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力量—北狩蚀日(2010年版) 第一卷:东京都 第四章:东京裂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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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架F—15J型战斗机,16架F—2A型战斗机……而这一数量目前仍在递增之中!”而就在刘太平和为南京军区司令员的朱思源上将一起等待着属于自己的那碗雪菜肉丝面的时候,在昔日被整个南京军区列为第一优先序列打击目标的佳山基地中,同样忙碌的景象也在同样上演着。

坐在“佳山基地”的战管中心中央的位置,身为中国台湾特别军区空军作战部司令的刘家麒少将十指交叉着顶着自己的下巴。面无表情的注视着眼前5个大显示幕的正上方的那盏闪烁着的红灯。在海峡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些岁月里,只要大陆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机进入台海上空,那么这盏灯便会准时点亮,竟整个基地带入战备状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此刻这盏警灯所关联的对象已经由昔日的同胞转向了百年的仇寇。

位于台湾东部海岸花莲县新城乡的佳林村和秀林乡的大山村的这个于1984年开工建造的大型多功能的“地下空军基地”曾被认为是台海战争中台湾地区空军的最后一道防线。毕竟无论是从中国大陆沿海机场起飞的战机还是那足以覆盖全岛的陆基弹道导弹,在飞越中央山脉之后再要攻击隐藏于悬崖之下,东向面海的洞窟式基地都非常困难。因此台湾地区政府才不惜耗资400多亿新台币,由工兵历时十年在花莲佳山一带挖出数十个大小不同、相互连通的山洞,并修建了一条长达2500米的飞机跑道与花莲空军机场连接。

在佳山基地周遍台湾地区军队还修建了为数众多的导弹基地、弹药库、油料库、小型医院、指挥管制系统和通信系统。即便如此,在中国大陆日益强化的海、空突击力量面前,台湾地区政府犹嫌不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投资100多亿元,在靠近佳山基地的台东县境内,建成了第二个地下机库,并以抗日名将高志航之名命名为“志航基地”。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依赖于地形、地貌而建立起被动式的防御体系最终都难免步“马其诺防线”的后尘。当中国大陆的海上两栖突击能力逐步成型,台湾地区政府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东海岸再也不是安全的大后方,而随时可能最为危险的前线。而在两岸关系最终走向缓和和统一之前的最后几年里,佳山基地在历次“汉光军演”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由“一击而定乾坤”的“中流砥柱”转化为了遭遇敌方海、空联合打击的一线阵地。

不过虽然笼罩在台海上空的战争阴霾最终散去,但是这种演习也并非全无意义。因为随着统一之后的中国周遍安全形势的变化。佳山和邻近的志航两大空军基地所担负的使命也原先的防御转化为了进攻,部署在这里的战斗机群只需要几十分钟的飞行巡航便可以抵达日本西南群岛的上空,从而成为了台湾这艘“西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顶在日本柔软下腹的一把利刃。

针对这一情况,东京方面自然不可能听之任之,长期以来日本自卫队方面都提出应进一步强化西南离岛的防御能力,其中以“要塞对要塞”的思维也曾风靡一时。应该说作为一个海洋民族,日本有着浓郁的恋岛情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程中,为了对抗美国军队在辽阔太平洋上所展开的大规模反攻,日本政府曾不惜国力在海上建立起了以岛群为依托的“绝对国防圈”。并把那些引以为豪的陆军精锐师团部署在菲律宾、关岛、赛班岛、冲绳岛、硫黄岛、帛琉群岛之上以抵御美国军队的跳岛攻击。

而日本自卫队的西南离岛要塞化的设想,正是昔日“绝对国防圈”的幽灵复活。这一方案依照日本西南群岛的地理位置,计划以最前出的与那国岛为前出据点。与那国岛在台湾以东海面突出于太平洋上,如同一枚孤悬中腹的棋子,遮断了台湾北部与外洋的联系。却是日本环抱北太平洋的整个岛链中最南端的一环。如果看地图就会发现,在与那国驻军将一举将日本自卫队的部署向南推进500公里。

