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贴什么十大被冤杀之类的文章,余不敢苟同。比如岳飞都不算太冤。犯了不少政治错误,比如几次对皇帝撂挑子; 迎回二圣; 劝高宗立储; 高宗问“2圣回来,谁做皇帝,居然说不关自己的事,不表忠心。都是犯大忌的。皇帝在困境下可以容忍,一旦危机解除,必然兔死狗烹。

其实高宗不杀他,收复黄河以南是有可能的,但河北就难说了。有人说,岳飞怎么会去拥立那两个废物皇帝呢?我同意岳飞可能没这个心,但却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岳飞收复华北后,军力势必大增,倒是是否是南宋其他几路军可以制衡的,尚且难说。钦宗毕竟是正统,作为旗帜,在道统上甚至比高宗有优势。岳飞兵强马壮,完全可以立钦宗做傀儡皇帝,下天子以令诸侯,等到天下尽归掌握之后再废掉钦宗。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事。岳飞也许没这个心,但是高宗却不得不考虑这个可能信。

还有干涉立储,也是大忌,文官可言,但是武将不可。因为武将又有拥立之功,可能尾大不掉。再者谁知你会不会和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有勾结,我不立他,你会和他勾结谋反,或者立了他也可能我还没驾崩就被提前赶下来?

高宗其实也是爱其才的,不然也不会问他支持自己和钦宗谁做皇帝。岳飞12道金牌回来了,证明其还有忠心,死的有点冤。但是皇帝要12次召你,你才回来,是否也是让皇帝决心杀你的原因?虽说其实为了战机。但是你现在需要南方的钱粮补给时尚且如此,那么等你在北方站稳脚跟了,不愁补给支援了,皇帝还召不召的回来? 如果岳飞第一两次就受召唤,我想高宗未必舍得杀他。

但这些都是可能性,岳飞勉强可以说的伤冤,至少他主观上是想要收复河山,实际上也收复了不少失地,而且虽有政治错误,但无明显的谋反证据。更加未造成对中国的祸害。其死其实是权力的作用。就好像韩信,徐达,李善长等人一样,皇帝要防范于未然。但某些人一点都就不冤了

说跑题了,我这里主要是讲毛文龙。讲毛的目的是为了说袁崇焕有多该死。如果说岳飞只是政治错误,那么袁不仅政治错误,更加祸害中国。什么夸海口,是为了崇祯的信任。勾结内臣是为了免遭中伤。辽西的经营没有成效有客观困难。我可以同意。那么伪造圣旨擅杀毛文龙就最不可恕了。百死都不足以偿其罪。

首先,伪造假传圣旨,这是同谋反之罪,是要抄家灭族的。但毛文龙是与袁同级的,也有尚方宝剑,袁就以伪造圣旨,让忠心耿耿的毛文龙引颈就戮。

再次,杀毛后,丢失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东江根据地。东江不足以复辽灭金(清朝前身后金),但是其游击牵制,使得后金不敢全力投入对明作战,减少了辽西压力。东江失后,后金征服蒙古,再辽西占尽优势,圣旨可以升入长城之内。如果东江在,后金最多在边境掠夺一番,是无力进入关内的

三,寒了东江军民的心,毛收拢流民,创立东江根据地,几乎白手起家。坚持这么多年,却如此冤死。加之继任者的胡乱搞法,否则东江的十数万与后金有着强烈国仇家恨的辽东流民,怎么会降金?就算尚可喜他们肯,东江军民肯吗?这些东江兵和他们的先进火器,对满清可是帮助极大。明军的火器优势从此不再明显了。尚可喜耿仲明都和吴三桂一样封王,可见他们有多重要,孔有德不死也当封王。可以说满清的天下大半是考汉人打下的,而其中一大半中的过半,又是毛的旧部。可见袁崇焕对满清的帮助有多大。

所以什么卖粮资敌,夸海口也就不说了,小问题。就是从杀毛文龙上,他可谓满清入关第一功臣,其重要性远大于三桂兄。可能他是有才华,也许他是很忠心,但客观上他的确是造成很大的祸害。

在政治上,一个伪造圣旨,就够抄家灭族加凌迟的了。所以,袁崇焕一点都不冤,这个岳飞可能不忠只是具有理论性不一样。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大罪。要知道汉朝的窦婴。为了保命,拿出景帝的密旨。但是宫里备份被太后毁掉了。无法对证,窦婴就只得担上伪造圣旨的罪名,被灭九族。武帝本来是想保他一命的,但最后是族诛。哪朝哪代这都是灭族大罪。崇祯只是暂时不发作,秋后算账而已。我其实认为崇祯最昏庸的就是在这件事上。早杀了袁崇焕,东江诸将未见得会降,至少有些军民会坚持抗战。

