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证史实岂能主观臆断———简评冯其庸先生的《项羽不死于乌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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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冯其庸先生2007年于第二辑《中华文史论丛》发了洋洋两万言的《项羽不死于乌江考》,对项羽的死地提出异说。研读之余,认为冯先生对《史记·项羽本纪》中的一些基本史实没有弄清楚,恣意猜想,主观臆断,偏离了《项羽本纪》的主旨,违背了太史公司马迁的本意。觉得有必要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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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先生2007年于第二辑《中华文史论丛》发了洋洋两万言的《项羽不死于乌江考》,对项羽的死地提出异说。研读之余,认为冯先生对《史记·项羽本纪》中的一些基本史实没有弄清楚,恣意猜想,主观臆断,偏离了《项羽本纪》的主旨,违背了太史公司马迁的本意。觉得有必要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一、乌江在汉代不属历阳,属东城




冯先生说:“乌江在汉代属历阳(唐称和州),与东城是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域”。(《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6辑第255页)


我们所见到的史志没有发现如同冯先生所述的这种文字。而是:


1、“晋太康六年始于东城置乌江县,隶历阳郡”。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2、“乌江本秦东城县之乌江亭,项羽欲渡乌江即此。”


——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附札记》


3、“乌江县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项羽败于垓下,东走至乌江,亭长舣舟待羽处也。”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


4、“乌江本为乌江亭,汉东城县,梁置江都郡,北齐改为齐江郡,陈为临江郡,后周为乌江郡,隋后复为县。”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


5、“和州处江北,而实介于淮海之间,故扬州域内也。春秋战国皆属楚地。秦为九江郡之历阳及东城县之乌江亭地,历阳为都尉所治,汉高帝更九江郡为淮南国,历阳及东城乌江亭地如故。”


——清·章学诚《和州志·沿革(补)》


上述文献都证实:乌江在汉代属东城县,是东城县下属的一个亭,不归历阳县管辖。


冯先生说“乌江在汉代属历阳”,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只是凭空想象。如果说“与东城是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域”是“乌江在汉代属历阳”的立论依据,那么正说明冯先生把当今江淮之间、长江沿岸的地形地貌、交通状况及其战略地位,沿着时间的坐标倒移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


《尚书·禹贡》载:“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乌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云:“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说的是,两千多年前的江淮大多为汪洋泽国,湖与江海连成一片。现代科学著作《浩浩长江》(曹树基著)亦云:“在距今5000~6000年左右,由于全新世后期海侵,海面比现在高出几米。现在的三角洲大部分地区当时还是浅海、潟湖、沼泽和海滨低地。到2000年以前,长江口南北二嘴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为180公里以上。……这种形态一直维持到南北朝时期。”1995年的《和县志》载:“沿江水网平原是由长江夹带来的泥沙沉积而成。主要位于东部及南部.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30%,该地区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圩口,……圩内沟叉纵横、浅滩密布.海拔6.5—8.0米……”1982年,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已将长江下游沿江沿海地区的变迁态势标注了出来。从上述水文资料看,秦汉时期乌江与历阳之间,为一片茫茫水域所隔。直到明洪武年间,还存留许多湖泊,迄今仍有不少小湖。


乌江古属棠邑,秦汉时归东城,乃是人居地域的自然划分和交通与战争的需要,也是乌江渡口战略地位的体现。乌江与东城故城(三官集)直线距离90公里,域内地广人稀, 按秦制“稀而旷”置县是合理的;相邻的历阳县广袤达100公里,亦属“稀而旷”的县。自两汉到三国时期,沿江平原逐步显露,人烟渐多,以故,西晋太康六年,裂东城地置乌江县。此时乌江县和历阳县同属淮南郡,并无从属关系。惠帝永兴元年,设历阳郡领历阳、乌江两县。乌江县与历阳县也无隶属关系。南北朝时,立和州、领3县,乌江才属和州管辖,但与历阳仍为并列的辖县,无隶属关系。直到明洪武年间置江浦县,撤乌江县为乌江镇,乌江县地分别归属和州与江浦县。乌江县的部分地域(含乌江县治所乌江镇)才能说属历阳。


上述地理位置与乌江沿革的变迁也都表明:乌江在汉代属东城不属历阳。




二、项羽不是困死在“东城”,而是引骑至乌江之四溃山




冯先生说:“项羽当时所处的地点在东城(今定远县三宫集),而‘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渡不得脱’,后面还有‘卒困于此’、‘天之亡我’、‘今日固决死’等项羽的话,可见项羽已困死在东城,不可能突围出去了。”(《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6辑250页)


“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这两句话是司马迁述项羽从大泽中走出,过阴陵山,复引兵而东,至四溃山后写的。冯先生采用移花接木嫁接到刚从垓下溃围南出途经的东城头上,时差整整提前了7个小时。我们还是回到原著中来——


“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军追及之。”(《史记·项羽本纪》)


