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日军著名的窝囊废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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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第四师团


[编辑本段]日本侵略军第一“弱”旅

二战中的日本军人的所作所为,让我们联想到的,无外乎是“残暴”、“穷凶极恶”、“杀人不眨眼”,继而联想到他们嘴里时常嚷嚷的“效忠天皇”“武士道”等等,似乎个个都是亡命徒。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当时,无论是装备还是军人素质都处于世界级领先水准的“皇军”中,却出现过一支因战斗力奇差而“闻名”的另类部队,它就是号称“皇军中第一窝囊废师团”的大阪第四师团。 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文章《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中,曾详细描述了第四师团的种种佚事。有意思的是,这支著名的“弱旅”在战后竟保留了自己的番号,直到今天,日本陆上自卫队中仍保留着“第四师团” 。 第四师团的编制背景 第四师团又名“大阪师团”、“商贩师团”, 成立于1888年,是日军在二战爆发前组建的17个常备师团之一,属陆军的甲种师团,是日军中的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编组地是日本大阪,士兵主要由大阪的菜贩子和游商组成。 大阪第四师团,代号“淀”——这个代号可谓独出心裁,其他的日本陆军师团代号多有 尚武精神的象征,比如第二师团是“勇”,第九师团是“武”等等,第四师团这个“淀”字的来源是因为有一条淀川河横穿大阪最繁华的梅田商业区,用这个代号真是既有乡土气息,又带有招财进宝的吉利兆头…… 大战前夕官兵大多装病,暴怒指挥官坐镇医务室 根据日本军事历史学家关幸辅的记述,第四师团的实际作战能力并不高。实际上,这也是相对而言的。第四师团约两万两千人,下辖4个联队,标准甲等装备,堪称日军“精锐”。然而它成立没多久,“窝囊废”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日军。尤其是第四师团的核心部队——第八联队,因为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了“败不怕的八联队”绰号 此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第四师团就再没上过前线。不过,这并不等于它没有表现“勇敢”精神的机会。1933年,第四师团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结果和警察发生冲突,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带兵砸了警察所,史称“大阪Go-Stop事件”,第四师团在日本国内的“武勇”可见一斑。 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编制。当时,日军大本营为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着实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的强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于是,日军大本营先后调来几位名将整顿该师,例如绰号“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就曾担任过第四师师团长,但他也拿习惯了自由散漫的第四师团没办法。 集训两年后,第四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急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与此相反,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按兵不动”。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剧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激动日军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第四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从海拉尔到诺门坎,第二师团走了4天,第四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凑巧的是,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消息传来,掉队的第四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上来归队,连留守的不少官兵也一边“带病”慷慨奔赴前线,一边万分懊丧地抱怨:自己居然没有机会打上这一仗!当时的师团长泽田茂师团长的说法是:第四师团驻地太分散。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第四师团,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提起笔把日军报纸呈上审查的《我无敌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 尽管出尽了洋相,但第四师团运气却相当好,因为当时侵略华中地区日军战事吃紧,急需增援,日本军部只好放弃追究第四师团责任,紧急调其南下增援。第四师团摇身一变,又成了日军精锐部队第十一军中的一员。 “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也会打输……” 其实,第四师团的名声,中国军队早有耳闻,早在“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就遇到过一支“奇怪的日军”。 当时,面对日军合围,李宗仁指挥40万大军巧妙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突围后的中国军队已是人困马乏,重装备也丢失了很多,战斗力锐减。就在穿越鲁苏皖边界一条公路的时候,发现前方路上赫然出现一支装备精良、正在挺进的日本军队,此刻,疲惫不堪的中国军队惊惶失措,混乱地离开公路撤向附近的山区。 奇怪的是,过了很久都没见日军追来,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惊奇之余派人打探,却见那支日军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相反,还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地烧起饭来。这支“奇怪的日军”正是第四师团的南进支队。 由于刚刚跳出日军包围,形势仍十分危险,中国军队只好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横穿公路,结果竟一路平安。事后,南进日军支队的队长却以“严格遵守作战纪律”为由,振振有辞向上级解释道:“没有接到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的命令。” 消息传到中国军队,“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的说法就流传开来。每次战斗,中国军队一听对手是“大阪师团”,往往士气大增,抢着和第四师团交战。(点评:挑软的捏从来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刚到前线的第四师团猝不及防,接连吃了几个窝囊的败仗,甚至牵连了友军,以至于友邻部队向十一军司令部抱怨:“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也会打输,因为敌军士气大振……” 自此,日军第十一军指挥官只好让第四师团专心在后方“待机”了。