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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一步,酒楼的老板不出场也得出场了。老板一声招呼,全店的跑堂儿、厨师、杂役就都出动,拦住了双方的去路。连戴着瓜皮帽,鼻梁上架着啤酒瓶底般厚的眼镜的账房先生,也捧着白铜水烟筒站在楼梯中间的平台上助势:“请大家都稍稍留步,等警察先生来处理。”

而在这之前,楼上的武打戏一开始,这账房先生就已经打电话向夫子庙派出所报了警。派出所就在咫尺之距,说话间就来了3个警察。这时,“眼镜”已经爬起来了,一个跑堂儿替他包扎了伤口。警察稍稍问了问情况,就让3个当事人去派出所处理。

直到这时,无论是双方当事人还是警察,都不曾料想到这件事将会朝着一条异常的轨迹发展着。这条轨迹是到了派出所后,由于一个警察的一句话引起的,这个警察姓刘,所里同志都称他“老刘”,其实年龄也不过30来岁,他是3名出警警察的负责者,当时称为“小组长”,相当于后来的探长。老刘先查看了“眼镜”的后脑勺是否还有鲜血渗出来,又问头晕不晕,确认没有什么危险后,这才下令:分别询问情况,确认身份和住址,然后再请示所长看怎样处理。一转脸看见“国字脸”手里拿着的那个黑色牛皮公文包,随口道:“把双方当事人随身携带的物品也登记一下。”

就是这句话,引起了“国字脸”的惊慌。不过那是在眼神中一掠而过的一丝慌张,老刘没有留意到。“扫帚眉”、“眼镜”被两个警察分别带到另外的屋里去接受询问,“国字脸”留在原处,由老刘询问。新中国成立初期,民警处理此类情况时没有固定的程序,也不讲究方式方法。所以,当“国字脸”掏出一包香烟递给老刘一支时,老刘也就很自然地接了过来,还顺手划燃火柴给“国字脸”点上了。

两人抽着香烟刚要进行谈话时,隔壁屋里有人叫着让老刘去接听分局打来的电话。老刘一离开,“国字脸”的脸上就掠过一道如释重负的轻松,然后,他马上起身往外走,当然没忘记拿上他那宝贝皮包。可是,“国字脸”刚出门就被走廊里正在擦拭窗子的十七八岁的青年唤住了:“喂!你怎么走了?”

“国字脸”微笑着解释:“哦,我把钱包忘记在饭店里了,取了马上过来。”

这个擦窗的青年不是民警,而是一名积极要求进步而又出身无产阶级的社会青年,主动向人民政府要求为革命工作义务出力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陆从省会大城市到地处偏僻的小城镇,各地都涌现出一批这样的积极分子,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后来就成为政府各部门的正式干部。但是,当时这种积极分子大多还没长全胡子,经验当然无从谈起。因此,这个小青年竟然相信了“国字脸”的话,没有向老刘报告一声就同意让这人离开,但他还保留着一份心眼,便对“国字脸”说:“那你把皮包留在这里。”

“国字脸”稍稍一怔,两道目光飞快地在院门口那几个站着说话的警察扫视了一下,只好无奈地把公文包放在走廊的长条椅上,让脸上浮现着那份安然的微笑,从容地走出了派出所大门。

“国字脸”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

老刘接听完电话,听那小青年说了“国字脸”去饭店取钱包之事,因为他要按照分局的布置赶紧整理出一份材料报送上去,所以也没有多想此事,说了一句“回头他来了让他在走廊里坐着等一会”,就进了办公室。

半个多小时后,另外两个民警已经问毕了“扫帚眉”和“眼镜”。两人自然假装不认识,坚决不承认是“连档模子”作案,这样,“扫帚眉”的过错就不过是跟“国字脸”打架,而“眼镜”虽然乘乱偷窃了那个皮包,但没有得逞,而且自己也受了伤挨了教训。而类似这种案子,在当时并不算得上什么的。因此,那两个民警商量下来的处理结论是:将两人教育释放。

他们去请示老刘,老刘刚把那份分局急着要的材料处理完毕,这才想起“国字脸”还没有回来,但还是没有引起警觉,说这事基本上就这样处理吧,不过还得弄清楚那个皮包里有多少钱,如果价值大,恐怕就不能这样处理了。于是就打开皮包查看,包里没有钱钞以及任何值钱的东西,装着的只是一些“工程计划书”、“合约”之类的手写文件,还附着几份图纸。探长也没有细看,就把东西重新装入皮包,说看来那戴眼镜的小子还是这一行里的雏儿,没有轧准对象就下手了,白干了一回活,还失手导致受了伤。算了,教育他们几句,放他们走吧。

“扫帚眉”、“眼镜”两人欢天喜地地出了派出所大门,他们不知道,马上就有厄运临头,他们其中的一位停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只能以小时来计算了!

在为这位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送行时,需要介绍一下这个不幸者的简历——

“扫帚眉”,男,25岁,姓名:印有富,籍贯:江苏省南通县,职业:无业流民。他的那个连档模子“眼镜”,19岁,名叫邱承发,江苏省丹阳县人,富家出身,其父原当过国民党的县长,后来又成为汪精卫汉奸政府的中级官员,邱承发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自然充分享受到了荣华富贵。可惜好景不长,抗战胜利不久就因其父被国民政府枪决家产抄没而家道败落,成为一名流浪少年。

印有富抗战时参加过汉奸政府的“和平军”,据说还担任某汉奸师长的卫士长。抗战胜利后,他曾被国军抓捕过,很快就逃跑了。因为不是什么必须要惩办的要犯之类,所以之后也没有人再想起他。但印有富自己却不清楚,只道人家已经把他的姓名上了通缉榜,于是不敢出头露面。但吃饭穿衣这样的基本谋生问题却是需要解决的,于是他就去了当时的江苏省会镇江市,凭着在军队练就的格斗本领混入了当地的一个地痞团伙“十三大义帮”,不到半年就当上了帮内的小头目。

“十三大义帮”并不是一个大帮,也没有青帮、洪帮那样的历史根底,又缺乏国民党军政势力的后台,所以在江湖上的地位始终处于中下等位置。而每次镇江市警察局要向省政府或者南京中央政府表示他们的存在价值,或者为了应付上面检查社会治安时,就会把“十三大义帮”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之一,毫不留情地给予扫荡式打击。这样,“十三大义帮”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时,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镇江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于所有反动帮会、流氓团伙一律严厉打击,“十三大义帮”遂彻底粉碎,侥幸逃避了法网的团伙成员纷纷作鸟兽散逃离镇江。

印有富和邱承发两人作为一对结拜弟兄结伴逃到了南京,邱承发意外遇到了一个亲戚,获得了若干资助,两人便得以在秦淮河畔的石狮巷口搭建了一间小屋,购置了几件工具,摆了一个修车小摊,专修自行车、黄包车和童车。几个月下来,生意倒还不错,手头积蓄了一点活钱。这对难兄难弟都不是甘于信奉靠劳动吃饭的主儿,不久就动起了歹念,偶尔悄然干起了偷窃、抢夺的勾当。在跟“国字脸”遭遇之前,他们已经干成了三桩活儿,弄得了一些赃款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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