在实际危害上,袁崇焕直接造成满清的优势,增加满清实力。可谓满清第一功臣。无他,满清不知几时才可以入关。这是他与岳飞的根本区别。

袁可谓是明末第一大汉奸。所以清朝会给他平反。并乘机把其塑造为英雄以泼污水给崇祯,证明崇祯冤杀忠臣良将,明朝活该灭亡。以此证明自己取代明朝的合理性,消减明朝遗老遗少对明朝的忠心。可见袁死后认为满清统治的巩固发挥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下面,正式介绍抗击后金 民族英雄毛文龙。这才是真正冤死的忠诚良将。麻烦以后再排什么榜的时候,请拿下袁崇焕,不说换上毛文龙,至少不要再说袁崇焕很冤了。

毛文龙,字振南,汉族,明朝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民族英雄、抵抗后金的名将。毛文龙是明末歼灭后金(清)军数量最多的军事统帅,被誉为“海上长城”,为保卫明朝奉献了毕生心血,最终含冤而死。

中文名: 毛文龙

别名: 毛振南、毛伯龙

国籍: 中国(明朝)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杭州府钱塘县(今杭州市上城区)

出生日期: 1576年正月十一

逝世日期: 1629年六月初五

职业: 军事家

主要成就: 镇江大捷、牛毛寨大捷

丁卯大捷、萨尔浒大捷

收复金州、旅顺、宽奠、旋城等地

官职: 太子太保左都督平辽总兵官


毛文龙,字振南,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祖父毛玉山携家迁居杭州。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十一日出生于杭州府钱塘县忠孝巷。九岁时,父亲毛伟去世,家道中落,陷入贫困的境地。毛文龙“幼从学,习经生业[1]”,后见国势日危,效仿古人班超投笔从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受舅舅沈光祚推荐去边上历练,当了宁远伯李成梁的亲兵。同年九月,中武举乡试第六名,授安山百户职,不久又升为千总,守备。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经略辽东,毛文龙屡立战功,深受其赏识,被升为都司。天启元年(1621年),升为游击,受辽东巡抚王化贞派遣,率领一百九十七名勇士,深入敌后,收复二千里海岸线。八月,克复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真。不久,又收复了被李成梁放弃的宽奠、叆阳、大奠、新奠、永奠、长奠六堡,军声大振,升为副总兵。随后,以皮岛及宽叆山区为根据地,多次深入后金腹地,屡挫敌锋。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朝廷升其为平辽将军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赐尚方剑,加都督佥事衔。八月,派遣部将张盘收复金州、旅顺、望海堡、红嘴堡。九月,率部攻打后金故都赫图阿拉的外围要塞,先后取得了牛毛寨大捷、乌鸡关大捷,受到了督师孙承宗的高度赞赏。十月,再命张盘收复复州、永宁。天启四年(1624年),努尔哈赤派人向毛文龙议和,毛文龙将来使绑送京师,朝廷升其为太子太保、左都督。七月,取得“分水岭大捷”。天启五年(1625年)一月,派部将林茂春收复旋城、传铁峪城。天启七年(1627年),后金皇太极即位,为了解除心腹之患,派遣贝勒阿敏、济尔哈朗等率大军攻打毛文龙和朝鲜,史称“丁卯之役”。毛文龙“五战而五胜[2]”,重创后金担任进攻主力的镶蓝旗,使之失去战斗力,两年后未能随皇太极南下。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说服后金大将刘兴祚归正,派部将耿仲明、曲成恩等悬师千里,深入后金要塞萨尔浒,与刘兴祚弟弟刘兴治等里应外合,攻破城池,“斩级三千,擒生六十九人[3]”,大胜而归。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被督师袁崇焕矫诏杀于双岛。

编辑本段赫赫战功

镇江大捷

天启元年(1621年),毛文龙受辽东巡抚王化贞之命,率领毛承禄、尤景和、王辅、陈忠等一百九十七名勇士,深入敌后,先收复了猪岛、海洋岛、长山岛、广鹿岛等二千余里沿海岛屿,擒绑后金守岛军官胡可宾、任光先、何国用等人。七月十四日,侦得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后金主力去双山抄杀不肯降后金的百姓,城中空虚,遂与生员王一宁商议,以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率一百余人夜袭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真(清帝康熙姥爷)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等,随派陈忠等袭双山,擒斩后金游击缪一真等,史称“镇江大捷”。此战后,宽奠、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一时间“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4]”,“归顺之民,绳绳而来[5]”,使得全辽震动,引起后金方面的极大恐慌。 “镇江大捷”是明军与后金作战以来的首胜,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心。朝廷因此对毛文龙破格提拔,升为副总兵。辽东经略王在晋评价此战说:“毛文龙收复镇江,擒缚叛贼,四卫震动,人心响应。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抚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2]”内阁首辅叶向高将毛文龙比作历史上的孤胆英雄班超、耿龚,他说:“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长考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6]”御史董其昌则评价说:“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如此胆略,夫岂易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永芳、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2]”

