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的主战原因:以战逼和 稳住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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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为逼迫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行联共抗日方针,发动了“兵谏”,将到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及随行要员扣留。当时的蒋介石既是国民党党魁,又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他在西安被扣,使得南京政府群龙无首、乱成一团。在如何应对,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局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迅速分裂成尖锐对立的“主战”和“主和”两派。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在部份国民党元老及黄埔系少壮派的支持下,力主明令讨伐西安,并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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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为逼迫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行联共抗日方针,发动了“兵谏”,将到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及随行要员扣留。当时的蒋介石既是国民党党魁,又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他在西安被扣,使得南京政府群龙无首、乱成一团。在如何应对,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局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迅速分裂成尖锐对立的“主战”和“主和”两派。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在部份国民党元老及黄埔系少壮派的支持下,力主明令讨伐西安,并出任“讨逆军”总司令,迅速组织陆军逼近,空军轰炸西安近郊,使得笼罩在西北上空的内战阴云愈加浓重,一场大厮杀顿成一触即发之势。对此,长期以来的史学观点认为:何应钦这样做是为了趁乱炸死蒋介石或假张,杨之手杀掉蒋介石,取蒋而代之。这有失偏颇,笔者无心为何应钦翻案,但从史实出发,论证何应钦当时主战的真实目的应为“以战逼和”,营救蒋介石。此外,本文还力图寻找出何应钦之所以在“主和”与“主战”两种解决事变的途径中选择并坚持后者的原因,以及他的“讨伐军事”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所起到的作用。



综合各方面的史实进行剖析,可以清晰地看出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主战的目的并不是欲“代蒋”,而是“以战逼和”营救蒋介石。


一、蒋介石被扣后,南京政府实行暂时的集体领导。在这个集体中何应钦取得了事变前没有的权力地位,但由于资历、实力的原因,他仍未获得取代蒋介石地位的可能。对此,何应钦应该是有自知之明的,不可能就此萌生“代蒋”的狂想。


蒋介石长期在国民党内实行独载流治,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他在西安被扣后,南京政府内自然地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同时由于缺乏既有实力又能为各派佩服的人物,南京政府只能实行暂时的集体领导。事变发生当晚十一时,国民党当局举行了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作出决议:“一、行政院由孔副院长(孔祥熙)负责;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五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三、军事委员会会议,由冯副委员长(冯玉祥)及常务委员会负责;四、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之一,掌握了军事指挥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何应钦就此获得了取代蒋介石地位的能力,一手掌握国民政府中枢。他不会毫无自知之明,萌生“代蒋”的狂想,因为在当时的国民党内,自他投靠蒋介石以来,还从未有过治党、治政的经历。论资历,其自然无法与汪精卫、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相比。


论实力,何应钦不属于任何地方实力派,一直没有强硬、可以独挡一面的私人势力,尽管他在国民政府中央军黄埔系中是除蒋之外的二号人物,可黄埔系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嫡系力量,长期以来“以蒋的意志为意志”,奉蒋为唯一领袖,没有了蒋介石的黄埔系绝不是何应钦以二号人物的身份便可轻易掌控和驾驭的,不能视为何应钦手中握有的实力。


黄埔系中军阶、官阶首屈一指,握有较大军事力量的胡宗南在事变过程中就对何应钦的军令消极应对。接到何应钦让其指挥在宁、甘地区的中央军各部向西安进逼的命令,“胡宗南消极应付,直到1937年2月西安事变解决后,胡部才进到陕西关中凤翔”。事变中他对中央军各部的指挥,甚至无法摆脱孔祥熙的干预。因而他又无法与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人物相比。对自己的资历和实力,何应钦不会没有自知之明,不可能就此萌生“取蒋而代之”的狂想。


二、何应钦在西安事变解决过程中一系列的作为,充分地证实他主战的目的:


第一,12月13日何应钦在致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电文中称:“应先设法营救委座出险,并镇压变乱”。24日何应钦再电龙云:“中央决策既定,目前急要之事乃在委座早日回京主持大计……否则旷日持久,众论纷纭,于营救委座与整饬纲纪两均无益”。这里何应钦的态度非常清楚,营救蒋介石与整饬纲纪同步进行。


第二,何应钦于17日通电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后,随即任命刘峙、顾祝同分别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组织陆军呈钳形向西安进逼,至12月18日已调动十几个师的陆军兵力完成对西安的合围。但是直到事变结束,中央军陆军也始终没有向西安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仅有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挑起的小冲突,也不过是桂永清迷信自己的德式装备,在没有得到何应钦命令的情况下,擅自开向潼关引起的。此外,为配合陆军的行动,何应钦令大批飞机从洛阳起飞轰炸西安,但后来他却又“改令空军只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和赤水车站进抵西安示威即可”。最终“空军多次飞临西安上空投撒传单,低飞示威,有时多达30余架,而且在渭南、富平、三原等地狂轰滥炸,却始终未向西安扔下一枚炸弹”。当时西安外围的中央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力量对比优劣之势十分明显,何应钦完全可以令陆军血洗、空军炸平西安,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显然是担心玉石俱焚,顾虑蒋介石的安全。


