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合金之父”师昌绪:助推中国战机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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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img6.itiexue.net/1238/12382494.jpg[/img] 师昌绪。(来源:人民网) 人物小传:1920年生于河北省徐水县,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1952年获美国欧丹特大学冶金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他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冶金学家、材料科学家、战略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中科院金属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部技术科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这是一位九旬老人的退休生活:每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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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合金之父”师昌绪:助推中国战机起飞

师昌绪。(来源:人民网)


人物小传:1920年生于河北省徐水县,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1952年获美国欧丹特大学冶金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他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冶金学家、材料科学家、战略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中科院金属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部技术科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这是一位九旬老人的退休生活:每天上午8点钟离开家,9点钟到办公室,来访的客人有时一天好几拨,请他提供咨询意见的、指导科研工作的、题词的、写序的……几乎有求必应。此外,去年一年,北到哈尔滨、南到广州,他出了10次差,还在北京主持、参与了几十个学术会议。


这位乐此不疲、退而不休的老人,就是2010年度荣获国家科技奖最高奖的两位得主之一,我国高温合金材料的奠基人、在材料腐蚀、镁合金、碳纤维等多个领域贡献卓著的战略科学家师昌绪先生。


“我这样的生活很没意思,也不希望别人都像我一样。”师先生自我解嘲说:“但我已经是这么个定型了,在家反而苦恼,所以天天工作,生活很充实,觉得能对得起国家、民族,也就是这个样子。


“美国人做出来了,我们怎么做不出来?”


1月7日上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下简称基金委)的一间会议室里,记者见到了91岁的师先生。虽然发已掉光、牙已全无,但老先生却背不驼、眼不花,步伐稳健、思维敏捷。听着后辈和老同事讲述他的往事,师先生时而会心一笑,时而神色凝重;他对数十年前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时不时插话补充两句;说到激动处,忍不住用手指敲得桌子“笃笃“直响。


“北京、上海,这两个地方任你选。”1955年6月,时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严济慈,对刚从美国回来的师昌绪说。


结果,这位35岁的洋博士选择了沈阳,因为中科院金属所在沈阳。到金属所后,他被指定为鞍钢工作组的负责人,由物理冶金理论研究,转向炼钢、轧钢工艺开发。两年之后,师昌绪又服从国家需要,转任金属所高温合金研究组的负责人,带领一支小分队常驻抚顺钢厂,研制航空发动机的核心材料——高温合金。师昌绪带领科研人员奋力攻关,很快开发出代替镍基合金GH33的铁基高温合金GH135,用这种新材料制作的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涡轮盘,装备了大量飞机。


“高温合金之父”师昌绪:助推中国战机起飞

师昌绪。(来源:人民网)


更难啃的骨头在后面。1964年,中国的新型战斗机设计出来了,就差发动机用的耐高温高压涡轮叶片。此前,只有美国能研制这种空心叶片,国内的人都没见过。一天晚上八九点钟,航空材料研究所的副总工程师荣科找到师昌绪家里,问他能不能牵头搞空心叶片。“我也没见过空心叶片,也不知道怎么做。”师先生回忆说,“但我当时就想,美国人做出来了,我们怎么做不出来?中国人不比美国人笨,只要肯做,就一定能做出来。”


第二天,他与时任金属所所长的李薰先生研究决定接受这个任务。荣科听到这一消息自然高兴,但同时也“提醒”师昌绪:我可是立了军令状的,做不出来,我把脑袋割下来。师昌绪一笑:咱们就共同承担吧。


为啃下这块硬骨头,由师昌绪挂帅,从金属所的相关研究室挑选了“一百单八将”,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组。他们采纳了容科“设计——材料——制造一体化”的建议,与发动机设计和制造厂等合力攻关。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在100毫米的叶片上均匀做出粗细不等、最小直径只有0.8毫米的9个小孔,谈何容易!他们攻克了型芯定位、造型、浇注、脱芯,以及断芯无损检测等一道道难关,于1965年研制出中国第一代铸造多孔空心叶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研制这种叶片的国家。