开镇东江

毛文龙率领一百多人取得“镇江大捷”之后,后金方面极为震惊,即遣大军反扑。毛文龙兵少难支,一度退入朝鲜。朝鲜节度使郑遵、朴烨引后金军包围毛文龙于林畔,双方进行了激烈战斗,“一日七战,杀伤相当[3]”,明军将领丁文礼、吕世举等牺牲,后金军也蒙受了很大损失,被迫撤兵。 林畔之战后,毛文龙以皮岛、铁山及宽叆山区为根据地,招募辽东难民,以老弱者屯种,精壮者为兵,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成一支海外劲旅。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明廷正式任命毛文龙为平辽将军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开镇东江。 东江镇建立后,毛文龙一面招抚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前后接济安置百万余人。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渐成为后金心腹大患。后金官员称:“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对于东江镇的作用,辽东经略王在晋认为:“今有毛文龙在焉,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兵法》:‘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凭鸭绿之险,居隔江之近,文龙得其所矣。奴欲长驱而肘腋之间有虿毒焉,奴一动而毒发,屡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乎?……奴之畏文龙甚也![2]”东林名臣陈良训则认为:“今日所恃海外长城者,非毛文龙者乎?[7]” 天启皇帝曾下诏书给毛文龙,肯定了东江镇的作用。他说:“念尔海外孤军,尤关犄角,数年以来,奴未大创,然亦屡经挫衄,实尔设奇制胜之功,朕甚嘉焉。兹特赐敕谕,尔其益鼓忠义,悉殚方略,广侦精间,先事伐谋,多方牵制,使奴狼顾而不敢西向,惟尔是赖。[2]”

收复金州和旅顺

天启三年(1623年)夏季,努尔哈赤下令屠戮后金占领区内的辽民。为了解救百姓,毛文龙遣军四出攻打后金:命朱家龙从千家庄进军,命王辅从凤凰城进军,命易承惠从满浦进军,复遣大将张盘,率部从麻洋岛登岸,相机规取金州、旅顺一带。自统八千马步精锐,从镇江、汤站一路进击,予以策应。 张盘上岸后,他按照毛文龙所布置的方略,将解救百姓作为首要任务,用战船将金州一带幸存的辽东百姓接渡到安全的地方,先后接济“男妇老幼共计四千名[5]”,这些虎口余生的百姓,以青壮年居多,苦大仇深,纷纷要求参军攻打后金。张盘见民心可用,遂将这些壮丁编成队伍,共计有三十五队。七月初二日,张盘率领兵民合编的队伍,攻打金州,一举而下,并缴获后金军火器“大小炮铳一千零十四位,硝磺连药五百六十斤,大小铅炮子七千三百零二个。[2]”,随后,又乘胜收复了辽东半岛南端的要塞旅顺,以及望海堡和红嘴堡,使得辽南数百里之土地,重归于明朝。 毛文龙遣将收复金州和旅顺等地,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得登莱、旅顺、皮岛、宽叆连为一线,解除了后金所占领的旅顺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的二千里海疆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封锁,加重了后金统治区内粮食紧张的局面。