第三,关于宋美龄担心蒋介石的安全,请蒋介石下令制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问题。17日蒋写下手令:“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本星期六之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之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经张学良、杨虎城同意后,手令由蒋鼎文携回南京。18日何应钦见到手令后改变了原定计划,并在与有关要人商议之后发表讲话。表示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停战三日。蒋介石在被扣情况下传出的手令,何应钦仍遵照执行,可见蒋介石虽被执,他依然奉其为领袖,若不然,他真想趁乱干掉蒋介石,他会如此老实听命吗?第四,蒋介石于25日获释后,何应钦在讨论事变的善后问题时,他依旧坚持使用武力,说:“非打不可……这有什么可考虑的?”这表明何应钦主战,矛头的指向绝不是蒋介石,而是惩罚张、杨。


三、事变中及事变后蒋介石对何应钦信任有加的态度,足以反证何在事变中没有“取蒋而代之”的意图。


首先,事变中17日蒋介石的停战手令是在收到宋美龄的书信和经过端纳的劝说后才下达的。在宋美龄的信中有南京城内“戏中有戏”之语,端纳的分析更是清楚:“何应钦等人,此刻决心利用西安事变,借机派步兵,炮兵和飞机进功这座城市。何的追随者将以解决委员长为借口炸死他,为他们自己和日本夺取权力。”叫在这种劝说下,如果蒋介石没有对何应钦的足够信任,他必定会不顾一切地下令停战,不可能只是停战三日。而且,事实上,蒋介石对何应钦的“讨伐军事”由衷的赞同。得知南京政府已决定“讨逆”时蒋介石感到“余心滋慰,益信总理之历史教训遗留深远,虽历任何艰险而无足为虑也。”当张学良告知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在渭南、华县等地轰炸的消息时,蒋介石又“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12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甚至写道:“今日终日盼望飞机声和炮声能早人余耳。”


其次,事变后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人背信弃义的狠毒报复,与对何应钦的信任、重用形成鲜明对比。蒋介石绝非善良之辈,对待异已从不手软,这从他软禁张学良数十年和杀害杨虎城的做法中便可见一斑。在事变中蒋介石曾经对张,杨及中共作出承诺:“决令何应钦出洋”。如果他怀疑何应钦有置他于死地的企图,获释返回南京后,他完全可以顺水推舟解决掉何应钦。但事实正好相反,“1938年1月到1944年11月何应钦一直担任军政部长,1946年又任重庆行营主任,1948年任国防部长”。职位有升无降、权力有增无减,表现出对何应钦极大的信任。



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主战”的目的是为了营救蒋介石,但是在当时认为可行的两种途径中,一为“和平谈判”,一为“武力讨伐”,他为什么会选择并顽固坚持后者?一


我们知道,“讨伐”的主张最初是得到部份国民党元老支持的,其中尤以戴季陶最为强硬有力。起初戴季陶对张、杨大有与“汉贼不两立之势,在十六日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之时,大声疾呼,主张声罪致讨,说到大义凛然之时,不惜大拍桌子,以补声泪俱下之不足”。但后来由于宋美龄在中央军校演说时指责说主张讨伐别有用心,他就转变了立场。于孔公馆召开的一次最高级会议上不惜下跪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领,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他的用意非常清楚,这次他也不赞成单一,硬性的武装讨伐了。但是何应钦却仍然没有转变,不惜在党内会议上粗暴地呵斥宋美龄,“彼一妇人耳,只知救丈夫而已,国家的事不要你管”。


在国民在于党内很少执异立言,素有“何婆婆”之名,“武甘草”之称的何应钦,在如何解决事变的问题上,却为了坚持自己的主战立场,一反常态。宁可不避“代蒋”嫌疑,不惜与宋美龄变恶。(这也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何应钦在当时有“取蒋而代之”意图这一揣测的由来)。到底是哪些原因促使何应钦这样做?笔者认为:


一、冥顽的反共立场决定了何应钦在当时不可能选择“和平谈判”这一途径来解决事变。


在反共的问题上,何应钦一直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坚定追随者。可以说何应钦终其一生均未改变他的反共立场,其“态度之坚决,立场之顽固、活动之频繁、影响之巨大,在国民党内的反共历史上也堪称一流”。1933年何应钦在签订《塘沽协定》后对冈村宁次说:“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在他看来,之所以不愿引起对外问题而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也只是为了防止国内共产党势力上升。这更充分地表明何应钦,确属宁愿背负卖国罪名,置遗臭万年于不顾也要坚持反共的人物。


