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此之前笔者曾发过一遍《我为什么瞧不起国民党》的帖子,由于是激愤之下所做,言语未免有些过激,分析的也很潦草。现在重作一篇,权作补充。



1949年10月1日,随着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声庄严地宣告,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同时也标志着统治中国长达22年之久的国民党政权被彻底的淹没进了历史的长河中。

时间滚滚而逝,几十年过去了,关于国民党最终失败的原因,人们早已给出结论。笔者看过众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对前辈学者们取得的成果十分钦佩。相应的,在认同这些结论的同时,自己也有了一些小小的心得。笔者将从心理史学角度对国民党的失败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 什么是心理史学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心理史学。心理史学方法就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说明历史进程和社会集团或历史人物的行为,对各种历史现象作出心理学上解释的一种新的史学方法。

中国最早应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内在动机,可以追溯到司马迁时代,只不过这种分析是依靠常识来进行,极易出现“以己度人”的情况。而现代心理史学则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的嫁接而产生的一门新学科,它借助与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索人类过去的种种行为,进而更全面与更深刻地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


二、 国民党失败的心理因素分析


国民党的失败,从现实层面上来说,有很多的原因,如:中共在农村发动土地革命,争取到大多数贫苦农民的拥戴与支持.国民党则是横征暴敛,丧失农民支持;战后国民党接收过程中贪污腐化胡作非为,激起沦陷区人民痛恨,中共却保有清廉形象,成为强烈对比;国民党利用军队镇压以学生为主的反内战和平运动,使其在知识界丧失了支持者;军事上指挥错误百出,裁编政策不当,军队派系林立各怀私心;.经济上通货膨胀恶化,政府却无能为力,而受通膨之害最深的正是原本支持国民党的城市居民和公教人员,等等。而从心理层面上考量,国民党同样有诸多的缺陷,这些缺陷同现实层面上的缺点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共同造成了国民党的失败。在这些心理缺陷中,笔者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点。


(一)推卸责任,争功诿过


国民党曾经经历过许多失败,也自然会对这些失败进行一些反思。但当我们去观察他们的总结和反省时,却可以发现他们似乎从来都不会真正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失败。每每谈及自己的失败,都在不断的抱怨,抱怨中共,抱怨美国,抱怨苏联,抱怨史迪威,总之责任都是别人的,自己没一点干系。而且仔细研究你会发现,他们所抱怨的对象都是曾经给过他们很多帮助,例如: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帮助过国民党建立基层政权,在北伐时组织工农群众支前,换来的是国民党“4•12”反共大屠杀,中共的力量几近灭绝;美国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给予了国民党59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帮助国民党装备和训练了64个美械、半美械师,可国民党却成天抱怨美国给的军火不够多,将自己在大陆的失败归结为美援不足;苏联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战初期给了国民党大量的援助,整个黄埔军校的经费都来自苏联援助,抗战初期更是中国唯一的外援,可国民党却成天抱怨苏联“援助”中共,并且编造了大量鬼都不信的“史料”来证明(苏联在新中国建立前对中共最大的援助,就是“援助”了“28个半布尔什维克”,把中共搞的半死不活);史迪威一手训练出精锐的驻印军,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两个——新一军、新六军都出自史迪威之手,可换来的却是国民党的大肆污蔑,将“豫湘桂”大溃败的责任全推到他的头上。

为什么国民党会出像这种情况?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因为党内官僚主义盛行。什么是官僚主义?根据王亚楠先生《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的解释:“比如说, 讲形式, 打官腔, 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 一味被动地、刻板地应付, 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诸如此类, 都是所谓官僚主义的作风。”[1]从这里大家就能看到国民党总是在推卸责任,抱怨别人,因为官僚主义很重要的一条特征就是遇事不负责任,也从来不想去负责任。不知大家生活中遇没遇见过这样的领导:下命令时只说三分话,其余的你自己去领会,有过错总是下属的责任,有功劳则是自己领导有方。在这样饱经世故的官僚眼里,批评和自我批评显然是极为幼稚的,甚至是可笑的。当这样一种官僚思维在整个党内弥漫开来,形成一种成为风气,就会出现如下这种情况:遇到困难、挫折,互相指责抱怨,谁都不会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当遇到重大的、整体性的失败,谁都无法逃避时,就想方设法将责任往外推,推到中共、推到美国、推到苏联头上。总之一句话:不是我无能,而是朋友不帮忙。结果大家都看得到:抗战时期,正面战场屡战屡败,是装备不好,而非将帅无能,于是我们便看到,在解放战争中,装备好了的国军,依旧打不过装备不好的共军;豫湘桂大溃败并非国民党腐败不堪、不思进取、丧尽民心,而是史迪威“帮倒忙”,将美援武器都拨给了驻印军、远征军,于是我们便看到,徐蚌战场上,500多万民工用小推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国民党之所以丢掉大陆,不是因为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而是因为美援不足,而苏联援助中共太给力,于是蒋介石直到离开人世依旧徘徊在那个小岛上,做着反攻大陆的梦。