而在实际操作层面,与那国岛的要塞化成本也并不高,岛上的机场本身就是1943年10月旧日本帝国陆军部队修建的,当时一起建设的还有大量半地下堡垒工事。其目的是将其建成防守台湾的前哨阵地。不过由于美英盟军采取了是跳过台湾直接攻击冲绳的跃岛战术,因此双方最终并未在这里展开激烈的战斗。也就是说岛上的机场和地下工事仍具有相当的理由价值。

而在与那国以下,日本自卫队还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要塞强化计划将八重山群岛和宫古群岛也转化为军事基地。而其中的重点则放在以石垣岛为中心的八重山群岛以东的宫古群岛之上。毕竟宫古群岛的地理位置正好位于冲绳本岛与台湾岛之间的中点,北距冲绳那霸市约300公里,南距我台湾岛最近处约330公里,西距中国控制的钓鱼岛海域仅100余公里。这个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仅可以有效的依托冲绳本岛压制中国在台湾的海、空军基地,更扼守着中国海军进入西太平洋的的咽喉—宫古海峡。

宫古海峡也称宫古水道是琉球群岛的主岛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的一条海上航道,其宽度是台湾海峡的2倍,比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距离也要宽,中国海军要奔袭南太平洋到澳大利亚等国,或者横穿太平洋到中美洲、南美洲等地,宫古海峡都是必经之路。事实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便是宫古海峡上的常客。

而随着中国海、空军力量的强化,大编队的海军舰艇穿越这一国际公海海域的远航日益频繁也引起了日本军方的警觉。事实上早在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之前,“宫古危机论”便在日本国内风靡一时。日本自卫队方面一度宣称中国军队出于避开横亘在台湾中部的山脉,直接从台湾东侧进行正面空袭和登陆的需要,同时也为了阻断美国对台湾地区政府的支持。台海一旦开战,宫古群岛将是中国大陆短期占领的主要目标。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击部队将分为三个梯队对宫古群岛发起两栖进攻。占领港口、机场、雷达站等重要目标。

不过“宫古危机论”最终被证明只是日本自卫队抛出的“中国可能攻击日本”的战争假想而已。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断下滑,日本国内舆论始终焦点集中于经济领域,普通国民对早年间很受关注的入常,自卫队海外出兵等基本失去了兴趣。更何况是远离自己生活范围的那几个孤岛,唯一让日本人关心的军事焦点,或许还是随时可能打在自己头上朝鲜的弹道导弹,九州岛以南在很多国民的心中早已被理所当然的划为了外国。

而经济上的拮据与其兵员的匮乏,更令日本自卫队的西南离岛要塞化成为了泡影。日本正逐步步入老龄化,劳动力严重缺乏,日本自卫队的性质又使它不能以征召的方式获得兵员,因此,日自面临的兵员短缺问题一直十分严重,以至于近年不得不大量增加女性队员的比例来保障兵力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日本自卫队只能通过强化的舰艇和战机在西南离岛周边海域的警戒监视来予以应对。

在尽管在奄美大岛、冲绳岛,冲永良部岛,久米岛,宫古岛有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基地。但是航空自卫队雷达部队在宫古岛以西并未配置部队,对于这种防卫上的空白地域,日本自卫队也只能通过宫古岛设置新型地上电子监听站来聊以自慰一下。

虽然日本自卫队对宫古岛上设立电子监听站颇为自得,宣称宫古岛“是一个绝佳的控制东海的据点”。一旦日本在这里建成电子监听设施,就有如在东海的旁边摆上了一只灵敏的耳朵。但事实上无须于中国大陆强大的对日陆基电子监听设置和海上的电子监听舰队进行比较,单是中国台湾特别军区的电子监听能力便足以压制日本在西南群岛所有军事通讯。

