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败退台湾后:坚持中国人立场 劝降台独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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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核心提示:1960年代的台独势力,其实力固不足以动摇蒋氏父子在台湾的统治基础,而两蒋仍倾力反独,虽然也有某种“反攻大陆”、维护统治的考虑,但从根本上说,显示了他们鲜明坚定的中国人立场。海外台独势力自廖文毅归台后,一度陷于一蹶不振之窘境。这是蒋氏父子对海外台独斗争中打的第一场漂亮仗。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08年第12期,作者:王丰,原题:《“中统”反台独斗争一幕》 “中统”:从“反共”到“反独” “中统”,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可谓国民党特务组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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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60年代的台独势力,其实力固不足以动摇蒋氏父子在台湾的统治基础,而两蒋仍倾力反独,虽然也有某种“反攻大陆”、维护统治的考虑,但从根本上说,显示了他们鲜明坚定的中国人立场。海外台独势力自廖文毅归台后,一度陷于一蹶不振之窘境。这是蒋氏父子对海外台独斗争中打的第一场漂亮仗。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08年第12期,作者:王丰,原题:《“中统”反台独斗争一幕》


“中统”:从“反共”到“反独”


“中统”,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可谓国民党特务组织老牌中的老牌。1927年宁汉分裂,蒋介石为清理潜伏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在党内成立特务组织。“中统”鼻祖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蒋公曾去苏联,知道该国政治之运用甚详,而其调统组织之严密,实为安定内部之主要因素,因此,十六年清党之后,蒋公就要我在他所任部长的组织部之下,组织成立调查科,其主要任务为对付共产党的活动而制裁之。”


由此可见,“中统”是模仿早期苏联“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的,而日后它的血腥屠戮手段,亦以俄为师。


打从一开始,国民党特务机构之间就有“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劣根性。陈立夫在回忆录中酸溜溜地写道:“至于军统之开始,是‘有名无实’的一个组织,由戴笠在蒋公侍从室工作的时候,受命担任调查特种事件所开始的,当调查科发现戴笠在做类似工作的时候,科中同仁愤愤不平,谓蒋公是否对我们不信任而另派戴笠去做……”


抗战胜利后,因应“行宪”需要,“中统”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编制也萎缩成两个处级单位,一为“指导处”,一为“资料处”。国共内战晚期,“党员通讯局”于1949年易名“内政部调查局”,1956年6月又更名“司法行政部调查局”,1980年8月改为现在的名称“法务部调查局”。


1970年代末期以前,调查局的主要工作对象仍是共产党,但在1960年代初期,调查局却在蒋氏父子的指示下,匀出另外一只手,狠狠地打击了活跃于岛内外的台独分子。


两蒋撤退台湾之初,特务组织在岛内进行强力压制与扫荡,台独分子无法立足,纷纷逃往海外建立流亡组织。日本不甘心台湾殖民地重归中国版图,早在台湾光复前夕,若干日军官佐就处心积虑卵翼台湾士绅阶级,阴谋策动台独运动,东瀛成为台独分子避风港。直至台湾方面沈之岳出任调查局局长,以剿抚兼施、恩威并济的手段才重创了岛内外台独组织。其中,1960年代日本台独头目廖文毅输诚来归,就是国民党反独行动中最值得大书特书者。


台独头领廖文毅起义来归


1965年9月14日晚,国民党当局驻日“大使馆”向日本新闻界发布了一则简短新闻稿,声称:“一向主张台湾独立,并且自称为‘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的廖文毅,已于今天(14日)下午6时30分,搭乘民航公司的班机,离此飞往台北……”第二天上午,廖文毅在台北正式宣布,解散他过去领导的“台湾独立统一战线”,并呼吁过去受他领导的朋友,也跟着放弃错误的台独主张。


廖文毅生于日据时代台湾南部台南州西螺地方,父亲廖承丕是日本统治下西螺地方官员和大地主。廖承丕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均受过高等教育,廖文毅为第三子,获得美国密西根大学硕士、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和工学博士。