牛毛寨大捷

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毛文龙布置在后金统治区的细作飞报,努尔哈赤准备西征攻打山海关一线。为了牵制后金,毛文龙亲统三万大军,直捣后金故都赫图阿拉,以攻其必救。后金在赫图阿拉以南的崇山峻岭之中,设有董骨寨、牛毛寨、阎王寨三座要塞,深沟高垒,易守难攻,是其起家时的根本。九月十三日,毛文龙率部攻克董骨寨,激战至十六日,占领牛毛寨、阎王寨,将后金守敌全部消灭。十七日,后金军反攻,想夺回三寨,毛文龙设伏以待,将后金军包了饺子,大获全胜。努尔哈赤闻得后方生变,不得不放弃西征打算,率四万大军来救。考虑到孤军深入,师老兵疲,而牵制努尔哈赤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毛文龙遂决定主动撤出战斗。 “牛毛寨大捷”之后不久,毛文龙又再次重创后金军,取得了“乌鸡关大捷”。 两次大捷,明军“先后共斩首级七百二十六颗,生擒活夷十四名,夷妇五名……据有札付符验,一并验确。[2]”按明朝以首级为实功,实际歼敌数往往远多于斩首数,著名的“宁远之战”明军仅仅“上首俘二百六十有九[7]”,“宁锦大捷”更是“斩获无几”、“止有丁自雄于马上斩一级[2]”,而毛文龙此二次大捷,数倍过之,尤为难得。 当时的辽东督师孙承宗在“牛毛寨大捷”之后,欣喜异常,上奏称赞说:“臣接平辽总兵毛文龙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俱系真正鞑虏。差令中军官集将士于衙门外,三炮三爵。臣时在宁远,适春赏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虏,经各赏夷部落,乃抵宁远。不独风示边人,抑亦见天下尚有杀贼之人,贼自有可灭之日!一时人心,殊觉感动。因念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力能结属国,总离人,且屯且战,以屡挫枭贼,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世人巽懦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也,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矣。[8]”

收复复州和永宁

天启三年(1623年)十月初五,毛文龙复命张盘收复复州和永宁。当时,后金复州驻军横行无忌,四处掳掠百姓。张盘利用辽民对后金军的痛恨,乘夜袭城,大破之。后金不甘心失败,调集了更多的军队反击,张盘于城中设伏,再次大败后金军,“斩获无数”,后金军“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2]”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以万余骑兵绕袭旅顺,想报上次失败之仇。张盘死守城池,火药用尽,犹坚守不降。后金军无计可施,遣使议和,张盘立斩于军前,复于旅顺城外设埋伏,大败后金军。后金军只得撤走。

对辽西战场的支援

毛文龙所领导的东江雄镇,成为屹立在敌人后方的坚固堡垒,使得后金无法对辽西和大明本土展开有效进攻,即便有所行动也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撤走。关内万家生灵的安宁幸福,皆赖于东江镇的存在。故而当时有人写诗称赞毛文龙说:“手挽东隅半壁安,漂流百战虏烽阑。” 如天启五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毛文龙即派部将林茂春、王辅率军进攻海州,派部将杜贵、曲承恩直入沈阳,并且行动极为迅速,“东兵之进而捣沈阳以覆其巢,攻海州以遏其归者,已先奴一日而发,亦綦神速矣[5]”。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仅仅呆了两天(正月二十六日——正月二十七日),就不得不还救根本。 袁崇焕也曾经上奏说:“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2]”对此,兵部尚书王在晋曾说:“‘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矣![2]”充分肯定了毛文龙的存在,是大明边防的重要保障,毛文龙一死,后金便可长驱直入京师。 毛文龙在时,后金对明朝军事行都很短暂,也不敢走远。而毛文龙被杀后,后金欣喜异常,弹冠相庆,史载“清主大喜,置酒高会[9]”,后金首领皇太极立刻起倾国之兵入关直扑北京,史称“己巳之变”。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后金(清)时常直犯中原,如入无人之境,保定、济南、兖州、高阳、固安、良乡等许多城市被屠城,数百万百姓遭到掳掠,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毛文龙的作用,但为时已晚。 《三朝辽事实录》无比沉痛地评价道:“崇焕得信心行事,中奴之诱,先杀毛文龙除奴肘腋之患。己巳,虏遂从蓟镇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蓟、宣为屡犯之孔道。向使崇焕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叛,夷不叛则西路不可行,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2]”