在台海关系紧张时期,缺乏战略纵深的台湾政府曾在电子监听领域不惜重金,以求获取“料敌于前”的先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由台湾军方的“国防部电讯发展室”(简称“电展室”)及所辖30余个地面监听站组成的巨大网络。其侦察范围一度涵盖大陆现有无线电和卫星通讯频率,可以基本掌握台湾周边500公里内的通讯情报。

而台湾“国安局”的监听能力甚至较台湾地区军方更强,其所拥有的代号“安康”的独立监听系统,其硬件较军方更精良,侦察范围比“电展室”更大,甚至可以监听到中国大陆的新华社与各国分社间、中国外交部与驻外使领馆间的电讯。所有这些侦察网络,均由“监测”和“定向”两大系统构成。形象地讲,前者相当于“耳朵”,后者则起到“眼睛”的作用。藉此收集到的电子信号情报,除了用于评估大陆军事部署与武器发展情况外,还可在战时帮助台湾军方判断大陆方面的战略意图,乃至作战行动所处阶段及进展。

尽管这套系统在21世纪初便已经遭到了中国大陆的强烈反之。随着中国大陆积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普遍使用卫星、光纤、跳频、加密、有线电等方法,增加保密能力;同时陆续发射新一代军用通信卫星,结合军民共建的光缆网络,已逐步建成更为绵密的现代化数据通信网。大幅压缩了台湾电子侦察的空间,令截收侦测愈发困难。

而更为致命的打击来自台湾军队内部。2005年就在两岸和平曙光乍现之时,“电展室”一名少校军官将众多机密资料转卖给大陆,令台湾地区政府在两岸和平统一的谈判中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因为这部分资料中包括的电子情报参数表等内容,可以令大陆方面可据此调整通信系统的关键参数,台湾地区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电子情报总资料库只能“归零重来”。不过当这套系统将矛头转向日本之时,情况却又有着本质上的转变。

和平统一之后的两岸军队之间所进行的一系列军事科技的分享和整合,对于台湾特别行政区的武装力量而言几乎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仅在电子监听领域,台湾特别军区“电展室”便通过与大陆军方的合作而收益非浅。长期以来台湾地区军队的电子监听工作受受到解析能力的制约,辛苦收集来的情报大概只能解读三成。而这一点却恰恰是中国大陆军队的长项。因此在两岸的联手协作之下,台湾特别军区几乎通过电子监听便几乎可以完全获取日本自卫队在西南离岛的全部行动计划。

对于身在“佳山基地”战管中心的刘家麒少将而言,他最关心自然还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调动情况。毕竟从宫古岛和下地岛的机场出发,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群只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便可以飞抵佳山基地的上空。而在目前石垣岛局势扑朔迷离的情况之下,台湾特别军区自然不得不作好城门失火、秧及池鱼的准备。

如果说在石垣岛事件发生的头24个小时之内,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调动和部署还在正常范围之内的话,那么随着首轮进攻的受挫,日本航空自卫队向这一地区所集结的兵力便明显超出了应对这一事件本身的需要。首先是日本航空自卫队西南混成团第83航空队几乎所有主力战机全部转入宫古岛和下地岛机场前线部署。随后日本航空自卫队西部和中部航空方面队的第8和第6航空团转场到冲绳航空基地。而根据台湾特别军区所监听到的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讯息,其北部航空方面队的第2和第3航空团已正准备南下支援。

由于冷战时期来自北方的强大压力和驻日美军的存在,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部署呈现北强南弱的局面。在其6个航空团的兵力架构之下,中部和北部方面队便占了三分之二的名额。而最新锐的战斗机如1978年列装部队F—1型战斗机,1983年开始配备的F—15“鹰”,乃至2001年3月最早成立的F—2型战斗机中队都出现在了北部方面队的序列之下。一时间日本西南海域可以说是战云密集。

不过仅就空中战场而言,刘家麒少将还是对自己所在的部队颇有信心的,毕竟今天的台湾特别军区空军早已不是两岸对峙年代的局面了。尽管一直处于台湾地区军事建设的中心位置,但是在那些同室操戈的岁月里,台湾地区空军实际上却始终处于积弱不振的局面。而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地区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完备和强大的航空工业体系,当从战斗机到武器配件都要仰人鼻息之时,所谓的战斗力也就无从谈起。

