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当官年代:汉朝买个官儿需花多少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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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卖官鬻爵在中国古代并不算是什么新鲜事。然而作为一国之君,整天声色犬马,吃喝玩乐,将国库挥霍一空,却不例行节俭以渡难关,而是另辟蹊径,把官职当做商品一样,明码标价,公开出售,还像买卖东西一样的讨价还价,这样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就算是空前绝后的了。这些便是东汉灵帝刘宏的“杰作”。   中国的卖官鬻爵始于秦始皇,公元前243年,国内发生蝗灾,于是秦始皇发布命令,准许百姓交够千石粟米,便可进爵位一级,“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代的卖官鬻爵始于惠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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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官鬻爵在中国古代并不算是什么新鲜事。然而作为一国之君,整天声色犬马,吃喝玩乐,将国库挥霍一空,却不例行节俭以渡难关,而是另辟蹊径,把官职当做商品一样,明码标价,公开出售,还像买卖东西一样的讨价还价,这样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就算是空前绝后的了。这些便是东汉灵帝刘宏的“杰作”。


中国的卖官鬻爵始于秦始皇,公元前243年,国内发生蝗灾,于是秦始皇发布命令,准许百姓交够千石粟米,便可进爵位一级,“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代的卖官鬻爵始于惠帝六年,即公元前189年,“令民得卖爵”(《汉书》)。到了公元前180年汉文帝时,由于边塞缺粮,便采纳晁错的建议,以爵换粟,充实边塞,“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汉书·食货志》)。东汉桓帝刘志(也就是刘宏的上任)时,也曾“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后汉书·桓帝记》),卖的官爵种类大增,包括关内侯、虎贲郎、羽林郎、五大夫等,用来填补国库的空虚。不过这还都是些级别偏低的小官。


到了东汉灵帝刘宏时,就把卖官鬻爵一事发挥到了极致。他把本就疲敝的国库吃光造净后,开始公开出售官职,先是“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后汉书》)。尝到甜头后,又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个买卖官吏的交易所,“开西邸卖官,入钱各有差”(《通鉴》),以官的大小和任职地的好坏确定官价的高低(单就卖官来讲,也是一种公平,毕竟油水不同)。甚至于三公九卿等要职,也一律明码标价,公开出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后汉书》)。除了皇帝的位置不卖,什么都能卖。如果买的人多,竞争激烈,则投标竞价,价高者得。


官位的标价,则是以官吏的年俸来计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就是两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就是四百万钱,“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通鉴》)。之后刘宏“于西园立库以贮之”(《通鉴》),专门建了个仓库存放这些卖官所得,专款专用,全由自己挥霍。和现在有些人偷偷在海外设户头性质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人家刘宏可以明目张胆的来。


那么,年俸两千石的官是多大的官呢?在我国古代,官吏按照级别的不同,从朝廷领取一定数量的钱或物,称为“官俸”,或者叫“俸禄”,相当于现在公务员发的工资津贴。各朝代各个时期发给官员的“俸禄”也不一致,或发银两或给土地,也有给实物的,如盐、帛、丝等,但最常见也是最普遍的,还是用米或谷等粮食作为俸禄。在林甘泉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史》一书中,考证汉代1石等于27市斤粟,那么二千石就是5万多斤粮食。当时的州牧是两千石的俸禄(汉时全国分13个州部,州牧是一州最高行政长官),郡守也是两千石待遇,郡以下设县,万户以上的设县令,万户以下的设县长,都是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令享受六百石至一千石不等的俸禄,县长是三百石至五百石不等。


由此看来,在当时就是做个县长也得花上三五百万钱。那么这三五百万钱的概念又是多少呢?


古代的铜价是比较贵的,因此铜钱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东汉的“钱”依旧沿用汉武帝时的“五铢钱”,此钱即为铜质,径25厘米,重五铢(约35克)。据《汉书》记载,当时的米价,每石20文至80文钱不等,又1石等于27市斤粟,那么平均下来一文钱大概能买半斤米。按现在的米价,1块钱1斤米(这是动态的,物价这玩意谁也吃不准),若换算成人民币,大约汉时的2文钱,相当于现在的1元人民币。那么,县长一职,价值也就是人民币两三百万。如果搁现在,这点钱根本就不叫什么了,还不给哄抢了呀!但在当时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应该说,这官卖的也的确够贵的。毕竟古时的经济不能和现在相提并论。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再便宜,咱老百姓也买不起。


由于官价太高,这买卖到后来也不好做了,官价开始有些缩水。《后汉书》中记载了个崔烈买官的故事,很有意思。说崔烈花了500万钱买了个司徒(三公之一),“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做了这样一笔大买卖,灵帝很兴奋,于是在册封这天,亲临殿前,以示重视。但当他看到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时,突然觉得这官卖得太便宜了,于是满怀惋惜地对随从亲信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说咱这买卖亏了,就是让他出一千万,这老小子也得出。亲信的回答更雷人,“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说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像崔公这样的名士,本来都不肯轻易买官的,还是我从中做了不少的工作呢,您就知足吧。事后,崔烈问他儿子外面人什么反应,他儿子对他说,“论者嫌其铜臭”,外面的人都在议论你这个官有铜臭味。“铜臭”一词就是打这儿来的。


那些不惜费血本花重金去买官做的人,心里头绝对不会去想什么为政清廉,造福一方的。投资就想要有回报,他们为了捞回本钱,只能是变本加厉的去搜刮、盘剥百姓,不择手段的榨取更多的金钱,之后再去买更大的官做,形成恶性循环。这样的社会现实,让当时的一些忠臣良吏很是失望,所谓“卖官受钱,天下忠笃之士怨望”(《后汉书》)。汉灵帝荒淫无道,朝中宦官弄权,朝纲败坏;朝外上行下效,穷其能事。于是全国形成一片浮糜腐朽之风。在这种情况下,倒霉的只能是老百姓,再加上汉灵帝为政期间,全国又多发地震、水旱蝗灾、流行病疫,一时间民不聊生,只得揭竿而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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