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孤军长征


原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孤军长征

1934年11月16日,在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3000余名红25军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遣队”的旗帜,踏上长征之路。我们这支部队的长征很特殊,自从撤离鄂豫皖苏区,就一直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连遵义会议都不知道,成了一支独立作战的孤军。直到1935年7月,才得知中央红军的消息。所以我们叫它孤军长征。


长征中,我被编入军政治部机关,任组织科长,后又当宣传科长。出发那夜,我印完出发《宣言》,躺在稻草铺上睡不着。心想这次打“远游击”,不就是要离开生我养我的大别山了吗?就要和鄂豫皖边区父老乡亲离别了!我想起了家乡,想到了亲人。好几年没回家了,不知母亲现在怎么样?这次远行,还能不能回来?能不能和亲人重见……但作为一名红军战士,我决心抛却一切留恋,随大军西行,革命到底!


独树镇负伤


长征第10天,独树镇之战,关系红25军生死存亡。那一仗,我负了伤,差一点离开人世。


记得是11月26日,寒流气温陡降。天空阴沉,朔风怒吼,雨雪交加。我们在昨天打退敌追击后,进了独树镇。突然枪声大作,另一股敌人扑出挡住我们的去路,子弹雨点般迎面打来。千钧一发之际,军政委吴焕先大吼:“坚决顶住敌人,决不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边喊边冒着弹雨,带领225团反扑过去,与敌展开白刃战。


吴政委的举动,让我热血沸腾,我也举枪高喊:“冲啊!”冲着冲着,我觉得左腿被重重敲了一下,身子一歪就倒了。爬起来一看,左腿踝骨上侧被子弹打穿一个洞,鲜血直流。当时也不觉痛,还要冲。但刚一站起又摔倒,被后面的人抬了下去。


这次战斗,负伤的人不少。我的伤经过处理,血止了,也不那么痛了,但不能走路。组织上要把我就地安置,我表示坚决不留下。拖着伤腿走可能会死,我说,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知道后说:“那就带上他吧。”还给了我一匹小马骑。靠了那匹小马,我跟上了部队的转移。我一直很感激戴季英和那匹小马。1996年6月,我到河南考察工作,在郑州看望了戴季英,91岁了,还清楚记得独树镇战斗。遗憾是那匹小马再也见不到了。


1997年,为纪念这次战斗,当地政府建立了“红二十五军血战独树镇纪念碑”,我题写了碑名。



原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孤军长征


原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孤军长征

一九四五年解放山东夏津后的刘华清同志


创办《战士报》


红25军长征分两个阶段,中途有一次停顿,创建了鄂豫陕新苏区。创建新苏区的日子里,军政治部创办了《战士报》,我是宣传科长,从筹稿、编辑到刻印都要管,还要负责起草文件、拟定标语口号、组织布置群众大会等等,还让我管政治部的宣传队,管部队的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虽然忙累,但很起劲。


新苏区的创建很不容易。给养不济,生活异常艰苦。我们及时把部队的好人好事收集起来,在报上刊登。为配合群众反抗捐税的斗争,我们又在报上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的五抗斗争口号,积极配合宣传。


《战士报》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许多平时没时间讲的事,通过报纸做了宣传,效果不错。军领导也很关心,吴政委多次给我们指示。一天,我正在编稿,吴政委来了,对我说,报纸的稿子要短一些,稿子要到连队去约,要动员部队的干部多写稿子,多反映部队的情况。有时候,吴政委还亲自写稿子。记得有一篇叫《骑马大王》的批评稿就是吴政委写的。稿子在报上发表后,不仅帮助了被批评者常团长本人,而且教育了全军干部战士,密切了官兵关系。《战士报》很快成了全军上下关心的报纸。虽然简单粗糙,但很及时很实际,富有战斗力,对新苏区创建起了积极作用。


红25军官兵关系很密切,尊干爱兵蔚然成风。我亲眼见过徐海东抬担架运伤员。我自己也两次切身感受。在山阳县由于饮水不对,高烧一直不退。军医院院长钱信忠亲自给我做了治疗,后来我高烧昏迷,他就报告了戴季英。戴季英立即找来担架,让人抬着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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