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国民党的"持久战"思想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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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出了“持久战”思想。有一种说法,国民党的“持久战”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直接影响的结果。其实,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相关说法并不正确。


一 程思远回忆错误


国民党人“持久战”思想中有两句关键性的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有人称之为“十二字方针”。关于这两句话,程思远回忆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指导思想。”(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


这就是说,这“十二字方针”的提出者是白崇禧,而白又是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启发下提出的,因此,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和毛泽东密切相关。由于白崇禧当时是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著名的军事家,程思远又长期追随桂系,熟悉桂系内情,所以历史家们对程思远的这段回忆均深信不疑,竞相引用,成了中国共产党“持久战”思想影响了国民党的铁证。连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权威著作《毛泽东传》都加以引用,评论说:“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83-1948,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4页。)


事实果真如此吗?否。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系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演讲,其中明确指出,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该文提出了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一整套充满辩证法的战略方针,深刻地分析了战争中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以及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等诸种作战形式(《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01-477页)。通观全文,完全没有谈到空间、时间、小胜、大胜之间的关系。同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中,也不曾谈到相关问题。


白崇禧何从归纳得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更重要的是,根据白崇禧本人的回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是他提出来的,但其时是在1938年初,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迁移武汉办公之后不久。


1963年12月21日,白崇禧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三井教授访问,谈“太原会战之检讨”时曾说:


自太原失守,二战区有少数(士兵)渡黄河到河南者,当时我在武汉检讨二战区军事会议上正式提议,第二战区全体官兵不得因太原失守而退过黄河或其他战区,否则以军法从事。当时我并建议对日抗战我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应多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幸蒙采纳,并令各部于山西境内以游击战与正规战并用,保障山西根据地。(《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231页)


1964年4月21日,白崇禧再次接受陈三井教授访问,谈游击战时又说:


民国二十七年,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消耗持久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当时,幸蒙委员长接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同上书,第352页。)


第二战区,指晋察绥战区。太原失守是在1937年11月8日,少数士兵自山西渡过黄河到河南必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白崇禧回忆明言国民党最高当局召开会议,检讨第二战区作战的时间是在1938年,其具体时间虽不可确考,但是,蒋介石采纳白崇禧建议并给山西当局下令的时间却是可考的。


1938年2月7日,蒋介石在武昌中枢纪念周演讲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册,《演讲》,第122-123页。)


同年3月5日,蒋介石考虑对日作战方略,自记云:“我之对倭,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之小胜,而成全局之大胜。”(《“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1332页。)


同年3月6日,蒋介石制定山西应战要则,并且致电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提出“化整为零”、“分合进退”等作战原则,要他们遵照实施。电文说:“总之,我军此后作战方略,在利用我广大土地之活动,以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无论大小部队,皆须立于主动地位,无论胜利大小,收获多寡,只要处处袭击,时时扰乱,即可积各处之小胜,而成最后之大胜。”(同上书,总1233页)


检核上引各条材料,特别是将白崇禧1963年12月21日的口述和1938年3月6日蒋介石给阎锡山等人的电令对照,可以看出,二者完全相合,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意见,必在1938年3月6日之前。当年1月27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各战区部队参谋长和参谋处长会议,要求到会人员“贡献各人的学问和经验,彼此交换研究,切实检讨,来决定今后整理部队的统一计划和具体方案,实行改进全国的军队。”(《部队长官与参谋人员的责任和修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75页)会议共开三天。29日,蒋介石在会上作《抗倭战术之研究与改进部队之要务》的报告,声称“各位根据治军作战的实际经验,对大会有很多贡献。”(《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85页)白崇禧的意见应该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的。蒋介石觉得白崇禧的意见好,所以2月7日先在武昌中枢纪念周上阐述“以空间换时间”问题,次于3月5日摘录备忘,又于第二天致电阎锡山等,命其贯彻执行。