(二)杨胜诙败,浮夸成风


国民党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心理因素就是不愿正视失败,浮夸成风。如果我们仔细探究国民党的失败过程,就会发现,他们似乎总在重复相同的错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解放战争中的屡战屡败。其实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的战术很简单,一言以蔽之——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方面总是“分进合击”,将本来占有优势的兵力,分散开来。而解放军则针锋相对的采取内线机动,通过不断的运动,调动敌人,寻找机会,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并通过连续作战,一口一口的“吃掉”敌人,最终取得战役的胜利。毛泽东于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所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而面对这种情况,国民党方面似乎没有反应,依旧我行我素,每次作战仍然以整编师为单位发动进攻。究其原因,就在于不愿正视失败,不善于自我反省。不愿正视失败,就要想方设法掩饰失败,结果党内、军内上下相欺,文过饰非已成习惯。下级永远在谎报战果,而上级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详查,甚至推波助澜,层层加码,如武汉会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而根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伤亡21886人,第2军伤亡9600人,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1947年7月魏德迈来华时,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统计了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自内战爆发以来发布的战报,结果发现歼灭共军的总数超过了1个亿。在这种情况下,国军自然不需要做什么改变,因为打的都是“胜仗”。

党内、军内都沉浸在这种虚幻的自我欺骗中,不能自拔,就这样一支又一支部队带着对胜利的无限憧憬,跳进了解放军挖好的坑里。


(三)小团体主义严重


小团体主义严重是国民党的一大顽疾,从其诞生之日开始,便像一个幽灵一样,缠绕在它的身上。这些小团体中影响较大者有西山会议派,改组派,汪精卫派,新政学系,冯(玉祥)系,阎(锡山)系,桂系,西南诸实力派,西北马氏家族,等等。各派争权夺利,相互较劲。从党的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到个地方实力派人物,都大肆培植亲信,扩大势力,任用私人,并积极维护自己的小团体利益,甚至不惜为此与本党同志为敌。上行下效,既然党的领导人都是如此,那底下的人也自然都争相拉帮结派。于是乎各种各样的“小团体”不断的从“大团体”中分裂出来,再分裂成更小的“团体”,就像癌细胞扩散一样不可收拾。如国民党从军事上来说主要分成中央军和地方实力派,然而中央军内部则又分成何应钦系 陈成系、胡宗南系、汤恩伯系,而这些小的派系内又不断的分化成更小的派系。毛主席对这种小团体主义有过精辟的论述:“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2]在这种小团体主义的作用下,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始终十分激烈,甚至残酷。在军事上更被认为是造成失败的根源之一。

如果说最初的小团体主义是由于个个利益集团不同的利益诉求导致的,那么当它发展到后来,就日益演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不同小团体之间的种种矛盾,逐渐沉淀积累,在团体成员潜意识层面里生根发芽,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在一种极端的情况下,当某个小团体成员在明知采取某项行动会伤害到其它小团体利益的同时,还会伤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仍会采取此类行动。最典型的例子要数孟良崮战役。1947年5月15日74师被合围时,国民党军在外围有十个整编师,其中离74师最近的是同属第一兵团的83师李天霞部和25师黄伯韬部。得知74师被围以后,蒋介石急令各部齐头并进,拼死也要解张灵甫之围。然而,黄、李二人在明知道救不出74师战后一定会遭严厉惩处的情况下,仍然迟迟不愿全力进攻解围,其原因就在于此。


(四)信仰沦丧


信仰是人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的选择和持有。在一个社会集团内,共同的信仰构成这个集团内部成员的共同奋斗目标。信仰也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为什么党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什么样子,这源于它的信仰。

国民党的成分来源一直很复杂,中国各种的政治派别你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也都包括在内。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在延揽革命同志的过程中一向“只问目标,不问原因”,只要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你参加革命的动机就可以忽略不计。这个做法导致大量杂七杂八的各色人等充斥党内,而将这些势力凝结在一起的,就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三民主义”。总体上说,自孙中山于1905年在《同盟会宣言》首次提出“三民主义”的基本概念以来,直至1927年“4•12事变”为止,国民党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为此努力奋斗。在然而,1927年的“4•12事变”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在实施“清党”以后,国民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在这场清党运动中,国民党内被淘汰、受打击的,主要是一批最有理想和对革命真正抱有热情的人。”[3] “经过这样一场逆淘汰,国民党在孙中山时代遗留下来的革命精神消失殆尽。”[4]在此之后,国民党虽仍然标榜“三民主义”,然而这种经过戴季陶等党内“理论家”多次重新解释过的“三民主义”早已面目全非。

信仰的沦丧对国民党造成的灾难想的后果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党、政官员精神空虚、信仰迷失以至种种乱象层出不穷。苏联解体和德国纳粹二十世纪20年代执掌政权,都反映了意识形态和信仰危机的重要性。信仰危机在人民群众中间蔓延,必然将危及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而信仰危机在执政党内蔓延开来,将使政权瓦解,偏离方向,分崩离析,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历史的必然。


三、综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相对的,意识亦可反作用物质。国民党的最终失败,固然有其错综复杂的现实原因,但其团体成员精神心理层面的因素,亦不可忽视。

笔者一向认为,看不到自己真正的问题所在,就不会从中汲取正确的经验。就像医生治病,只有找到真正的病因,才能有效的治疗患者,如果找到错误的病因,并按照这个途径去治疗,极有可能要了患者的命,“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笔者在此仅仅只是从心理史学角度进行简要的解读,其中尚有诸多不足之处,望请指摘。



注释:

[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1版,第19页。

[2]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

[3]王琦生:《党员、党权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97页。

[4]王琦生:《党员、党权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98页。


参考文献:

1.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1。

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3. 王琦生:《党员、党权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4.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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