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历代朝廷垄断的暴利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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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历代朝廷垄断的暴利行业


中国历史上历代朝廷垄断的暴利行业

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被长期垄断的经营事项,汉代与唐代都曾把垄断盐利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但是,授予盐商以绝对的垄断经营权,是明清时期才有的事。


盐引:又称“盐钞”,是宋代的取盐凭证,“引”是指有价证券,可以作为“代币”流通。明朝时期,如果想要合法贩盐,商人必须先向政F取得“盐引”。每引一号,分前后两卷,盖印后从中间分成两份,后卷给商人的,叫“引纸”——盐引;前卷存根叫“引根”。商人凭盐引到盐场支盐,又到指定销盐区卖盐。


两淮盐引案:乾隆三十三年(1768),新任“盐政” 查账,发现在他之前的20年里,“盐政”的官吏们私自“超发”盐引,从中克扣、提留“引银”竟达1000多万两。乾隆大怒,许多官吏和徽州大盐商都被抓捕至北京问罪,其中包括纪晓岚等知名“要员”(纪因此受到牵连,而被发配新疆)。


1、奢侈生活影响了社会风气


明清时期的盐法被称为“纲商引岸”制度。盐商运销食盐,须先向盐运司交纳盐课,领取盐引,然后到指定的产盐区向灶户买盐,再贩往指定的行盐区销售。然而盐引并不能随便领取,商人必须以引窝为据,证明自己拥有运销食盐特权。为了得到引窝,商人又必须事先“认窝”,也就是交纳巨额银两取得官府授予的垄断经营权。“纲商引岸”制度使盐商基本上垄断了全国的食盐销售,因此他们可以任意压低买价,抬高卖价,获取巨额利润。除垄断经营权之外,朝廷还给盐商以很多其他优惠条件。如允许他们“加价”(提高官定售盐价格)、“加耗”(增加每引的斤数)以及“借帑”(即从国库里借钱营运)。有了这样的保证,盐商可以说是坐收暴利。


但是,由于传统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盐商倾向于用赚来的钱购买土地或者捐纳官职,而不是扩大再生产。此外他们会把大量的钱投入奢侈的生活消费中,其中尤以居住在扬州的两淮盐商为甚。扬州是两淮盐运司衙门所在地,盐商多聚集于此。据《清稗类钞》记载,黄均太是当时两淮八大商总之首。他吃一碗蛋炒饭需要耗银50两。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这碗蛋炒饭要保证每粒米都是完整的,且必须粒粒分开,每粒米都要泡透蛋汁,炒出来外面金黄,内心雪白。与这碗饭相配的是百鱼汤,汤里包括鲫鱼舌、鲢鱼脑、鲤鱼白、斑鱼肝、黄鱼膘、鲨鱼翅、鳖鱼裙、鳝鱼血、鳊鱼划水、乌鱼片等等,极尽精致之能事。更令人咋舌的是,据说他吃的鸡蛋是吃了人参、苍术等药物的鸡下的,所以味道特别好。清人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一书是扬州盐商奢靡之风的全面记录,吃喝玩乐就不必说了,据说盐商会想出各种各样的花招来消遣。例如,为了比谁更有钱,大家纷纷在金箔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跑到镇江金山的宝塔上把金箔往外扔,看谁的金箔第一个飘到扬州。盐商过着非常悠闲的生活,他们修建楼台馆榭,养戏班开戏院,琢磨精致的菜肴,逛妓院,调脂弄粉。盐商的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扬州的社会风气,当时市面上游逛着大量闲人,他们无所事事,整日流连在茶馆和澡堂之间。


2、合谋与矛盾


明清时期的盐法所采取的“纲商引岸”制,背后有种种复杂的原因,但是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国家没有太多的力量直接控制社会经济,所以倾向于采取“包”的形式,抓住实力雄厚之人,责成他们承包到底。也就是说,盐商虽然手握垄断经营权,可以牟取暴利,但是朝廷和官府并不是白给他们这些好处,而是利用他们增加财政收入,他们的负担也很沉重。按照道光年间的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陶澍的说法:清朝初年,两淮盐区(行销的地方包括今天的河南、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六省)的正纲盐课银原有90余万两,加上其他杂款,也只有180余万两。但是到了乾隆年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400余万两银,是原额的好几倍。而到了嘉庆二十年(1815)之后,两淮盐区每年需要交纳的款项竟然达到800余万两之多。


朝廷为了加强对盐课的征收,设置了各种机构和官员,他们往往把盐商视为圈里的猪羊任意宰割,明勒暗扣,无止无休。因此,盐商的负担还不止于行盐纳课,还要承受官员的额外盘剥。雍正时期,皇帝厉行改革,把很多陋规都进行透明化处理,确定下来,免得官员浮收。两淮盐区规定盐商要以“公务”的名义送给盐政每年8万两白银,以“薪水”的名义送给盐运司每年4万两白银。数量如此优厚,目的就是减少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但是,在盐的收购、运输与销售各个环节,官吏们仍会伸出贪婪的手,雁过拔毛。当时有人指出,在所有需要与官府打交道的事情里,没有比盐商办盐更艰难繁重的了。合计下来,商人暗里支出用来打点官吏的费用几乎相当于成本的一半。如巡盐御史一职,初时只有六品,却是人人艳羡的肥差,而且一般只能由相当于皇帝家奴的内务府官员担任。康熙朝时,内务府官员李煦长期担任两淮盐政,离任时他还恋恋不舍,一再上奏皇帝,请求再留一任。


