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从更高战略层面看胡锦涛访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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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img]http://img3.itiexue.net/1241/12410739.jpg[/img] 胡锦涛这次访美,美方给予最高规格的礼遇:除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鸣放礼炮、会谈会见、国宴等全套外交仪式,还有总统私人宴请。   中评社北京1月21日电(特约作者 储昭根)从1月18日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开始了为期4天的访美行程,这是自2006年4月之后,胡锦涛时隔近5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这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以来,胡主席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胡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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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这次访美,美方给予最高规格的礼遇:除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鸣放礼炮、会谈会见、国宴等全套外交仪式,还有总统私人宴请。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月20日发表文章,题为《中国大战略的核心关怀》,作者是台北中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加大河滨分校全球研究学程访问学者包淳亮。文章摘编如下:



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或者更狭窄一点地说,地缘政治学,通常否定政治经济的演进,认为过往的冲突在未来将可能极大类似地重复。在各种“权力转移论”来看,从荷兰到英国的权力转移,英法之间的拿破仑战争,英德之争引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到美国取英国而代之,美苏冷战,以迄于中国崛起的不确定形势,确实也是前车之鉴,多有令人不安之处。



三百余年前荷兰的世界商业与金融霸权,未曾动摇当时欧亚大陆三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莫卧儿帝国,以及中华帝国在各自世界的权威。第一个真正的世界霸权可能是英国,但除非把英国殖民地都视为英国的一部分,否则英国也许从来就不是世界经济第一大国,其经济规模超越中国之前,可能已被美国所超过。英国霸权的秩序不是民族国家秩序,而是殖民帝国秩序。挑战殖民帝国秩序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等,期望建立自身的殖民帝国,以今天民族国家得自主独立观点来看,是以不义挑战不义。



我们今日所习惯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只是到最近半个世纪才逐步地被建立起来。这个秩序的建立与美国崛起过程中,以解放被欧陆帝国控制的殖民地为手段,打开市场的大战略有关,因而有着美国自利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这反映了各个被殖民领土上的各族群团体的“觉醒”,并且其结果也确实建立了一个相对平等、开放的国际秩序。随着苏联崩解,几乎所有国家都加入了这个全球市场,而美国作为二次大战以后的超级强权,最大出口国,既是这个世界秩序的主导者,长期以来也是最大受益者;加上1970年代以来美元在国际交易上的特殊地位,美军在世界的角色,以及美国的自我认知,她既有维护这个市场的惯性立场,也是政策的理性选择。



认识到美国主导的开放国际秩序与先前殖民帝国的差异,是思考中国大战略时极端必要的基本功课。中国已是世界最大出口国,中国拥有为数庞大的外汇,中国的货币正开始走向世界;同时,中国是资源贫瘠的大国,而在当今的世界,中国不可能以赤裸裸的武力强迫他国成为中国的殖民地,却可以在贸易中换取所需的各种资源。在世界市场开放的条件下,一些中国的地缘政治思考者,还尝试提出排他的势力范围,实在是搬砖头砸自己的脚;与此相对,维护世界市场的持续开放,维护目前的国际秩序“和平演进”过程,才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



明确此点,谈论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意图时,才有可与欧美沟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语言。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是公平的,而中国要做的是一同维护、乃至于最终承担起维护世界市场开放的主要责任。因为中国已成为最大出口国,各项产业的竞争力逐年快速提升,10年内将成为经济规模最大国,再之后也势必成为国际货币的最主要发行国。崛起中国的巨大规模,意味中国对世界市场的需求与穿透性远远大过欧陆各国、日本与美国等之前的发达国家,因此过往的所谓大国政经“势力范围”不免受到冲击;所以在发展过程中,中国主动与欧美进行利益协调,最大程度减少不必要的对抗,以实现“帕累托改善”(Pareto Improvement)的权力移转,将是中国外交努力的长期目标。