1945年10月,台湾复归祖国怀抱。廖文毅满心以为身为留美博士,理应于官场谋一显赫职位,谁晓得人浮于事的台湾长官公署只安排他做工矿处的一名“技正”。技正没当多久,其兄廖文奎有意参选民意代表,也鼓励弟弟廖文毅出马竞选,但兄弟两人参选结果均惨不忍睹。


1947年2月28日,台湾发生暴动事件,在此期间,廖文奎、文毅兄弟恰巧去了上海。可是,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下达的通缉名单里,两人仍名列其间。1947年秋天,廖氏兄弟无法立足上海,遂逃往香港,并组织了所谓“台湾再解放联盟”。此前,廖氏兄弟即公然鼓吹“台湾自决”,并倡言台湾应由美国或联合国托管。


廖氏兄弟对列名通缉名单愤愤不平,但无风不起浪,陈仪发现他们在台湾乃至亡命上海期间,和美国大使馆、领事馆官员勾勾搭搭,眉来眼去,于是才将他们列名通缉榜。此后,廖文毅兄弟积极在海外从事台独活动,廖文毅更一度想成为台独运动共主。


廖文毅之所以幡然改悔起义来归,日本台独组织之所以会濒临崩解边缘,除了主客观形势的变迁,更重要的因是国民党情报组织人事的大换血。1964年3月,蒋经国除了以“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的隐密职务领导所有的情报组织,台面上的职务也已由“行政院”政务委员擢升“国防部”副部长。同年5月,在蒋经国强力主导下,原属“军统”人马的沈之岳,取代老“中统”张庆恩出任调查局第三任局长。


蒋经国为什么要提拔沈之岳?从沈之岳的官方档案可看出若干端倪,而留存于台北的稗官野史,更不乏沈之岳的传奇。


“调查局之父”曾卧底延安?


1933年,就读复旦大学的沈之岳,被时为蓝衣社负责人的戴笠发掘。沈有非常突出的优点:其貌不扬(符合特务不得有身体与五官特征的基本条件),谦逊低调(符合特务不招摇、守口如瓶的人格特质)。更令戴笠折服的,是沈之岳记性特佳,任何人只要和他有一面之缘,他就过目不忘。多位“中统”和调查局人员告知笔者,沈之岳辖下的特务不下万人,他居然能逐一叫出每位调查员的名字,而且对所有调查局同志的家庭情况、亲属老小如数家珍。这也是沈之岳带兵带心,能使部下归心的原因。


戴笠吸收沈之岳后,曾带他见蒋介石。未几沈即奉命潜往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按照国民党官方资料推断,沈之岳在延安卧底的时间应为抗战前夕到1941年冬天。沈日后向亲友透露,他成为共产党员的9年中,有7年被评为模范党员。


国民党“军事情报局”(“军统”后继者)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全集》(雨农系戴笠字)声称:“沈之岳在当年获悉中共中央的决策性的重要情报甚多,经戴先生转报最高当局。沈之岳隐藏在中央组织内工作,非常成功,共党不但没有怀疑他,而且非常信任和器重他……”书中甚至说皖南事变新四军遭重大损失,也是因沈之岳将中共军事秘密泄露于国民党之故。


1941年,沈之岳离开延安到了重庆,经戴笠安排与蒋介石晤面。蒋介石要沈说说毛泽东的长处。沈之岳特举在延安亲历往事说明:某日,延安方面得到权威情报,指国民党军准备对延安发动围攻,大军正积极调动中,各方查证后确认无误。毛泽东召集干部寻求对策。当时国共军力悬殊,高级干部都想不出具体因应办法,会场上悄寂无声。


这时,毛泽东起身走到电话边,拿起话筒,与国民党军驻西安的蒋鼎文将军通话。毛质问蒋鼎文:“你们国民党调动大军莫非是要打延安吗?”蒋鼎文回答:“军队调动应该是例行公事,绝无进攻延安的意思。”毛再追问:“既是例行公事,为何要向延安集中兵力,展开会战态势?”蒋只好说:“攻打延安这是何等大事,没有蒋委员长命令,谁敢有任何军事行动?”原本战云密布的危机即刻烟消云散。毛泽东挂上电话,干部起立鼓掌,都对毛的临场应变与胆识气魄激赏不已。