丁卯之役

天启七年(1627年)初,后金首领皇太极一面派遣方金纳为首的九人代表团,前往宁远与当时的辽东巡抚袁崇焕议和,以疑惑明朝方面。一面派镶蓝旗旗主阿敏、镶白旗旗主阿济格、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济尔哈朗、杜度、硕托,总兵李永芳等人率大军攻打东江镇,以解决心腹之患。对于后金的出兵人数,袁崇焕说有十万:“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7]”朝鲜认为毛文龙必败,为自保倒向后金,向后金大军提供朝鲜服装“引贼俱换丽帽丽服[5]”,冒充朝鲜军围攻铁山。铁山都司毛有俊等率千余名守军与后金大军血战,战至最后一卒,无人肯降,毛有俊拔刀自刎,壮烈殉国。 随后,后金铁骑乘冬季冰坚,进攻与铁山仅三里之隔的云从岛。毛文龙率部英勇反击,派部将毛有见、尤景和等逆袭后金军。双方在冰面上展开激烈战斗。东江健儿面对武器、装备和人数都占绝对优势的后金军,毫无惧色,浴血奋战,双方互有杀伤,后金军强攻多日,始终不能前进一步。后金主帅阿敏见部队伤亡太大,占不到半点便宜,遂迁怒于朝鲜人,转而进攻朝鲜义州和安州,攻破城池,大开杀戒。得手后,又率大军移向朝鲜首都王京,准备灭掉朝鲜称王,朝鲜国王李倧一面仓皇出逃,一面遣使向明朝和毛文龙请罪,说导敌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臣子所为,请求援救。 天启皇帝认为朝鲜虽然协助后金,但不应该计较属国的过错,才是中国气量。于是下诏给毛文龙,要求毛文龙不计前嫌,出兵援朝。他说:“奴兵东袭毛帅,锐气未伤,深慰朕怀。丽人导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属国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还速谕毛帅相机应援,无怀宿嫌,致误大计。[2]” 毛文龙接到诏书以后,不顾自身粮饷短缺,毅然率部进入朝鲜,反击后金大军。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东江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每日“拉死尸为食[5]”,仍在毛文龙的激励下,顽强作战。双方在宣州、晏庭、车辇、义州等地反复拉锯,而随着天气逐渐转暖,战事逐渐向有利东江军的方面转变。随着河水、海水的解冻,东江军逐渐依靠朝鲜境内的大小河流,把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困住,多次重创敌军,“三战三捷,困奴于银杏江[7]”,随于千家庄、瓶山一带与后金主力展开决战,“文龙自率兵出,大战,杀固山三、牛鹿八人,斩六千余级。[3]”阿敏不得不放弃在朝鲜称王的打算,“杀出一条血路回到本土[10]”,东江军取得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丁卯之役”使得拥有数万骄兵悍将的镶蓝旗精锐丧尽,即使休整两年也未恢复元气,其余参战后金军也多有损失。是为明军与后金交战以来,所取得的最重大胜利,而这又是在明军极为艰苦的环境下所取得的,更加可贵。对此,登莱巡抚李嵩评价说:“奴以十万之众蹂躏东江,毛文龙乃能于狂烽正炽之际,奋敌忾迅……毛帅之功于是不可著乎![7]”、继任者孙国祯(收复澎湖列岛的民族英雄)也认为:“臣看得毛帅孤悬绝岛,远泊水乡,溟雾胡风,侵肌扑面,寒烟冷月,泣昼怜宵。七年正月以来,五战而五胜,谛观宣州、车辇、义州西门、龙山诸役,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然义州西门之捷,独雄而奇,盖其俘获者皆名酋,今之系纽而献者,此也。宣州诸路之捷,又险而奇,盖毛帅亲中二矢,不为少动。自五、六年以来,大小几近百战,积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抢获器械、马匹累百,近日续报者不与焉。[2]” “丁卯之役”是万历壬辰之役以来,大明雄师又一次帮助朝鲜免于亡国的军事行动。参战明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绝境下,全凭一念忠赤,一腔热血,以死尸为食,衣无寸缕地战斗在冰天雪地中!设伏出奇,力挫强敌,在华夏儿女抵御外侮的史册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职惟知尽忠报国,决不肯偷身自免![5]”——东江主帅毛文龙战时如是说,他亲冒矢石,身中数箭,犹死战不退!在毛文龙的激励下,东江健儿人人奋勇,与后金军舍身搏斗,鲜血染尽三千里江山。就连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都向欧洲人介绍说:“此次战役之激烈为中国所未曾见。[10]”,并说:“抗拒鞑靼人最有力的要数英勇盖世的大将毛文龙。[10]” 朝鲜史料则认为是朝鲜民间的义军打败了后金大军,毛文龙坐困穷岛,毫无作为。

萨尔浒大捷

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皇太极因“丁卯之役”不胜,复派和硕贝勒莽古尔泰、贝勒济尔哈朗、副总兵刘兴祚等率2万大军进攻东江,被毛文龙击败,“降者二千人[9]”,刘兴祚率400骑兵于阵上投诚,成为后金立国以来,归正明朝的最高级别将领,引起后金方面的极大震动。 刘兴祚归正以后,向毛文龙献计:其兄弟亲族等人都在萨尔浒城中,可约为内应,袭而破之。萨尔浒位于后金大后方,是屯积粮草之所。毛文龙即遣大将耿仲明、曲承恩等,率军千里奔袭,昼伏夜行,遇到后金哨兵,即行掩杀,于十月初八日抵达萨尔浒城下,派细作入城,暗通城中刘兴祚之弟刘兴贤、刘兴治等,里应外合,一举攻破城池。耿仲明等入城后,对城中八旗军民,大开杀戒,“斩级三千,擒生六十九人[3]”,与刘氏兄弟等胜利还师。 后金叛明以来,攻取明朝城池,大多依靠细作内应,入城之后往往屠城。至东江军“萨尔浒大捷”,则反而以内应攻破后金要塞,屠城以归。