皇帝虽然屡次下旨严禁官员贪污腐败,但是实际上他们自己加给盐商的摊派是最大的。乾隆皇帝前后六次南巡,他口头上虽然说“一切出自内府,无烦有司供亿”,但是主要花费的都是长芦、两淮盐商的钱。盐商们争先恐后,各出奇招,以博皇帝的欢心,用度无算。乾隆年间爆发的两淮盐引案,亏空达 1000多万两,其中就包括“备办南巡出差银”。不仅如此,康乾以来,朝廷每次遇到重大军需、庆典、赈务、工程,需要花钱的时候,盐商们都得踊跃捐输,多则数百万,少则数十万。乾嘉年间,各地盐商报效捐输军需就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其中两淮盐商为支持朝廷Z压川楚白莲教起义,从嘉庆四年(1799)到八年之间连续六次捐输,共计白银550万两。


3、近代黑社会组织的起源


“纲商引岸”制度对于百姓的食盐需求是十分不利的,以至于盐政问题成为清代最大的积弊之一。


首先,在“纲商引岸”制度下,商人各有销区,他人不得阑入。但是有些销区离盐产地很远,交通不便,行程艰险,商人运盐到岸需要耗费巨资,所以他们经常包课而不运盐,百姓便有食淡之虞。其次,盐商因在特定地区占有引窝,于是有条件任意抬高价格以剥削食盐的消费者,其价格往往高于产地价格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使百姓苦累无穷。第三,由于垄断的运销方式,百姓无可选择,必须食用该地区盐商所运盐斤,所以盐商常常无视民间疾苦,以次充好,他们在盐内搀和沙土,百姓买到之后还需淘洗另熬,才能食用。


“纲商引岸”制度是一个高度垄断的制度,而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有自由流动的市场,二者之间的冲突必然引发了私盐活动。私盐纯粹受市场控制,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强买强卖的问题,质量相对好,价格相对低,购买十分方便,经营方式也比较灵活,可以赊欠,可以用实物交换,比起官盐来有诸多便利,因此颇受百姓的欢迎。


但是,贩卖私盐毕竟是违法活动,它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在清代,贩卖私盐的人被称为私枭,一个枭字突出反映了他们的凶狠强悍。他们往往是有组织的,成群结伙可达数十至数百人之多;他们配备武器,使用刀矛甚至火枪,其势力是一般犯罪团伙所无法相比的。在私枭猖獗的地方,官兵多半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无可奈何。私枭很容易发展成为黑恶势力,近代的黑社会组织青帮即脱胎于清代的私枭清帮。


清中期以后,盐商报效捐的压力渐渐增大,又要品尝“借帑还息”的苦果,加上官吏勒索,自己生活豪奢,很多人都陷入外强中干、入不敷出的境地。为了克服危机,他们只有不断抬高盐价一条路,以至于民间出现了百姓被迫淡食的局面,民怨沸腾。而私盐则趁机大行其道,几乎占据了官盐一半的市场。


面对官盐严重滞销的局面和私盐活动的猖獗,朝廷决心对盐法进行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朝廷议准两江总督陶澍将两淮盐务改归两江总督兼管,以统一事权。陶澍大刀阔斧地将淮北引盐为票盐,也就是在那些交通不便、引商不肯前往的地方,允许资本较小的商人经营,他们不必认窝,只要缴纳盐课就给据官票,让他们凭票贩盐。他的这一举措很快收到了实效,既方便了百姓,也增加了朝廷收入。道光三十年(1850),两江总督陆建瀛又将此法推行于淮南。以后,票盐法渐渐向福建、两浙、长芦等盐区推进。纲法改为票法,从根本上取消了盐商对盐业的垄断,深刻地触犯了盐商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尽管如此,新制度逐渐取代旧制度,垄断被打破已成定局。


4、清朝年间的旌德大盐商:江春


扬州地处我国南北交通枢纽,为四方财源、货物集散地。扬州的繁荣主要是盐业的繁荣。在经营盐业的商户中,以徽州商人最多,其次是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商人。徽州盐商中有一位声名显赫、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就是深得乾隆赏识、“以布衣上交天子”的大盐商——江春。


江春字颖长,号鹤亭,旌德县江村人。生于清康熙59年(1720),卒于乾隆54年(1789),终年69岁。江春出身盐商世家,他的祖父江演幼年时即与其父“担囊至扬州”,“用才智理盐策”,“数年积小而高大”,成为两淮盐商的中坚人物。江春的父亲江承瑜也从事盐业经营,为两淮总商之一。江春22 岁参加乡试考举人,名落孙山后去扬州协助父亲经营盐业,父死后不久,继为总商,并由江春之侄江昉(江演次子江承玠之子)协助江春经商,直到在扬州去世前四十余年时间内,一直驰骋于扬州两淮盐业界。江春行盐的旗号为“广达”,名以旗称,故人们包括乾隆帝在内又称他为江广达。