蒋介石频频点头,默不作声。沈之岳不以主观情绪评价毛泽东,只以事实呈现,他相信蒋介石心里自有一杆秤。


沈之岳卧底延安是否确有其事,真的有传说中那么活灵活现吗?即便在国民党情报组织内部,也存在着“神乎其技”与“全盘否定”两种极端讲法,孰真孰伪,莫衷一是。此外,特务执行绝密任务一贯为单线领导,对内对外绝少留下片纸只字,后人出现争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离开延安回到国统区后,沈之岳历任军统局科长、东南站站长、军委会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国防部保密局科长。国民党撤退台湾后,蒋介石任命沈之岳为总统府资料室石牌训练班副主任,协助培育新一代的情报干部。沈之岳在大陈岛当行政督察专员的日子是其事业生命的重要转折,更是他直接与蒋经国接触,博得其信赖的开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运用浙江沿海岛屿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围组织“西方企业公司”,合力对大陆进行渗透。蒋经国时常奉蒋介石之命,到大陈岛视察。一位追随过沈之岳的老“中统”回忆,沈之岳当时与蒋朝夕相处,两人又都曾有过共产党员背景,偶遇于颠沛流离之大时代,接谈甚欢,很快培养了深厚的感情。蒋经国每到大陈巡视,沈之岳总是把床位让给蒋睡,自己则打地铺睡客厅。


大陈生死与共,是蒋经国日后提携沈之岳的触媒,沈之岳日后成为小蒋整顿调查局的急先锋。


两蒋:鲜明坚定的中国人立场


然而,沈之岳绝非只知逢迎拍马、投蒋氏父子所好之辈,他日后被称为“调查局之父”更非浪得虚名。1964年5月执掌调查局之后,沈之岳心领神会当时最重要的工作任务是瓦解海外台独组织,并且争取台独头领起义来归。沈之岳为人处世阴柔细腻,更深谙“拉出”、“打进”、“慢火细炖”、潜移默化之情报技巧。调查局逐步缩小包围圈,加紧对廖文毅的争取工作。


1965年5月号香港《新闻天地》杂志引述权威人士消息,影射沈之岳早在1964年底即多次往返东京与台北之间,与国民党驻日特务人员讨论策反台独头领廖文毅相关事宜。1965年4月间,廖文毅的全权代表曾由日本飞往台湾与沈接触,详细讨论廖文毅反正的程序安排。


台湾老报人于衡乃沈之岳挚友,他在一篇名为《“中国胡佛”沈之岳》的怀念文章中,叙述了他所知道的廖文毅回归台湾案。文章指出,沈之岳说服廖文毅的工作,进行了7个月之久。廖当时系“台湾共和国总统”,在国际间颇有名气,组织的伪政府已具雏形。调查局做策反廖文毅工作时,伪政府的“官房长官”简文介和替廖文毅管财务的邱永汉等人,都先后回台湾和有关方面磋商。


于衡在文章中透露,廖文毅反正之前,国民党内部只有三个人知道此案,一个是蒋经国,一个是沈之岳,第三人是负责说服廖文毅的调查局驻日人员王宗超。文章并指出,廖文毅尚未决定回台之前,沈之岳大胆释放了已被判刑的廖士豪,让廖士豪劝说他的叔父廖文毅早日归台。


由于保密工作滴水不漏,廖文毅返台当天,连国民党当局驻日“大使”魏道明,都是在搭载廖文毅的民航班机起飞半小时后才得知此事。王宗超送来一份新闻稿,新闻参事才赶紧召集记者照本宣科,公布此事。


1960年代的台独势力,其实力固不足以动摇蒋氏父子在台湾的统治基础,而两蒋仍倾力反独,虽然也有某种“反攻大陆”、维护统治的考虑,但从根本上说,显示了他们鲜明坚定的中国人立场。海外台独势力自廖文毅归台后,一度陷于一蹶不振之窘境。这是蒋氏父子对海外台独斗争中打的第一场漂亮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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