对后金的反间

毛文龙开镇东江八年间,派遣了大量人员到后金统治地区刺探情报,扰乱人心,鼓舞辽民反抗,“将军之细作,时达辽沈,飞书遍投[11]”,使得后金方面“疑惧益甚,凛凛终日,日惟追杀毛兵奸细[11]”,甚至专门制定了法律,对于“毛文龙所遣来之奸细[12]”检举者重赏,包庇者严惩。 毛文龙还常投书于后金官员、将领,又故意泄露之,以造成后金的猜忌、杀戮,借敌之手以灭敌。史载后金“大帅名阿骨者,极骁勇,善用兵……毛将军用间以离之,奴竟杀阿骨。[11]”天启三年十二月,毛文龙再次“因疑用疑,使其自相鱼肉[5]”,用反间计除去后金大将柯汝栋、戴一位。 崇祯元年,皇太极因“丁卯之役”不胜,遣使往东江议和。毛文龙将计就计,要皇太极派重要官员来谈判。他为了剖明心迹,将通书奏明朝廷,“谨将其求款原文投递辅臣[5]”,并奏陈自己的诱敌之计是“放还来鞑,诱彼要人。[5]”皇太极果然上当,派遣“汗之爱将[13]”固山额真可可及三名牛录往东江,毛文龙即将来人绑送京师。皇太极闻讯气急败坏,致书毛文龙大骂:“以虚言诱致差人几名,有何好处?[14]”此后,毛文龙又多次以归顺后金为饵,挑逗、诱骗皇太极派遣使臣,但皇太极都不再回信。后金使者也对朝鲜人说:“与毛相通果有之,而非与贵国以信相和,彼欲觇我也。[13]”说明后金终于意识到了毛文龙的欺骗。 毛文龙的用间手段,使得后金方面寝食难安,手足相残,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首领都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展现了非凡的才智与谋略。 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老师则认为毛文龙与后金书信往来,是真通敌卖国,被袁崇焕斩是死有余辜。

编辑本段治军品行

性情刚烈,嫉恶如仇

毛文龙“用兵也严,赏罚必信,与兵士同甘苦,有古名将风[15]”,所以能够得到部下的忠心爱戴,以至于被害时,“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13]”。他为人正直,“于权要绝不肯馈遗[15]”,又嫉恶如仇,“见狐媚之徒,贱如犬豕,贪墨之辈,詈骂不禁,往往以此得过[5]”,因此引起当权者不满,“饷断于海外,谤满于中朝![5]”

清正廉洁,不蓄私产

毛文龙尽管身为朝廷一品大员,却不置私产。史载:“毛将军揽外海外,遣妻子归故里,不载岛物产业奴婢,空空如也[3]”,“死之日,室无赢财。钱塘仅有父宅一区,山田二顷而已。[3]”这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实属难得。

耿介自守,不附权阉

魏忠贤专权期间,一些没有气节的大臣争相奉承,如辽东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7]”,并在奏折中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16]”,谀辞谄语,不堪入目。毛文龙却不肯阿附魏忠贤,屯田主事徐尔一称赞他说:“当魏忠贤擅权,督抚节镇,称诵建祠者比比,而文龙耿介自守,不一濡足……可不谓今天下一奇男子哉?[3]”

忠贞不二,以死明志

毛文龙对朝廷忠心耿耿,当袁崇焕伪造圣旨加害于他时,他误以为是皇帝要处死自己,毫不反抗,跪而请死。 明恭顺侯吴惟英对此评价道:“焕言文龙跪而请死,正见其从容就义,所畏者国家三尺。如蒙二心,不第目无焕,抑且目无朝廷,死生大矣,宁肯长跪以服上刑?况毛亦有赐剑,将亦曰有旨,崇焕将何以自保?幸毛之自持一片忠赤,不以白刃而稍有动摇。[17]” 意思就是说: 袁崇焕说毛文龙跪着请死,可见他从容就义,忠于国家的法律。如果毛文龙有二心,肯定会目无法纪,怎么会跪着受死。毛文龙也有尚方宝剑,如果他也说我有圣旨要杀袁崇焕,袁崇焕如何自保?幸而毛文龙对国家一片忠心,并不以白刃临颈而动摇。