江春在经商生涯中,办事能力十分高强,他遇上乾隆六次南巡,几次对边疆用兵,庆祝皇太后万寿节典礼,以及许多大工程和大灾的赈济,朝廷军政费用支出浩繁,各级地方部门,特别是盐务部门为筹措经费,江春都尽心尽力,出谋策划。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乾隆16年(1751),首次南巡,驾临扬州,至乾隆49年(1784),江春与他人“急公报效”、“输将巨款”达白银1120万两之多,为清王朝效尽了犬马之劳。江春的办事能力也惊动了乾隆皇帝,每当新的两淮巡盐御史上任前,乾隆总要对巡盐御史说:“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江春成了当时朝廷与两淮盐商之间联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江春得到乾隆恩宠,赐予他“内务府奉宸苑卿”的官衔,赏戴孔雀翎,成为当时盐商中仅有的一支孔雀翎。他被乾隆召见于镇江金山行宫,先后被赐御书、福字、貂皮、荷包、数珠、鼻烟壶、玉器、藏香、柱杖等物不计其数。乾隆27年(1762),江春又因捕获销毁宫内金册而逃逸的太监张风,被乾隆赐予“布政使”衔,这样江春既是商人,又是儒者和大官,集三者于一身,由于官不是实缺,故江春在很多场合是以儒者面貌出现的商人。乾隆50年(1785),江春被乾隆邀请参加北京举行的千叟宴,成为“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第一人,后来他更被乾隆授予“正一品光禄大夫”头衔,成为声名显赫的重要人物。


江春为迎接乾隆南巡,两次在自家所建的康山草堂别墅接驾皇上,乾隆游玩此园后说:“喜平山之外,得近处小憩”表示十分满意并赐赋《游康山》诗:新城南界有山堂,遗迹其人道姓康。曾是驻舆忆庚子,遂教题额仿香光。重来园景皆依旧,细看碑书未异常。述古虽讹近文翰,一游精鉴不妨详。


江春除建有康山草堂外,还有江园(乾隆赐名净香园)、深庄、东园等,在清代扬州盐商中,江春是拥有园林最多的一个。由于历史的变迁,昔日这些繁华的园林,如今大都已无迹可寻,仅有的康山草堂遗址,也只有后辈人们兴建的一座亭子。


由于迎驾以及大笔巨款报效,江春富有的家产逐渐消乏,表面上繁华,内囊已十分空虚,乾隆33年(1768)发生两淮盐引案,对江春是一次相当严重的打击,这是一次盐商G结盐务衙门官员的经济贪污大案。审讯结果,除有关官员受到惩处外,江春也被革去职衔,贪污巨款公款(白银1019万余两)着落各盐商分赔。江春虽受此打击,但乾隆仍对他信任有加,乾隆36年(1771),因江春“家产消乏”,乾隆赏借他30万两皇帑,以资助他营运盐业。乾隆50年(1785),乾隆又一次赏借25万两皇帑给江春,按一分起息。江春死后,到嘉庆6年(1801),嘉庆皇帝又因江春之子江振鸿“资本未充”,赏借5万两白银作其运营盐业资本,乾隆和嘉庆对一介商人如此关怀备至,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绝无仅有。


江春是一位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盐商,对于文学艺术也有较高的鉴赏能力和爱好,他在处理日常盐务活动后,闲暇时从事诗文创作,著有《随月读书楼诗集》三卷、《黄海游录》一卷,另有《水南花墅吟稿》等著作。他以文会友,提倡和奖励戏曲,招引戏曲人才,组建戏曲家班,与艺人为友,江春家有德音、春台两个戏班,在招待四面八方官僚文人和社会名流的酒宴上演出。江春对于发展我国地方戏曲推进戏曲事业发展上是功不可没的。凡士大夫路过扬州,多住宿于江春的康山草堂,他家中常常奇士云集,盛极一时。


江春在两淮盐业史上以及扬州地方史上,都是一个值得人们提起的重要人物。


5、盐商为何跨不出资本经营这一步


18世纪的中国,聚集在扬州,以徽商、晋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曾经掌握了巨大的商业资本。当代研究者多认为,两淮盐商每年用于经营的商业资本约为 2000万两白银,而当时的年度国家财政收入是4000万两银子光景,由此也可知两淮盐商资本之雄厚了。


盐商们的商业利润,那就更为惊人。据著名历史学者何炳棣先生的估计,在1750年至1800年间,两淮盐商中的“运商”(负责运销的盐商,此外还有负责生产的盐商,称为“场商”),每年平均利润约500万两银子,半个世纪之中,利润高达2.5亿两。相当于当时6个年度的国家财政收入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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