以两岸和平统一前的台湾地区空军的实力而言,与日本航空自卫队较量难免吃亏。毕竟以幻影2000—5和F—16的组合很难与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15J争夺制空权。因此在两岸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特别军区空军要求换装歼—11重型战斗机的呼声一度高涨。对此甚至有人翻出了苏联解体时采购苏—27型战斗机的老帐,宣称“台湾空军早就有这方面的打算,只是碍于大陆和美国的压力才没有定案,现在大陆方面既然已经建立的苏—27的特许生产权,那么自然应该与台湾分享。”

不过这个颇有可行性的方案最终没有成型。原因倒不是有些人恶意揣测的那样,大陆方面对拥有自身武装力量的台湾特别行政区仍缺乏信任。而是因为在急剧变化的国家安全形势之下,中国大陆的空军同样需要快速的更新武器装备,现有的歼—11重型战斗机生产能力基本处于饱和状态,无力支持台湾方面。而更为重要的是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之下,中国政府希望可以更多的利用台湾本土的军事工业。

因此在两岸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空军不出意料的率先封存了全部早已“退居二线”的F—5E/F战斗机。毕竟台湾地区空军所拥有的F—5型战斗机,机况普遍较差。只是两岸和平统一之前,美国方面一直拖延出售F—16C/D型战斗机,才最终导致F—5型战斗机始终无法退役。甚至有坊间传言美国军方曾经想向台湾地区政府买回封存的F—5,作为假想敌单位的补充机,但到台湾现场检查封存机状况后就打了退堂鼓,决定改买瑞士退役的同型机了。

此后台湾特别行政区空军的“假想敌中队”—驻台东志航基地的第46飞行中队扩编,并开始换装了依旧处于一线的幻影2000—5和F—16型战斗机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台湾特别军区在2008年将曾经被视为“绝对主力”的幻影2000—5型战斗机除少部分转入“假想敌中队”外全部封存。事实上由于台湾地区当局长期和法国方面的互动不佳,加上“幻影”2000-5型战斗机的零部件昂贵,使得该机机队的可用率一直居台湾空军三款主力战机之末。

曾经耗费1616亿元新台币的高昂价格购置的60架幻影2000-5型战斗机的出勤率一度甚至跌到可怜的40%以下。为此台湾空军被迫采取机队部分封存的做法,对约10架战机进行所谓的“环境控制”封存,通过减少第一线战机的数量,来维持机队比较好看的书面上的可用率,这个方法短时间内使可用率从不到50%提升到70%以上。同时,这样还降低了战机零部件的日常消耗,大幅减少了“幻影”机队的维持费用。既然食之无味,不如直接弃之不用。

挥别了“幻影”和F—5“虎”式战斗机之后,中国台湾特别空军作战司令部所属作战单位中的可用战斗机顿时锐减了三分之一。台湾空军上下顿时陷入了一种空前的期待之中。尽管长期的妖魔化宣传令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战斗机型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排斥,但是和平统一之后的历次两岸联合军事演习和中国空军在几次局部战争中的表现,还是让他们对驾驶歼—10、歼轰—7这样国产战机充满了期待。

但是随后的举措却令大多数人大跌眼睛,他们的确等到了“国产战机”,不过并不是来自祖国大陆军工企业的产品,而是台湾航太工业发展公司(AIDC)的“我不飞”—IDF“经国号”的改进生产型。一时之间,全军鼓噪。毕竟作为全球唯一的使用者,台湾空军对IDF“经国号”战斗机的种种弱点和不足早已在长期的使用中牢骚满腹了。

但是情感上的不接受和实际使用却是两回事,当驻守台东志航空军基地的台湾特别军区空军第737战术战斗机联队开始换装IDF“经国号”战斗机的改进型之时,这种曾经令他们诟病不已的战斗机身上脱胎换骨的变化却第一时间令他们狂喜不已。