编辑本段人际关系

与历任登莱巡抚的关系

东江镇孤悬海外,军需、粮草全靠登莱接济,所以与历任登莱巡抚的关系显得很重要,毛文龙开镇东江八年,前后共与五任登抚打过交道,分别是陶郎先、袁可立、武之望、李嵩、孙国祯。 与陶郎先的关系 毛文龙镇江首捷,全国振奋。当时的登抚陶郎先却不为救援,听信降将王绍勋的一面之辞,认为“镇江大捷”是假的,向朝廷奏报说:“毛文龙之举,竟乱成算,再难下手[18]” ,此行为受到朝野一致指责。以参劾魏忠贤、客氏而直声震天下的东林名臣侯震旸上书为毛文龙鸣不平,他说:“嗟乎!龙小小一捷,固自称奇,何足深忌?乃偏信反覆之王绍勋,不为救而故为催抑。人心不平,全在于此![2]”并要求朝廷“罢朗先,逮绍勋。[2]”朝廷据此追查陶郎先,发现他多年贪污军饷,于是下狱,并将查没赃银补发给毛文龙。 与袁可立的关系 接任陶郎先的是东林名臣袁可立。任上,他积极整顿防务,清理陶郎先时期的弊政,重用毛文龙、沈有容等名将,使得登莱局面大为改观,是登莱历任巡抚中最有作为的一个。袁可立主政期间,毛文龙战果十分辉煌。袁可立多次为毛文龙向朝廷请功,他说:“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2]”由于袁可立对武将的重视,遭到当权者不满,只好辞职。数年后,毛文龙被袁崇焕擅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荡然不存,致后金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大学者黄道周曾评价道:“公(袁可立)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19]” 与武之望的关系 接任袁可立的登抚武之望,是一位名医,但为政多乖。他在任上与毛文龙的关系极差,两人多次互参。武之望袒护魏忠贤义子登莱总兵杨国栋,支持杨国栋兼并东江镇。又多次克扣毛文龙的军饷,前后达四十四万两,使东江军民饥寒交迫。毛文龙要求查账,而武之望则强留相关的财务官员,以至二人势成水火。 朝廷后来查明武之望克扣军饷的问题,将武免职。天启皇帝在上谕中说:“念毛帅独奋孤忠,支撑海外,远提师旅,阅历当时,乃中朝实倚为辅车,而去抚每视为秦越,疾声莫应,供亿不敷,枕甲荷戈有枵腹呼庚之困,陪臣属国苦资粮厞履之供,乃于百凡艰危之中,尚有累次俘获之绩,似此苦心,朕且嘉且悯![7]”,这里“去抚”即指被免职的武之望,说明皇帝充分认识到武之望克扣军饷的问题。 武之望还曾派兵接管东江要塞旅顺,与毛文龙争功,可到了冬天,他害怕后金军乘海水结冰进攻,又将部队撤到皇城岛过冬,并向朝廷奏称:“退居皇城岛亦无不可者[2]”,毛文龙对此哭笑不得,只好又派兵驻防旅顺。兵部尚书王在晋曾讥讽武之望说:“旅顺为三方扼要,既云不可不守,又云冬月难以支持,退居皇城亦可,我退奴独不可据乎?据而图复,复而遇冬则退,是攻守相寻无已也。[2]”,指责武之望“谋国非心虚”,同时称赞毛文龙说:“海外情形,毕竟毛文龙勘得透![2]” 武之望崇祯年间复出担任三边总督,任上再次因兵饷问题引发十多处兵变,忧愤而死。 与李嵩、孙国祯的关系 李嵩和孙国祯与毛文龙合作时间不长,二人都曾经为毛文龙向朝廷请功,双方并无芥蒂。