文章说,中国行政部门对此是清醒的,国际政治学界的精英对此是有充分认识的,反倒是舆论界颇有些不和谐的复古论说,反映了长期以来中国受到外力冲击所产生的不安,过往反霸、革命思想的积淀,以及中国整体教育程度有待改善等现实。也许“大国崛起”之类纪录片得长期多次重播,甚至更新再版,以建构一代人“负责任大国”的世界观。


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崛起道路



“中国崛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战略问题。中国崛起的特殊历史条件是经济全球化,确立其世界市场地位是现阶段崛起的目标特征。中国崛起面临着制度建设和财富分配两大内部难题,同时面临着软力量建构的重大任务----



中国崛起 一个不可回避的战略课题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贝氏弧线解密,西方战略家们就开始思考中国崛起的历史轨迹。保罗*肯尼迪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就已经详尽探讨了中国崛起的起点和条件。他指出:“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同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许最不好。”这是中国崛起的两大制约因素,我们也可以把它确定为中国崛起的两大指标体系,即经济实力和战略地位。 但是,保罗*肯尼迪又极其深刻地预见到中国崛起的两大条件。一是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二是中国将“保持经济发展持续上升,这个国家可望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大变化”。这不愧是大师的见地,道出了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着述频频问世,现时酩悦属于全法国最大的MOET HENNESSY集团所拥有。其中大多数人都戴着有色眼镜,其结论或多或少归结为“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但是,确有若干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探讨和预测,至今读来令人拍案。其中以奥弗霍尔特的《中国的崛起》为代表,最早提出并正面论证了这个重大命题,用沃格尔的评论“这本书极大地冲击了常规的思考”。奥弗霍尔特预测了中国崛起将“改变亚洲的经济态势”,“改变中国的政治”,“并使全世界的政治改观”。他的结论是,中国崛起“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然而,对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这样一个战略命题,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论述却比国际学术界要少得多。这种状况似乎是一种“韬光养晦”,实际上是在回避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大课题。



由于缺乏对“中国崛起”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我们就难以应对各种“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挑战;就难以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之间形成深层次的良性互动;也难以建树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学科的理论体系。面对如此艰巨而重大的现实问题,我们的理论研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客观的需求。



经济全球化 中国崛起的主要历史条件



“中国崛起”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概念,似乎不存在“已经”或“将要”的问题。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中国在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适应性、结合度(相关性)、影响力和创造力。“崛起”是一个阶段性的长期过程,应设定阶段性的特征指标。目前可以看作是外部世界和中国内部相互适应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中国通过内部制度建设和市场潜力发挥,确立其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基础和定位。


中国是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崛起的机遇,目前我们与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体系的结合问题。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崛起道路,不可能是军事扩张或政治革命,只能是参与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由此获得崛起的环境和条件。这要求中国制度建设的目标定位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回顾中国20多年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就可以找到中国崛起的基本轨迹,其中有一些是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如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转变、充分利用内外两个市场资源、一部分地区的发展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保持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与主要国家和地区形成共同利益等等。中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但又不同于前苏东集团的转型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但也不同于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大多数前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具有很强的抗周期能力,并且可以利用西方经济周期中各个阶段的机遇,如繁荣时期出口激增,衰退时期资金涌入。



这些条件和机遇,并不是其他国家都能获得的。中国作为大国的稳定性、增长潜力、开放度和抗波动能力都是其他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所不具备的。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论抽象,就是对中国崛起的内在规律认识,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



不可否认,我们在20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复杂严峻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改变中国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趋势。同20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中国的发展条件和潜力是更充分了,还是更局限了;中国出现的负面因素是不可克服不可控的,asics gt 2150 running shoes,还是通过制度建设和供求平衡可以得到控制和克服的;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是旧体制因素还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如果把负面因素绝对化、全局化,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中国崩溃论”。



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位置迅速上升,形成外部世界和中国市场的双重不适应。中国在结构调整方面的重大突破,就是对世界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的贡献。人民币汇率、巨额贸易顺差、大规模产业转移、全球通货紧缩等问题,必须在中国经济结构的稳定和可承受的条件下积极地加以解决,这其中并不存在“经济民族主义”的问题。