事实上IDF“经国号”战斗机的设计起点并不低。由于得到了美国方面大量的技术输入,IDF完全依照国际上第三代战机的设计思想强调跨音速机动性能。而在战术定位上IDF“经国号”战斗机作为一种20世纪80年代的机型,与他的主要对手—中国空军的歼—7、歼—8型战斗机之间也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甚至还站有一定的优势。

只是在中国大陆空军的急速更新换代面前,IDF“经国号”战斗机本身发动机和火控系统上已经整个武器系统方面的短板,使得IDF“经国号”战斗机在中国大陆空军的苏—27、苏—30以及歼—11/A型面前显得极其脆弱,而歼—10和歼轰—7这样国产战机也很快在各项指标上对其产生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如果撇去与大陆方面的空战,IDF“经国号”战斗机事实上是一款极其符合台湾空军实际情况的战斗机型。

首先在两岸统一行动的大背景之下,台湾特别军区空军并不承担独立夺取战场制空权的任务。将对手的战斗机群逐出天空的完全可以依赖于中国大陆空军的歼—11/A重型战斗机的翼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台湾特别军区空军实际上所扮演的是本岛防御和对海、对地支援的任务。而这一使命则完全可以由逐步完成零配件国产化的F—16型战斗机和IDF“经国号”战斗机来完成。

如果日本自卫队与台湾特别军区空军在其西南离岛及台湾本岛展开空战。台湾特别军区空军所装备的145架F—16型战斗机抵挡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首轮进攻。支撑到大陆空军的驰援抵达,随后总数已经超过300架的和IDF“经国号”改进型足以成为日本航空和海上自卫队的噩梦。

事实上台湾地区当局曾在21世纪初进行过IDF“经国号”战斗机的改进工作即“翔升计划”。但是这一改进除了迎合民进党当局的“去蒋化”动作,将“经国号”进行“正名”为“雄鹰”外,并没有对这款战机的弱点进行大刀阔斧的改良。IDF“经国号”真正的“翔升“,是在两岸和平统一之后,台湾航太工业发展公司正在制定与大陆航空工业合作的计划开始的。

曾是台湾地区空军F-5“虎“型战机飞行员的台湾汉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冯世宽先生对空军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对于IDF“经国号”战斗机的改进更是提出了诸多现实可行的方案。IDF最大的弱点是其动力系统,由于美国方面不肯提供大推力涡扇发动机,IDF的早期型号只能装备小推力级的TFE-1042-70型发动机,使得这款轻型战斗机始终无法以机动性见长,被台湾空军戏称为“先天心脏病”。

针对这一点,在IDF“经国号”的改进工作中,台湾汉翔航空工业选择了与中国大陆燃气涡轮研究院所研发的代号“天山”新型发动机—WS—2000型,尽管WS—2000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具有双发优势的IDF“经国号”在换上了国产心脏之后,动力系统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而武器系统是IDF“经国号”的又一改进重点。IDF“经国号”的改进型不仅可以发射台湾本土研制的“天剑一”型和“天剑二”型空对空导弹,更具备了发射中国大陆空军最新型“霹雳—12”型空对空导弹。而在而在对海、对地攻击中除了台湾本土研制的“雄风”系列反舰导弹外,中国大陆的 “雷石-6”滑翔制导炸弹和台湾地区军方秘密研制多年的“万剑”空射巡航导弹更成为了IDF“经国号”的战力倍增器。

因此此刻坐镇“佳山基地”战管中心的刘家麒少将,对日本航空自卫队空前规模的集结并不感到丝毫的担忧。出生于军人世家、从小便听着祖辈讲述那八年抗战艰辛的他,甚至渴望与日本再度一战。但是此刻当中国大陆选择隐忍之时,台湾特别军区也只能以枕戈待旦的状态,注视着日本自卫队向西南离岛继续增派更多的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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