与登莱总兵杨国栋的关系

登莱总兵杨国栋是魏忠贤的干儿子,“入魏忠贤门下,进鎏金、滚珠、骏马为干儿[5]”,靠着魏忠贤的关系成为总兵,“忠贤传谕兵部骤推国栋为总兵[5]”,他在任上无恶不作,贪赃枉法,并将聚敛的财富进贡给魏忠贤,《明史稿·魏忠贤传》专门提到杨国栋每年都向魏忠贤送上厚礼。“总兵梁柱朝、杨国栋等岁时赂名马、珍玩勿绝。[20]” 毛文龙与杨国栋交恶,本质上来讲,是因为毛文龙性烈如火,嫉恶如仇,与专营苟且的小人难以相处;而直接的导火索,则是辽东难民的安置问题。 杨国栋作为魏忠贤最得意的干儿子,修建了富丽堂皇的魏忠贤生祠,每年都向魏忠贤进献大量的珠宝珍玩,他当然不可能自己出这个钱,所以就把主意放到由东江安置到登莱的辽东难民身上。 据辽东难民的揭发:“自国栋任登,出令强辽人住登者,悉隶官操。富者买免,每名百金,贫者愿隶,需索顶缺,每名十八两。且逐季查补,或一家而三四编坐,或一人而前后扎诈,甚至衣食无措者。复出拿奸一令,富商被拿者,动以千金贿之乃释。[5]” 逃难于登莱的辽东难民,被杨国栋当成金库。富商要勒索千金,穷人也要十八两,而且还“前后扎诈”,必欲将民脂民膏敲尽。 杨国栋为了给魏忠贤修建生祠,还强令辽东难民出钱、出建筑材料,“以助尚公生祠。[5]” 在如此苛政下,辽东难民在登莱无法存活,不得不逃往东江。“吾侪逃生于彼,而受害如此,不能聊生,复投生海外。[5]”他们宁愿在粮饷不足,生活艰苦,还有后金威胁的东江生活,也不愿意呆在后方登莱,足见杨国栋把难民逼到无以为生的地步。 登莱等地的辽东难民复归东江,使得本就粮饷不足的毛文龙负担更加重,但他对辽民不抛弃,竭尽全力予以救济、安置,辽民无不感戴其德,毛文龙遇害后,为之建祠立庙,怀念不已,这是人民对于一个被污蔑的英雄人物最真挚的情感流露。 杨国栋对于辽东难民投奔毛文龙极为不满,认为是断了自己的财路,捏造了“十大罪”来参劾毛文龙,分别是:一、不复寸土。二、毫无牵制。三、驱难民远窃人参。四、伤残朝鲜。五、掩败为胜。六、勾结宦官。七、杀良冒功。八、以粮资敌。九、坑害客商。十、抗旨不肯移镇。 所谓的“十大罪”完全是对毛文龙的污蔑之辞,大多数正是杨国栋本人的写照。后来袁崇焕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两条,作为毛文龙的罪状,将之杀害。

编辑本段被害经过

崇祯年间,袁崇焕成为蓟辽督师,在御前许下“五年平辽”的诺言,后来发现无法实现,又想以议和来“塞五年平辽之命[4]”。与内阁辅臣钱龙锡等合谋,将主战的兵部尚书王在晋免职,代之以好友王洽。由于毛文龙极力反对议和,上奏说:“从古有款虏之事,独此奴决不可款![5]”表明了抗战到底之决心,袁崇焕遂决心除之,他对王洽说:“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21]”为了逼毛文龙就范,袁崇焕设策断绝东江粮饷八个月之久,使得东江镇军民饿死无数。毛文龙自感时日无多,写信给妻子永诀:“外有强敌而内有公卿,必死不久。[3]” 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袁崇焕以议饷之名至双岛,罗列毛文龙“十二大罪”,矫诏将其杀死。毛文龙从容赴死,没有任何反抗,涕泪无一言。 历史上对毛文龙之死主要有两种声音:明末时期的史书大多认为:毛文龙是国之栋梁,袁崇焕杀之,是后金方面提出的议和条件,就如秦桧杀岳飞。乾隆为袁崇焕“平反”后,各种史料开始认为毛文龙真通敌,被袁崇焕诛杀是罪有应得。 “戍午,督师袁崇焕杀平辽将军总兵官左都督毛文龙于双岛。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初,崇焕于宁远捷报后,即令番僧往唁奴虏,意议和,会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胡之命,声言折冲,虑毛文龙泄其计,是身入岛诱文龙至,……命水营都司赵可怀以尚方剑斩之。” “建虏以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 ——《国椎·卷九十》 “五月庚戌,袁崇焕至双岛,毛文龙进谒,慰劳甚至。戊午,矫制杀文龙。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於宁远捷后,即令番僧往清军中唁问,意欲议和。会罢归,未就。迨再出,陛见日,许上五年复辽;既而惧上责效,欲复修款议。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 ——《崇祯实录·卷二》 “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於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 ——《明季北略·卷四》 “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 ——《明季北略·卷五》 “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直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 ——《石匮书后集·毛文龙列传》 “崇焕以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 ——《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 “一至宁远,遂为讲款计。盖自崇焕自宁远奏捷之后,即令番僧往吊东夷以讲和,以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平东夷之命,遂以平东夷自诡。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遂身入岛,诱文龙斩之。” ——夏允彝(民族英雄夏完淳之父)《幸存录》 “袁崇焕遣喇嘛僧吊老酋,因以款议未成,而崇焕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灭奴,召崇焕授兵柄。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先帝于是逮崇焕诛之,而款议再败。” ——民族英雄徐石麒弘光年间所上的反对与满清议和的著名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