随着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产品占有世界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趋势日益明显。这并不是中国蓄意造成的,而是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本身的必然结果。中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将长期存在,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也不会是短暂现象。在一定条件下,中国也会成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的投资国。



中国的产品构成和价格体系将影响国际价格走向,这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并不是中国对某些国家的威胁。相反,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可能带动全球价格体系和要素配置发生历史性的、革命性的变动,恰恰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


崛起过程中 中国面临两大内部难题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必然要遇到国家制度建设和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两大内部难题。首先,崛起是一个长期持续的高速发展过程,这种发展必然对现存制度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果说,过去2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崛起提供了经济总量急剧扩张的空间,那么,今后20年左右中国的整体制度建设将全面提高中国的社会文化质量和人的素质;同时,******将为中国崛起提供内部缓冲机制和国际空间。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正处在“一个水流最快、最变化莫测的点的附近”,“在中国经济的改革部分与未改革部分势均力敌时,危险最大”。这个问题来自中国改革的长期遗留问题,即“没有动手建立控制和管理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体制”(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这就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制度障碍。



******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问题,可能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三者联动,缺一不可。后二者的不完整使前者也不可能充分发展。最近出现的一系列腐败案件,证明权力和市场资源结合或交换的严重性。



财富的急剧增加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同时产生贫富差距加大。积聚收入差距拉大和各种矛盾激化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发达经济的收入差距之大,并不影响它们的制度灵活性和稳定性。许多发展中经济即使采取压抑贫富分化的政策,依然社会动乱不已。强国和世界500强大公司之间的正相关系说明,如果没有财富和资本的集中(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权力支配的资源优化组合),asics mexico 66 new arrival,中国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作为强国的崛起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均贫富”实际上是放慢或阻碍中国崛起的理论主张。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财富的均衡程度,而是在于财富集中和再分配的方式,在于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权利保障和这个阶层的人口比例下降。



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吸取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目前我们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研究不应当停留在解体的原因等一般性研究。我们应十分注意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内利益集团的构成、他们对苏联解体的作用以及苏联解体后他们蜕变为俄罗斯新贵集团的过程。分析这个集团的生成和发展对于我们了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规律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目前面临的腐败现象同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存在相关。铲除这种利益集团产生的土壤和基础,是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崛起才能成为全国人民的信心所在。


中国崛起 需要软力量的建构



软力量是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国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根据“软力量”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的定义:它是一种“影响别人选择的能力,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硬力量和软力量相互作用并相互加强。中国崛起的硬力量部分比软力量部分较早较快提升,也容易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是,软力量的滞后可能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被疏忽的重要内容。在软力量中,制度因素又比文化因素更易于引起注意。因此,在中国崛起的大战略中,应当形成硬力量和软力量、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平衡协调发展的总体框架。



中国文化应当成为中国崛起的软力量的重要构成。这种软力量的作用在于对全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的感召力、凝聚力和认同感;同时,它对全世界文化的吸收能力有助于改善和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确实可以在国际关系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如“中庸”、“仁政”、“王道”等等。道家的哲学观点对西方思想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亚洲国家对中华文化的天然崇拜正在发生深刻的作用。中国文化的特点使中国崛起具有某种亲和力。



由于中国崛起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奋斗,中国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无须讳言,年轻一代(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的一代)在传统文化承继方面确实存在着某些缺陷。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我们的宣传、教育不当的结果。整个国家的物质至上、急功近利倾向,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以及干部素质的下降,对年轻人的文化取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青年人思维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体现。青年一代的价值观更具有世界性,对于中国崛起是积极因素,在未来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可以减少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摩擦,也会成为推动中国内部变革的力量。因此,应当把青年一代的精神状态变化看作中国社会整体变化的组成部分,其主流是符合历史趋势的。问题在于,我们决策层和舆论媒体本身必须高度重视精神产品的质量和文化氛围的培养,尤其是把软力量的建设放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重点发展。



