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军在朝鲜:抗美援朝战争纪实 正文 是战争就会有流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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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要过江了。这次过江的行动,不同寻常,是极其秘密的。在通过江桥时,江边上没有欢送的群众,队伍里也没有雄壮的歌声,只有鸭绿江的日夜不停的流水声在表示欢迎也表示欢送。

在跨过鸭绿江桥中心的那个时刻里,长长的队伍里到处都有人在小声地说着:

“这一步迈过去就出国了!”

在三五○团一连的行军行列里,出现了这样一种不寻常的变化:指战员们第一次行走在朝鲜的土地上,对所见到的一切都感到十分新奇,部队情绪激昂,见到老百姓就亲切地问道:

“牙包,前面是什么地方?”

志愿军和人民军两军相遇,互相打着招呼,有的举起手来,有的摇动着帽子:

“冬木,大大的辛苦啦!”

走着走着,指战员们看见路旁被美国飞机炸塌的民房还在燃烧;母亲被炸死,婴儿趴在亲人身上哭叫,耕牛死在稻田地里……长长的队伍里,谁也不吭声了,每个人都沉默地低着头走,只听见急迫的、沉重的脚步声。

会做工作的指导员李卫国、副指导员张耀东跑前跑后,一边走一边对沉默了的全连同志高声说:

“大家已经看到了,什么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为这些受苦受难的朝鲜人民报仇!就是绝不让美国侵略军制造的灾难在我们神圣的国土重演!”

行军队伍里不再沉默了,脚打泡的战士跟上队伍,从班长、排长到共产党员们都说:

“脚走烂了也要跟上队伍,去为朝鲜人民报仇!”

指战员们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说:

“咱们来的正是节骨眼上,再晚了,祖国土地上也会出现这样的悲剧……”

10月22日夜,我们军指挥所5辆吉普车、1台美式中卡,按照预定的行军路线向龟城方向前进。参谋长沈启贤和参谋处长何凌登坐在第1辆车上,我带警卫员坐在第2辆车上,政治委员徐斌洲带警卫员坐在第3辆车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雪三带警卫员坐在第4辆车上,政治部副主任贺大增带警卫员坐在第5辆车上,一部分司令部、政治部机关的同志和警卫排乘坐中卡车。沈启贤告诉我:他已经叫各车司机车与车距离拉远点。

当车队行驶到离龟城六七十里的山区,夜空的月亮已经斜下来了。附近的山把月亮的光线遮住,视度不良,四周一片漆黑。第1辆车上坡时,司机小唐看不清道路,开了小灯。车灯一亮,警卫员喊了一声:“敌机!”果然被空中迎面飞来的敌机发现,俯冲扫射,接着又投下两颗炸弹。我乘坐的第2辆车跟在第1辆车只八九公尺远,听到飞机扫射声。当我看见第1辆车停了下来,马上意识到:不好,出事了!我跳下车,奔跑到前面去,急切地问道:

“老沈!老沈!怎么样?怎么样?”

“军长,何凌登同志,他……”沈启贤沉痛地再也说不下去了。

借着微弱的月光,我仔细一看,坐在司机旁边的何凌登安详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

这时候,整个车队都停下来。从地图上看,这里是西谷里,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军里几位领导同志都下了车。我当机立断派警卫排两名战士乘1号吉普车把何凌登的遗体送回国去,经安东送到沈阳。

处理完这件事,沈启贤坐到我的车子上来,我们军指挥所又继续前进了。除了吉普车在山间公路上行驶的马达声,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一片沉默。我的心里非常不平静:战争年代牺牲人的事情经常发生,但眼前发生的事情竟是这样突如其来,我万万没有预料的,太出乎意外了。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虽然并不迷信什么损兵折将的说法,但是,凡是知道这件事的人,心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每个人都在为突然失去这样一位好战友而深深地惋惜和悲痛着。

何凌登同志是我熟悉和喜爱的一位优秀军事指挥员。他是福建省福州市人,1938年参加革命,牺牲时年仅33岁。他早年毕业于上海一所中学,1937年开始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唤起民众抗日热情的募捐义演中,他以高亢激昂的口琴演奏,激励着多少人的爱国之心啊!后来,他在湖南岳阳参加了抗日救亡剧团,通过革命老人徐特立的亲自介绍,投奔到革命圣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这座革命熔炉里锻炼成长。他曾经获得延安地区毛泽东模范青年奖章和模范干部奖章。

他在抗大毕业后,分配到新四军三师当参谋。我那时在三师八旅担任政治委员,经常见到这个充满革命朝气的知识分子。时间长了我和大家发现他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次联欢晚会,都有他的口琴独奏。总之,他给我和大家留下的印象,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年轻有为”4个字。1950年初被任命为军司令部参谋处长。

可以说,何凌登是我们军最早跨过鸭绿江的第一人。

东北边防军曾向中央打过一个报告:建议在出兵之前,派一个数人组成的先遣小组前往朝鲜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周恩来总理当时没有批复这个报告。后来中央决定可以派出,但在中央未就出兵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仍不宜用先遣小组名义,所以决定均称武官。他们是: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第十三兵团司令部侦察处长崔醒农、第三十九军司令部参谋处长何凌登、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参谋长汤敬仲、军委炮兵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黎非。

9月17日,也就是美国侵略军在朝鲜仁川登陆的第三天,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成文带着这5位武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何凌登壮着胆子向周总理请示:

“总理,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不知何时出兵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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