司马迁的这段文字告诉我们,项羽因迷失道而问田父,又因田父的误导陷于大泽,给汉兵提供了追及的机会。


这里的“至阴陵”不是冯先生说的阴陵县城,而是历阳的阴陵山(俗称灰头山,九斗山)。《历阳典录》云:“阴陵山,(和)州北八十里,旁有泽,名红草湖。春夏之交,潦水涨发,弥漫无际,所谓阴陵大泽者也”。《读史方舆纪要》亦云:“阴陵山在全椒东南二十五里,项羽东渡乌江道经此山,……项羽迷道陷大泽处”。唐诗人张祜有《过阴陵山》诗一首:“壮士凄惶到山下,行人惆怅上山头,生前此路已迷失,寂寞孤魂何处游。”(引自《全椒文物志》)


项羽夜半从垓下溃围南驰,汉军天亮时才发觉。时值腊月,这7个多小时里,项羽骑着‘日行千里’的乌骓马,沿着古道一路拼命奔逃,天明时已到达200公里之外的阴陵山了。因冬雾迷漫问一农夫,农夫绐,陷入山旁的大泽(今大泽附近还留有山后营、刺枪坑、栓马桩等遗址)。


待大雾消散,项王发现汉兵追来,遂东驰,至东城。这里的“至东城”指的是项羽从历阳县境的阴陵大泽来到东城县境乌江亭地的四聩山。四聩山,又名四溃山,即今驷马山。此山现在江浦县境内。海拔高度81.7米,相对高度约50米,呈梯形,长约2公里,宽约1公里,为东北—西南走向,坡度约5~10°,到乌江浦的距离约6公里。《和州志·地舆志》载:“四聩山,州北七十里,项羽既败垓下,东走至东城,所从二十八骑,汉兵追者数千人,于是引其骑因四聩山而为圜陈外向,溃围斩将于此。” 。其中“于是引其骑因四聩山而为圜陈外向”句,出自班固《汉书》第三十一卷的《项籍传》。


至四溃山,项羽只有二十八骑,而汉追骑却有数千人之多,力量悬殊太大,项王只有决一死战。便对部下说:“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史记·项羽本纪》)。分其骑为四队,令四面驰下,期山东为三处。随即大呼驰下,汉军闻声丧胆,四下溃逃,项王遂斩汉一将。赤泉侯追来,项王瞋目叱之,其人马俱惊,倒退数里。项王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


四聩山的这场战斗汉军伤势很重,项羽仅失两骑。他斩将、刈旗又溃围,直向乌江飞驰而去。


请问冯先生,“东城”的城堡里有山吗?能容纳数千汉军追骑吗?楚汉两军能在小小的虞姬墓上交战吗?赤泉侯如何倒退数里呢?……无须再问了,冯先生“项羽困死东城”之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三、项羽乌江自刎是史实,不是空穴来风




冯先生说:“归根结蒂,《史记》说项羽身死于东城是没有错,‘项羽乌江自刎’的空穴来风,与《史记》并无关系。”(《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6辑第255页)


项羽“乌江自刎”与“身死东城”均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只是前者出现在正文中,系详述,道的是亭地;后者则写在赞语里,乃评述,说的是县籍。我们只要看看《史记·项羽本纪》关于这一段记述的原文,真象即可大白,冯先生的论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于是项羽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舟待,谓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昔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史记·项羽本纪》)


太史公司马迁全景式的描述了项羽在乌江江边与亭长的对话、与汉兵持短兵接战、与吕马童的言说及最后伏剑自刎的全过程,真实而又生动地告诉人们:项羽自刎于乌江。


班固的《汉书》及《江表传》亦云:“项羽败至乌江,汉兵追羽至此”。清严可均辑《全汉文》、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都有项羽自刎乌江场景的记述。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证明项羽是死在乌江吗?


项羽赠骑乌江亭长后,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虽独杀汉军数百人,但自己也多处受伤。东面为滚滚长江阻隔,西面是步步紧逼的汉兵,项羽不是在乌江自刎,难道还会徒步90公里,回到冯先生说的定远“东城”去死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项羽乌江自刎”原本出自《史记·项羽本纪》,能说与《史记》无关吗?冯先生硬把这一铁铸史实说成“空穴来风”,实在令人费解!如果说这也是流言乘隙而入的话,那么用它来论“东城(三宫集)实为项羽自刎之处”,岂不更为确切?


《史记》乃25史之首史,司马迁有中国史学之父之称,是历代史学家崇拜的偶像、学习的楷模。严于治史的班固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与太史公司马迁都是汉代史官,距楚汉相争的年代不远,他对《史记》都坚信不疑,难道还会有什么疏漏让时隔2000年的后人来说三道四?为人作传,若连传主的生、死之地都弄不清楚,一般人也不会动笔,更不消说司马迁这样一位名重千古的大史学家了。


研究史学当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史实为重,不能无端地咬文嚼字,望文生义,凭空想象,主观臆断。《项羽不死于乌江考》多处使用断章取义式的实用主义征引,先入为主式的唯心主义臆断,用“猜测”、“揣想”、“也许”来任意编造,说什么这里有“矛盾”,那里有“牴牾”、“错简”、“下脱”等等,这不是滥觞史籍,混淆是听吗?如果按照冯先生这样“考证”下去,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岂不统统都要改写?


鱼目不可混珠。大浪淘沙,当还历史真面目。




注:本文刊于2008年元月16日《巢湖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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