中国崛起需要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培养全民的国家利益意识、全球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感,asics gel 2140 women,应当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结合过程,尤其是在社会基础部分首先发生和发展。当前应特别注意在网络文化中培养和塑造新的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网络文化的活跃和主流文化在网络世界的缺位,已经成为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大反差。从某种意义上说,失去网络世界,就是失去未来的文化影响力,失去青年一代,失去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社会经济的信息化和中国崛起的同步发展,实际上是我们重构意识形态的极好机遇。中国崛起必须包括网络文化的发展战略 。







中评社北京1月21日电(特约作者 储昭根)从1月18日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开始了为期4天的访美行程,这是自2006年4月之后,胡锦涛时隔近5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这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以来,胡主席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胡锦涛这次访美,美方给予最高规格的礼遇:除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鸣放礼炮、会谈会见、国宴等全套外交仪式,还有总统私人宴请。奥巴马内阁三大要员——国务卿克林顿、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财长盖特纳近日还罕见地连续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为胡锦涛的国事访问“预热”,以及欢迎仪式的预演,这在美国历史上非常罕见。而中国方面对此次胡主席访美定调为是,在中美重新打开交往大门40周年和二十一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之际进行的一次重要访问,意义重大。相比较,早在去年11月,奥巴马在汉城与胡锦涛会面时,就亲自将这次访问定位为“美中关系和美国外交的头等大事。”而中国方面则应从更高的战略层面看待胡主席的访美。



首先,从两个世界大国高度看,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被崛起”,美国的衰落是“被衰落”,无论如何,中美均是世界性的大国应该说现在是没有争议的。有鉴如此,德国《商报》认为:胡锦涛不是作为转型国家的谦恭使节、而是作为一个向世界顶端挺进的国家的元首前往华盛顿的。尽管“中美国”(G2)的想法目前可能不现实,世界也过了由两个或几个大国领袖私下就能决定他国命运、瓜分世界的时代,但胡主席访美及奥巴马与胡锦涛的会晤将“为21世纪的国际秩序确定新框架。”同时,中国代表的是新兴正在崛起的大国,而美国则是守成的霸权国,因此中美是合作还是陷入冷战式的对抗将决定着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全球和平与稳定。毫不夸张地说,胡主席访美因此有了世界范围的意义,也是吸引全球关注的原因。



最后从中美长远看,将中美关系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有着特别意义。我们知道,富兰克林总统力排众议为中国争取到安理会,而奥巴马亦是对华最友好的总统之一,他人均期待中美着合作,中国决不能让对华友好的总统失望,让亲者痛,仇者快。而且中国是一个正在转型中的大国,即使中国的GDP和先进武器系统超过了美国,中国亦不能,也不会与美国对抗,因为中国真正走向现代的道路还是很漫长与遥远,世界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挑战霸权国地位而成功的先例!



虽然中国在领土与人口上是天然大国,在正常情况下是不惧任何外来威胁与侵略,但在转型和走向现代过程充满着挑战与风险,如果在中国面临极其困难、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唯一有能力并可能趁机插手的是美国,中华民族到时就可能分裂危险,中国的大国地位也可能由此永远不保。



当然,我们要把自信与力量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但我们不能不对未来种种不测未雨绸缪。因此,从这上说,中美友好有着特别意义。中美合作应该不仅是罗斯福总统的宏愿,我们要让美国人确信强大、统一、完整的中国符合且有利于美国的利益。



所以作为国家主席的国事访问,我们两个国家与民族的大事及长远利益才应有的题中之义。更进一步地说,中美不仅要现在友好、将来也要友好,且这种友好不能因人因事因不同的人执政而变化,这才最符合中美的根本利益。因此,借胡主席访美,中美应定调及努力方向是,中美要继续友好100年!

LAIYUAN:CANKAOXIAXI

本文内容于 2011/1/21 11:40:35 被劲射天王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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