而当时国民党内部均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事变“所藉之外力,背景即垂竭待尽之中共,乃至第三国际之苏联”。发动事变的目的是使用武力逼迫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行联共抗日方针,在当时的情况下“和平谈判”解决事变的前提是接受张、杨的联共主张,这对冥顽地坚持反共立场的何应钦来说显然是无法容忍的。


二、从维护国民党集团利益和他自身的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营救蒋介石只能使用“以战逼和”这一手段。


何应钦应该与宋氏兄妹等国民党内的“主和”派一样,都急于营救蒋介石,他又有不同,显得更具理性,更多地考虑政府的立场。他认为营救蒋介石与“整饬纲纪”惩罚张、杨必须同步进行。在何应钦等主战派看来,张、杨发动事变是依靠地方实力派支持的,“其背景与助力,在内为不尽悦服蒋公之疆吏与将领,如山东之韩复榘,广西之李济深、甚至如河北之宋哲元、四川之刘湘,皆可引为同路”。而且何应钦还认定:“因为委员长被扣留,地方主义必将更加抬头”。如果对张、杨妥协,肯定会造成地方实力派势力的上升,而这一点是何应钦绝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在压制地方实力派势力的问题上,何应钦与蒋介石毫无二致。前已述及,何应钦没有任何的私人势力,经过数十年苦心经营才得以成为国民政府中央军的二号人物,取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任何地方势力的上升都必将危及他的地位。为此,他必须借用武力来压制地方实力派,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此外,张、杨扣蒋后对外宣布的八项主张,虽主要谴责蒋介石,但无疑也捅到了何应钦的痛处。他在国民党内素以“亲日”著称,如果西安事变以“容纳抗日力量”作为条件得以和平解决,那么他的地位必将受到打击。这必然地促使他反对“和平谈判”。


三、日本方面施加的压力,使何应钦不得不采用既有利于营救蒋介石又可以稳住日本的方法,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命令讨伐。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爆发之时,日本已占领了东三省全部,华北大部和上海的一部份。已然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无疑会影响到国民政府、何应钦的决策。


日本帝国主义深知,在中国的各党派团体中,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对日抵抗的最有力者。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政策的,如果南京政府采取联共方针,国共实现再次合作,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就必然使蒋介石、国民党的对日妥协退让政策改变,采取抵抗的方针。这将使其利用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软弱和让步而逐步吞食中国乃至灭亡中国的计划难以实现。因此,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它必然使用强硬态度加以阻挠,反对南京政府以联共为条件的“和平谈判”。


西安事变的消息一传出,日本很快就作出了反应。13日清晨日本当局一得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随即举行对策会议,虽确定了“静观其变”的方针,但它虽“旁观”却绝未“袖手”。


12月15日,日本驻上海领事须磨访问张群,声称:“如南京执行张、杨的八项主张,日本将不惜采取断然措施,以武力占领京沪”。12月19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的停战手令从西安飞回南京,这更引起了日本的怀疑和注意。日本外相有田在东京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询问:“蒋鼎文携带张学良所提条件到京,中央政符是否与张妥协?并十分露骨的威胁说:“如中央在容共抗日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反对”。接着日本首相广田也向南京政府发出同样的威胁:“倘国府与张学良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除了外交上言辞的威胁之外,日本还同时做了武装干涉的准备。“事变后,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加强了警戒,17日增派海军陆战队到上海、汉口。日本国内的部份舰队,航空队和三个大队的陆战队,也奉命进入临战状态”。


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度,南京政府内部有着非常清楚的了解,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到:“虎视眈眈之帝国主义者,正悬盼中国内战之爆发,裨得以籍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作为一名留日学生,又长期以来与日本进行交涉的何应钦,对此当然有更清晰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何不得不考虑设法稳住日本。24日在国民政府已经决定何应钦下令停止讨伐之后,何应钦对日仍称:“本人惟知遵循政府既定政策办理”。暗示“讨伐”行动将按计划进行,绝不停止,借此稳住日本的意图非常明显。



何应钦素有“亲日”恶名,他在事变中的“主战”又长期以来遭到“代蒋”的揣测,于是在评价他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所起作用时,史学界大都持否定观点,认为他的“主战”对事变的解决只存在消极的影响。其实不然,笔者认为,何应钦在事变中的主战,至少存在两点积极作用。


第一,正是他的主战,客观上从反面增加了事变和平解决的紧迫性,促成了张学良不顾杨虎城等人劝阻,于25日释放蒋介石返宁之举。据张学良回忆:“当时国民政府已经威胁我,不惜以武力与我对抗。我们是为了制止内战而发动的事变,如果再发生新的内战,就不好办了。所以我下定决心,由我个人承担责任,解决事变,立即释放蒋介石”。


第二、日本在西安事变的半月之内,保持“静观”的态度,原因固然有很多,何应钦的“主战”迎合了日本的要求,避免了给日本以借口,显然是其中之一。这在客观上,为解决事变造成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外交环境。如果日本在事变中乘机而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未必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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