后来,国家决定把空心叶片的生产转移到远在贵州的一个工厂,航空部点名师昌绪带队到生产第一线,帮助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当时从沈阳到贵阳要坐48个小时的闷罐火车,路上连喝的水都没有。工厂的条件极为艰苦,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发霉的大米和红薯干,以至于厂里的总工程师过意不去,利用星期天到集市上买来白面,给科研人员蒸馍改善生活。师昌绪他们日夜在车间里鏖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终于克服了实际生产中的技术难关,至今所生产的数十万个叶片没出过一起质量问题。


“当时当然有压力了,但关键看你敢不敢往前冲。”忆当年,师先生雄心不改,“只要努力,肯定能做出来,除非你不努力。”


“高温合金之父”师昌绪:助推中国战机起飞

师昌绪。(来源:人民网)


“我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管闲事”


“师先生,这个事您可别管!”2000年春,年近80的师昌绪找到基金委材料科学部原常务副主任李克健,说想和他一起抓一下碳纤维。李克健听后立马摇头,“这事太复杂!谁抓谁麻烦!”


李克健说的是大实话。质量轻、强度高的碳纤维是航天、航空用基础原材料,我国从1975年就开始攻关,大会战搞了不少,钱花了很多,但就是拿不出合格稳定的产品,以至于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


“我们的国防太需要碳纤维了,不能总是靠进口。”师先生说,“如果碳纤维搞上不去,拖了国防的后腿,我死不瞑目。”


李克健听后深受感动,接受了师先生的邀请。这年8月,师先生召集了由原国防科工委、科技部、总装备部、基金委等相关单位58人参加的座谈会,探讨怎样把碳纤维搞上去。大家的一致意见是,碳纤维能搞上去。会议纪要里,专门写了这样一句:请师昌绪院士作为技术顾问和监督。


师先生欣然从命,很快又召集了第二次座谈会,讨论具体方法。座谈会上,有人给师先生泼凉水:上亿的资金哪里去找?就是钱弄来了,谁去协调指挥?过去几个部委联合起来都没弄好,你师老能指挥得动么?


“只要国家需要,困难再大也要干!”不服输的师先生上书中央,陈说利害。很快,这封信批转到科技部,科技部在863计划中专门增设了1亿元的碳纤维专项。在实施过程中,师先生吸取以前的教训,定了一条规矩:统一领导,谁拿专项的钱,谁就归我们管,不管你是哪个单位的。然后,专项领导小组派人到申报单位,现场取样,让第三方单位统一测试。数据出来后,大家一起讨论,优胜劣汰,结果。志在必得的一所知名大学落选,产品过硬的民营企业威海拓展一举中标。师先生一抓到底,不仅多次到威海实地指导,还专门给航空总公司写信化缘3000万元,帮助相关单位开展应用试验。现在,无论是航天还是航空,我国所需的碳纤维已可立足国内,完全依赖进口成为历史。


“高温合金之父”师昌绪:助推中国战机起飞

空心叶片是在涡喷7发动机基础上设计的。图为涡喷-7甲A发动机(资料图)


“我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管闲事”。师先生笑称


凡是对国家有益的,对别人有益的,他都不避利害,乐于去管。


“师老很有眼光,他所管的闲事,要么是刚刚起步、困难很多,要么是涉及面广、关系复杂。只要这些闲事关系到国家的重大需求,师先生就抓住不放,该呼吁的呼吁,能扶持的扶持。”李克健说。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多个部委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26个材料环境腐蚀试验查与监测网站,检测材料在大气、海洋、土壤等环境中的腐蚀数据,为今后的大工程建设提供选材和防腐设计的决策依据。据基金委原秘书长袁海波回忆,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进科技体制和拨款制度改革,期间出现盲区,许多腐蚀监测站成为被遗忘的角落,陷入人走站亡的困境。1986年,基金委会成立,出任副主任的师昌绪力排众议,说服有关部委的领导,把腐蚀监测站的的数据检测分析建设列为基金委的重大项目,常年给予支持。后来等三峡大坝和核电站等工程上马时,大家才发现:腐蚀监测站提供的数据资料太重要了!


