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再思考”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祝贺王戎笙先生八十华诞暨《清史论丛》创刊三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于2009年10月29日主办了题为“‘康乾盛世’再思考”的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近代史所、研究生院的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针对当今对“康乾盛世”一词使用过滥的现象,与会专家认为对“康乾盛世”进行再思考是很有必要的。南开大学常建华先生指出,康雍乾时期是否是盛世,要辩证地考虑。因此,对“康乾盛世”再思考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央民族大学的姚念慈先生指出:“一个成熟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民族应该是善于反思的民族,而这种民族的反思精神首先就应该体现在知识分子群体和历史研究者身上。”因此,他认为对“康乾盛世”进行再思考和反思是非常重要的。



会议主要就以下几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康乾盛世”说的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李华川先生作了题为《“康乾盛世”说渊源考》的发言。他指出:古人的“盛世”情结渊远流长。至清代,由于康雍乾三朝君臣对“盛世”一词的偏爱,使其日渐普及,并在清中期的社会舆论中逐渐形成“盛世”意识。清代官方文献中大量出现赞颂本朝为“盛世”的文字,其使用频率之高,远远超过历代,直到晚清仍有余绪。




民国以来,学者对清朝的总体评价多持批评态度。据目前了解,较早使用“康乾盛世”一词的是邓拓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载于1955年1月9日《人民日报》)。但当时及之后20年间的学者,大多都对“康乾盛世”持有否定态度,只是同时代的清史专家萧一山却对康雍乾三朝赞誉有加。




近30年来,一些学者使用“康乾盛世”时变成了赞美的意味,多是步萧氏后尘。如果将康、雍、乾时期纵向与汉唐时期相比,可以看到,无论是清人的精神风貌,还是统治者的气度胸襟与“汉唐气象”相比,均相差甚远,难以与之并称“盛世”。如果横向将康、雍、乾时期与同时代的欧洲社会进行比较,无论在科学成果与社会发展上,康、雍、乾三朝已逐渐被西方列强抛在后面,也难以自称“盛世”。因此,“康乾盛世”一词并非历史上形成的,不是清朝固有的用法,所谓“史称‘康乾盛世”,是不存在的。学术界乃至媒体使用“康乾盛世”一词,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盛世”一词本非学术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具有宣传意味和政治功能的词汇。康雍乾时期有取得成就,但用“清朝的鼎盛时期”定义康雍乾三朝,要比“康乾盛世”更贴切。





二、解析“康乾盛世”。




中国人民大学王思治先生认为,清代官方文献中的“盛世”即清人所讲的“盛世”,不是空洞的颂圣之词,是有内涵的,主要是经济发达,边疆统一。虽然与当时的西方相比,中国在科学和技术上已然落后,但盛世是传统社会中的盛世、古代的盛世,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无论是从社会经济发展,还是清代完成“大一统”的角度来讲,“康乾盛世”都超过了汉唐两代。




中国人民大学刘风云先生认为,“康乾盛世”中的盛世,其界定标准应是清朝当时的综合国力。当时的清朝曾经有过一个辉煌时期,人口增加,社会发展,此后盛极而衰。“康乾盛世”是历史客观存在的,称“盛世”或“全盛时期”没有太大差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戎笙先生认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定是在康乾时期。这段时期功绩很大,例如实行前无古人的“改土归流”政策,但同时存在的错误也很多。康、雍、乾三朝很多政策落后西方。例如,康雍时期禁止造大船,而此时的西方却已进入了海上争霸的时代,中国有海无防局面由此逐渐形成(请注意,中国有海无防的局面是在清朝康雍时期才形成的,这是史学界公认的)。中国此外由于传统的等级观念严重影响科学的发展,缺乏懂外语的外交人才等问题,使清朝对外国,对海战一无所知,这些都为清朝后来的不堪一击埋下隐患。总之,当时清朝的发展落后于时代潮流,没有与时俱进,康雍乾三代的错误政策造成了后来落后挨打的局面。




中央民族大学姚念慈先生作了题为《“康乾盛世”与其历史意义的采择》的发言。他认为,“盛世”一词本身带有明显颂扬的主观色彩。描述清王朝上升和顶峰阶段,可用兴盛、强盛、鼎盛等语,要比“盛世”更符合现代史学的要求。人民大众生活的安宁富裕,应该是“盛世”的主要标志之一。在封建专制和民族压迫极其严重的清前期,民间社会的富裕程度和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和倒退的。在“康乾盛世”之后,清朝的国力逐渐衰落,而其民族矛盾、社会矛盾的根源以及人民大众的贫困化积累过程,都可以追溯到“康乾盛世”时期。历史上有些人对前朝称为盛世,多是出于一种情感上的追忆,不能用来作为历史学论证的根据。康熙君臣称本朝为“盛世”,最初出发点就是满洲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三、“康乾盛世”说的使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郭松义先生认为,一个国家或朝代能否称“盛世”,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应该是一个基本出发点。清朝的经济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客观事实,但“盛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清朝统治者所说的满汉一家并未真正达到,满汉之间的隔阂是始终存在的,那时汉人始终不被信任。因此,虽不反对使用“盛世”一词,但作为科学研究而言,还不够严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何龄修先生不赞成“康乾盛世”的说法。何先生认为,清朝的专制主义过于严厉,因此在使用“康乾盛世”这个词时应有所保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冯佐哲先生亦持这种观点。他认同,康雍乾三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但是否是“盛世”还需要斟酌。




南开大学常建华先生认为,“康乾盛世”可以用,但因此而承认这一时期是盛世是有局限性的。摆脱“盛世”,用“十八世纪的历史”会比较好,更中性。




南开大学杜家骥先生认为,康雍乾三朝君臣所提倡的“盛世”与现在学术研究中所使用的是不一样的概念。清代君臣提倡“盛世”,是用以粉饰太平,出于统治人民的需要,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今天的学术研究,不能仅仅看到当时社会安定,疆域扩大,还要看到存在吏治腐败、文字狱等问题。同时,杜先生指出“康乾盛世”这一名词也涉及清代历史地位评价问题。



最后,主持本次会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李世愉先生总结指出,现在对“康乾盛世”的使用不够严谨,如果仅就时间而言,应是“康雍乾时期”。如果作为对这一时期的肯定,用“康乾盛世”是学者个人意志的表达,本无不可,但应对“盛世”的内涵有所限定。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党委书记刘荣军代表历史所为王戎笙先生赠送贺卡并发表贺辞,感谢王先生几十年来对清史研究所做出的贡献,祝愿王先生健康长寿。与会的专家学者也纷纷向王戎笙先生表达了美好的祝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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