数师,何至影响如此之大。


但同月下旬,蒋介石主持召开整军会议,要求将国军现有的321个步兵师减编为240个师。参谋总长何应钦奉命拟订减编方案,240个师中,计划以140个师对付日军,20个师监视中共,40个师作预备队,其余40个师用于西北边防、缅甸及机场防守。这虽然只是一个计划草案,但仍然可以依此推论,国军对付日军与监视中共的兵力之比,大致为7∶1。是时国军共分9个战区。这意味着国军至少以一个战区的兵力监视中共。


延伸阅读:胡宗南的防共部署(摘自《胡宗南大传》作者:经盛鸿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胡宗南,作为国民政府在陕西前线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对中共力量的迅猛发展与影响扩大感受尤深,越来越不安,思虑着防范与应对之法。


1938年10月胡宗南率部回师关中坐镇西安后,听到陕甘各专区与中共的陕甘宁边区摩擦事件不断发生,就日益对中共力量的增长担心与不满。他在与部下的谈话中,经常流露出反共的情绪。


他常说:“抗日战争即使失败而亡于日本,还有复国的可能;若因抗战而使中共的力量扩大到动摇国本,则将永无翻身之日。”他表示要向蒋介石建议:“为长治久安计,必须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削弱并压缩共产党势力,俾在有利时机一举而歼灭之。”


如前所述,在1938年12月,在武功军事会议期间,蒋介石专门召集胡宗南等少数亲信将领举行秘密会议,对防范与打击共产党作了许多指示。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正式制订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些都使胡宗南的防共决心更加坚定。他向宋希濂等高级将领说:“我们必须准备和积蓄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限制中共的发展。”

作为国民政府在陕西前线最高军事指挥官的胡宗南站在防共战线的最前沿。


在1939年8月胡宗南就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就专门去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中共在陕、甘一带的活动,提出多项防共、限共与反共的建议。蒋介石一改常态,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倾听胡宗南陈述意见。


胡足足谈了两个钟头。他说:“今日本党的真正敌人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国际形势一天一天在变化,日本人要对付俄国,又要对付英、美,它不能再有很大的力量向我们进攻,所以日本人绝对消灭不了我们。但共产党却利用这个机会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了,这是一个最可怕的敌人。过去在江西、湖北一带,我们和他们打了七八年,消灭不了他们。现在共产党的力量已经发展到了整个华北地区,而且还伸入到了江苏、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在我们控制的地区里,他们也到处发展组织,进行种种宣传,破坏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这样下去,恐怕不到三年,我们想维持这个局面都不可能了。这是多么可怕!”


因此,胡宗南提出:“我们必须和他们斗争。”“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区域里限制他们的活动。但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我们还要和共产党争沦陷区。”


胡宗南对中共的看法与态度,与蒋介石完全一致。蒋介石让胡宗南坐镇关中,给他的战略任务,除了“东御日寇”,第二项就是“北制共匪”。因此,自1939年开始,胡宗南指挥所部,对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多年严密的包围、封锁、摩擦、挑衅,直至挑起内战。胡宗南及其统率的大军力图在西北筑起一道“防共长城”。


第一,建立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线。


陕甘宁边区,原是在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指定陕西洛川以北、绥德以南以及甘肃、宁夏东部的部分地区,以延安为中心,划归中共方面管辖,称陕甘宁特区。该地区地广人稀,地瘠民贫。但在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成立了以林伯渠为主席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竟将此地建成中共领导的第一重要的根据地,成为中共各解放区的总后方。


国民政府方面对陕甘宁边区日益增大的影响越来越不安。在抗战开始阶段,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是很稀松的,“所谓陕北封锁线,在抗战初期,原不过少数陕西省保安部队在有限之交通隘口,清查行人,照料衣食。‘匪’方亦复如是。”


但在1939年以后情况不一样了。1939年6月10日,蒋介石密电朱绍良与胡宗南,令他们“利用涵潼及黄河天险”,在各战略要点布置重兵,加紧封锁陕甘宁边区,严防“陕北奸伪”,还令胡宗南在双石铺设预备指挥所。《蒋介石致朱绍良、胡宗南等电》(1939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以天水行营的“党政军特联汇报”为最高领导决策机构,指导陕、甘、宁、绥四省各部门,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全面封锁。首先是建立军事封锁线,这主要由胡宗南部承担。


当时天水行营规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在陕北榆林一线,由高双成、邓宝珊部负责;在宁夏一线,由马鸿逵、马鸿宾部负责;胡宗南部则担负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正面:东起黄河西岸,经陕西省的秋林镇、宜川、洛川、宜君、铜官(今铜川)、耀县、口头镇、淳化、旬邑,接甘肃东部的宁县、西峰镇、镇原,入宁夏境,经固原、黑城镇,至同心城,北与马鸿逵部的封锁线衔接,总长达700余华里。无疑,这是对中共陕甘宁边区最重要的一段封锁线。


在建立军事封锁线的过程中,胡宗南根据当年“围剿”苏区时的办法,先根据地形绘制了军队布置图,以胡部正规军为骨干,各地方保安团队为辅,规定各部设防位置,修筑纵深五道的封锁沟墙与堡垒群。


封锁沟墙与碉堡群均须依照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石印的《碉堡构筑位置要图》修筑。碉堡群位置多选择在便于发扬火力的高地上与交通要道附近;每群以一个母碉与几个子碉组成;碉堡形状,分四方形与五角形;母碉多系两层,设有重机枪与步枪射击孔,约容一排兵力防守;子碉有轻机枪与步枪射击孔,约容一班兵力防守;一个碉堡群一般可容一连兵力;碉堡与碉堡之间用交通壕联系,壕上加掩盖;碉堡外围面向边区一方,设有外壕、鹿砦、地雷,外壕上设置吊桥。


这样,通往陕甘宁边区的一切交通要道都被封锁线控扼。胡宗南在陕西三原与甘肃庆阳分设两个军事封锁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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