上世纪90年代,生物医用材料在国际上方兴未艾。由于我国起步晚,跟国外的差距很大,搞生物医用材料的学者和企业地位不高,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李克健回忆说,当时师先生敏锐地觉察到,生物医用材料将是事关13亿国人健康的大产业,应该加快发展。经过他多方奔走,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在1996年宣告成立。由于该委员会的人员涉及十几个学会,关系比较复杂,找不到合适的主席人选,75岁的师先生只好勉为其难,连续干了两届。去年,中国科协批准成立中国生物材料学会;明年,世界生物材料大会明年将在成都举行。


……


数十年“管闲事”的结果,是“管”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战略科学家。


“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团结大家”


“与师先生相处20多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亲和力。不管到哪儿,在哪个地方工作,都有很强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凝聚力。”说到这里,袁海波很是感慨,“作为一个大科学家,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在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尤其需要团队精神,需要德高望重的学术牵头人,把方方面面的力量凝聚起来。“这一点,当前在我国科技界特别重要,也特别不容易!


“高温合金之父”师昌绪:助推中国战机起飞

国产涡喷-7发动机。涡喷-7发动机于1967年6月定型,产量3378台,主要用于歼-7系列和歼-8系列战机。(资料图)


亲和力来自淡泊名利的品格。国际材料联合会是世界材料学界的权威学术机构,加入该组织对促进我国材料科学的发展非常重要。据曾任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副理事长的袁海波回忆,1986年国际材料联在美国举行会议,师先生与清华大学的李恒德教授应约参加,期间做了大量工作,妥善处理了与台湾相关的议题,终于在1991年底说服国际材联修改章程,接纳中国材料联合会代表中国成为其会员,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与中国材料联合会并存。1991年,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在中国材料联合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许多人认为师先生是该研究会理所当然的理事长。结果,师先生主动让贤,自己只做顾问。


“师先生就是这样,以事业为重,以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重,从不考虑自己的位子、自己的利益。”袁海波说。


亲和力来自尊重他人的作风。“1964年我担任师先生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刚开始挺拘谨的,后来发现他一点架子也没有。”说起40多年前的往事,中科院金属所前所长李依依院士至今仍很动感情,“师先生非常尊重别人,从不把自己摆得很高。他带领我们研究高温合金,不像有的老师,要求你一定要照着他说的去做,而是划一个大的范围,让你放手去干;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他也支持你做,哪怕做错了再重来都可以。跟师先生工作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在他的团结指导下,完全可以指到哪儿就能打到哪儿。”


让李依依特别钦佩的,是师先生对每一个人都平等相待,哪怕对方只是普通的工人。“在金属所工作时,从他家到科研大楼只有一两百米的距离,5分钟的路程他要走半个小时,因为一路上老有人找他聊天。前几年,我跟师先生重回贵州叶片生产厂,老工人们都围过来跟他握手:‘师老师,您好久没来了!’。”


亲和力来自严谨求实的学风。虽然年事已高,但师先生开会做演讲、报告,不管是学术的还是管理类的,极少让别人“代劳”;凡是让他办的事情,都一丝不苟,绝不马虎。袁海波刚担任基金委秘书长不久,把大家精心编辑的《科技成果汇编》送给师先生过目。“我原以为他大的方面看一看就完了,没想到每一篇他都认真修改,改了一半多,连每一项成果的英文标题都不放过!”


1998年,鉴于师先生在高温合金材料领域的卓越贡献,包括GE等大公司在内的11个国际跨国公司联合授予他“突出贡献奖”,并称他为“中国高温合金之父”。


“这不对!”师先生听说后立即纠正,“在国内搞高温合金有人比我早,我只是做了较大的贡献。”


师先生说:“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在于能团结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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