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眼中的杭州“红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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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正是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将13世纪末期至14世纪初期(元朝时期)高度发达繁荣的中国形象以一种令西人瞠目结舌的姿态呈现于西方世界面前。在他的叙述中,中国庞大繁荣的商业城市,良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富丽堂皇的宫廷建筑,使西方人对世界的了解范围突然扩大了一倍,引起无数西方人对中国的玫瑰色向往。在这本游记中,中国的大都(今北京)和杭州更是马可波罗集中描写的对象。这其中,人口达到百万以上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杭州,其娼妓业的兴旺发达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且看他是如何描述杭州这一人间“胜景”的:

在其它街上有许多红灯区。妓女的人数,简直令人不便启齿,不仅靠近方形市场的地方为她们的麇集之所,而且在城中各处都有她们的寄住之地。她们的住宅布置得十分华丽,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气袭人,并有许多女仆随侍左右。这些妇女善于献媚拉客,并能施出种种手段去迎合各类嫖客的心理。游客只要一亲芳泽,就会陷入迷魂阵中,任她摆布,害得失魂落魄,流连忘返。他们沉湎于花柳繁华之地,一回到家中,总说自己游历了京师或天城,并总希望有机会重上天堂。

自然,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红灯区”总有点暧昧与理想化的味道,这一点在马可波罗的充满艳羡的叙述中展露无遗。不过,作为异域文化的一种独特视角,马可波罗的描述,依然从某一侧面为我们呈现出13-14世纪中国大城市娼妓业的真实一面。

从马可波罗的描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寻觅到其中的四点信息:

一,从妓女人数的众多可见杭州娼妓业的兴旺发达。这当然与中国古代王朝对娼妓业的放任甚至纵容有关,但最重要原因还在于城市经济的畸形繁荣与发达,而这种畸形繁荣却是建立在广大乡村极端贫困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特有的专制集权制度使得财富大量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中,劳动力价格低廉,部分集团如贵族、官僚、世家、暴发户、商人等因权势而拥有大量财富,奢靡与挥金如土成为他们日常的生活写照,在这一背景下,杭州娼妓业的蓬勃兴盛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二,从妓女的衣食居行与穿着打扮足可以表明当时妓女们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从衣食住行来说,她们的住宅布置华丽,并有许多女仆随侍左右;从穿着打扮来说,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气袭人。这至少说明这些妓女在从事这一行业的过程,既可以享受到不错的物质待遇,同时也不会在人格上和精神上受到社会的歧视。当然,马可波罗描写的主要是上层妓女,并不能代表全体。这一点法国人谢和耐在其《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专门作了补充。事实上,除了马可波罗描写的这些上层妓女外,还有大量的妓女在茶坊、酒肆或者食店中寄身。更低一层次的妓女更是成群地聚居在贫困区的街市桥头,她们被称作“花”。

三,从妓女勾引嫖客的高超手段可以想见娼妓业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典型性行业。中国青楼文化的发展由来已久,到宋元时期已进入高度成熟时期,形成一整套系统完善的青楼文化体系,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宋元时期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与大城市的出现,为青楼文化的兴盛提供了丰厚的成长土壤。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畸形繁荣的城市经济,便不可能诞生畸形繁荣的城市娼妓业。

四,从嫖客的沉湎与流连忘返,我们有理由相信畸形的娼妓业正成为城市经济的销金窟,成为吞噬财富的巨大黑洞。由于这种肆意挥霍与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造就了杭州城娼妓业的繁荣“娼”盛,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少数人的穷奢极欲导致了财富的大量流失与普通民众的极度贫困。这其实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悖论:城市的发达造就了畸形的消费,畸形的消费吞噬了大量的财富,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们辛苦创造的社会财富成就了少数人挥金如土的奢侈生活方式。

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的一切仿佛是那么离奇古怪,很难被西方所接受,甚至有学者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不过,大致可以确定的是,他关于13-14世纪中国杭州娼妓业的描述基本是真实的,这一点可以从时人的一些著作如周密的《武林旧事》和《癸辛杂识》、吴自牧的《梦梁录》等中得到佐证。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可波罗关于元初杭州娼妓业的记载,提供了西方视野考察中国娼妓业的独特视角,丰富了中国青楼文化的文化内涵,对中国青楼文化的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史料价值与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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