曾有一次,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不信邪,派第四师团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打主攻,结果第四师团一进长沙就被赶了出来,全线溃败。守长沙的国民党军队是薛岳所部精锐,也只有阿南惟几这种“榆木脑袋”才会用第四师团当主攻。 鉴于“长沙会战”中的表现,第四师团成了日军的“丧门星”,哪个军都不要它,大本营只好将其改为直辖部队。 这下第四师团的兵有的吹了:“老子当兵就在甲种师团,开战时属于关东军——精锐,仗打起来在十一军——还是精锐,最后十一军装不下我们了,只好改大本营直辖……” “保命第一”为时髦道别语,阴差阳错建功立业 第四师团虽说窝囊,但毕竟是甲种师团,老兵多。由于日军作战损失很大,急需补充老兵,便不时抽调第四师团官兵补充到其他师团。 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二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然而第四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常说“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最重要”,或者干脆就是“保命第一”。 日军在进攻衡阳和芷江时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战斗一开始,来自第四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当负伤的日军士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第四师团“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当被问到自己为何不愿意参战时,这些“病号”却豪气冲天地说:“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拿破仑曾说过:“世上本没有废物,只是放错了地方。”第四军团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由第四师团预备役官兵组成的独立第十五工兵联队,由横山大佐率领,就在马来半岛立下功勋。 伊藤正德《帝国陆军的最后》中,提到这个联队在修复盟军炸毁的桥梁涵洞方面作用极大,“大阪兵无能只是误传,至少以这个联队而言,其献身精神使军部、师团部的高级军官都乘夜前去表达感谢和敬佩,其无我奉公精神极其令人钦佩……”有评:看来,这个联队的确干得不坏,不过,说到底,修桥补路这种活儿,和上阵打仗终究还不是一码事儿。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各部都投入到对盟军的作战中,第四师团也终于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大本营有意将该师团配属南方军,但南方军只是很勉强的将其列入预备队,仍然驻扎上海。直到1942年4月,第四师团被调往菲律宾,和第五,第十八,第二十一师团一起,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 这一仗,第四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最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全部投降。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第四师团转了性,而是菲律宾的美菲军已经被切断补给多日,靠“盐和青菜”勉强挺着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触即溃一点儿也不新鲜。 然而,这个胜利却给第四师团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在其故乡大阪更是号外频飞,一副“幸亏派出了第四师团,才打垮了巴丹敌人”的得意。仅有的遗憾是事后发现大阪的商贩们利用这个庆祝胜利的机会大肆倒卖战时配给物资,乘机大做生意。 对第四师团的底细,还是大本营知道得清楚,所以对于怎样调教它实在是绞尽脑汁而不得其计。由于第四师团名声在外,在各个战区都不是很受欢迎,于是直到战争结束,这支部队始终在日军战线后方各地不断调转,始终没有再参加大的战斗。 “爱好和平”投降爽快 美军营前大摆地摊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第四师团正在泰国的曼谷附近休整。与其他不肯接受战败命运的日军部队不同,第四师团的投降与回国进行得异常快捷顺利。当全体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第四师团官兵出现在日本港口时,本土那些营养不良、形容枯槁的日本人都十分吃惊。统计下来,第四师团是日军南方军中战死最少、装备物资保留最完整的部队。 美军对这个师团的评价是“爱好和平”。而第四师团回国后,也马上展现出这一“特点”来,回国后第二天,就有官兵跑到美军兵营前,整齐地摆开摊位,兜售起战争纪念品来。 “弱”因剖析:蔑视皇权、拒当炮灰 第四师团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弱”不经风呢?不对于第四师团的表现,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这是大阪的独特文化造成的。 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天皇。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也是二战中日本军队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些不同,这个地方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居民多与商业有关,对诸侯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围绕着苛捐杂税等问题,大阪人几百年如一日,不断和诸侯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那就更谈不上了。 于是,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虽然在二战中,出身于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蛊惑,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效忠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能不死尽量不死。对待上级命令,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也习惯于“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甚至第四师团内部还制订了所谓“无谓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击”的“三不要”原则。 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的最后部分,对第四师团做了一小段总结,说得真是有几分道理,“如果日本的军队都像第四师团这样,大概中日之间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吧?要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日本的战败了吧……” 反战人士的视角 多了一群保命要紧的“窝囊废,”就也少了一拨灭绝人性的战争狂人。在非正义的战争里,选择了正确应对方式保全了自已的身家性命,少一分杀戮,就多一分和平,远离战争恶行的日军第四师团,给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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