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归来:一个传奇的世界,特工、战犯、囚徒、杀手 第一部分 潜伏者归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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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者归来(7)

吴韶成:对,所以能不说尽量不说。他说万一他们要查,就告诉他们华东局台湾工委有档案可查。

陈晓楠:你当时没有跟任何人说起父亲的共产党身份?

吴韶成:是,一直没说这事,守口如瓶。“文革”的时候,因为我父亲的身份问题,我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了好多年。我那时候才说出来了,但是没人信,一个国民党高官能给共产党办事?不可能。群众各有各的说法,最后结论是说我划不清界限。

陈晓楠:那你心里太委屈了吧?

吴韶成:没办法,最后生病了,大出血,结果到医院里把牙齿都拔掉了。

陈晓楠:那时候多大年纪啊?

吴韶成:40多岁,年纪不大,但已经是全口假牙了。现在60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应该解密了,大家应该已经可以公开说了,毕竟没有什么大秘密了。

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军区卫生部工作的朱晓枫也很快接到了母亲遇难台北的消息。从此,她将名字从陈倬如改为朱晓枫,作为对母亲的纪念(朱谌之又名朱枫)。1950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签署,上海市

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同志为革命烈士。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谌之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但此前朱谌之的入党介绍人、新知书店负责人徐雪寒给朱谌之的丈夫朱晓光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有关同志认为台湾未解放前公开纪念她是不相宜的。我也这样意见。”

“文革”期间,身为国际书店总经理的朱晓光被打倒、揪斗,抄家者闯进他家将朱谌之的珍贵遗物查抄带走,还说:“有人在台北街头看见朱枫跟国民党军官手挽手地走路,她已成了国民党的特务……”朱晓光还经常被揪到不同地方批斗,随时可能被打死。但是回到家以后,他就跟孩子

们说,如果哪天他失踪或死亡了,一定要坚信烈士妈妈绝对是真正的烈士。

朱晓枫因为在台湾少年团待过,也受到“一般性审查”,就在吴韶成被批斗的时候,她被下放到农村医疗队做起了赤脚医生。对于到处张贴的大字报中所提到的她母亲是叛徒的说法,她感到难以接受。


朱晓枫:我母亲虽然出生在大户人家,但是没有丝毫富家女的习气。她自己生活很简朴,却舍得把钱花在工作上。我记得在上海的时候,地下工作联络点的桌椅沙发都是她自己出钱买下的;抗战工作没有经费了,她一次就捐出好几百块大洋;新知书店没有纸张印刷进步刊物,她把自己存在上海银行的一枚3克拉的钻戒变卖了。

一名同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被捕后释放,组织上派母亲护送他上船去香港。他坐的是四等舱,没有床铺也没有座位,海风一吹,冻得瑟瑟发抖。母亲马上跑到卫生间去,脱下自己里面的毛衣,送给他穿上。母亲牺牲40周年的时候,我还见到了这位同志,40多年来他一直保存着这件已经磨破了的毛衣。他把它赠送给我留作纪念,成了我手头为数不多的母亲的遗物之一。

我母亲对待工作对待同志都这样的无私,甘于奉献,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怎么能说她是叛徒呢?我专门给安全部写了信,希望给我妈妈作一个结论,到底我妈妈是怎么牺牲的?要给我妈妈做结论。妈妈都已经死了,还不能够得到一个公正的结论吗?一定要组织上做这个结论。

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吴韶成和朱晓枫始终为了父母的荣誉而艰苦申诉。1973年4月,为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力排众议,在毛泽东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1983年4月,针对“文革”中有人对朱谌之的污蔑之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调查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并指出“十年动乱期间,凡对朱枫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一律推倒,凡因由于对朱枫同志的诬蔑而遭到牵连的亲属,在政治上应恢复他们的名

誉和享受应有的政治权利”。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隆重举行,会议转达了邓颖超对朱枫烈士的怀念和对其后人表达的亲切慰问,与会人士纷纷表达对女杰朱谌之的深切缅怀和敬意。

1984年春节前夕,59岁的吴韶成和台湾的小妹最终取得了联系。两人约定好分别启程前往美国旧金山去见他们已经年届80的母亲,此时一家人三地分隔已经34年。

吴韶成:我弟弟走的时候才6岁,我们再见的时候他已经40岁了。他到机场接我我都不认识他了。

陈晓楠:30多年没有见面了!

吴韶成:34年了!千言万语不知从哪儿谈起。我干脆跑过去给我母亲跪下。我母亲80多岁了,亲自下厨为我们几个做了一桌丰盛的福建家乡菜,她就会做福建菜。34年以后我再次吃到了妈妈做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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