以上种种,都发生于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演讲之前,证明不论是白崇禧,或是蒋介石,在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时,都不可能受到《论持久战》一文影响,程思远的有关回忆是错误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并没有读过《论持久战》。蒋介石阅读范围较广,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他都读,而且常在日记中加以记录,并发表读后感。有时,甚至自叹读之过晚。但是,检阅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却完全没有他阅读《论持久战》的记载。这是有原因的。


1938年7月上旬,中国共产党中央曾致电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要求在武汉的《新华日报》上刊登《论持久战》,王明因为不赞同该文的观点,以文章太长为理由拒不刊登。其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再次致电,要求分期刊登,王明仍然拒绝。当时在武汉的中国共产党刊物《群众》也因而未能刊登。这样,蒋介石自然不可能及时读到《论持久战》,日记中也就没有相应的阅读记载。


1938年9月,蒋介石研究抗战阶段,拟分消耗战、防守战、反攻战三段(《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胡佛研究所藏。《困勉记》系于9月18日)。本来,抗战阶段划分的标准应是战局发展的时间先后,毛泽东正是按照这一标准将抗日战争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蒋介石的划分则是以战争的攻守特点为标准。它并不是以“阶段”区分,而是以“特点”区分,而且,分得并不科学,例如“消耗战”与“防守战”之间,就不可能严格地加以区分。这一情况的出现,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第二个可能是,读到了,但不以为然。


二 陈诚与“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方针


然而,是不是可以据此认为,白崇禧是“以空间换时间”的十二字方针的创造者呢?还不能。陈诚回忆说:


二十五年(1936)十月,因西北风云日紧,我奉委员长电召由庐山随节进驻洛阳,策划抗日大计,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时间等基本决策,均于此时策定。至于如何制敌而不为敌所制问题,亦曾初步议及。……总之,我们作战的最高原则,是要以牺牲争取空间,以空间争取时间,以时间争取最后胜利。(《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上),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23页。)


“西北风云日紧”,指在日本关东军及其卵翼下的伪蒙军对察哈尔和绥远的侵扰。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后,其下一步侵略目标,一是河北省——1935年11月,日本指使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提倡华北特殊化,策划经由华北自治而成立“华北国”;一是察哈尔、绥远等省——1936年,关东军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德王制造内蒙古独立,利用李守信建立伪军。同年5月,德王、李守信等在嘉卜寺成立“蒙古军政府”和伪蒙军,日人村谷彦治郎等任顾问。伪蒙军本已占领察哈尔东部的张北、商都等8县和正蓝、镶白等8旗,这时,又积极企图侵扰绥远,完成其建立“蒙古国”的迷梦。为了解决华北和绥远面临的危机,蒋介石一面和日方谈判,要求取消华北特殊化,保障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一面则准备发动绥远作战,首先打击日本操纵下的伪蒙军。


1936年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应作随时应战准备,并转入主动地位。”其中提到:“倭如制造华北傀儡时之处置”、“内蒙与华北及倭寇之利害关系”等问题。同日日记又云:“调陈任务”,“与辞修谈时局”(《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胡佛档案馆藏)。这一天的日记表明,蒋介石意欲发挥陈诚在对日备战和对伪蒙军作战中的作用。


陈诚是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将领。还在1935年7月,他就上书蒋介石,认为日本“贪欲无餍”,要求蒋介石速下决心,准备抗战,“应于玉碎之决心与准备中求瓦全,不应于瓦全心理中得玉碎之结果”(《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341页)。1936年9月30日,陈诚再次上书蒋介石,认为“就中日问题论,前途终不免于一战”,“中日间之关系,今日实已至最严重之阶段”。他建议,中国急务,除健全最高统帅部外,“应即就国防之需要,将全国各省切实分区,兼程厘整,旦夕应变,即就地予以守土之责,实为无可再缓”。他要求立即“积极建设两湖,作为国防根据之中心。”函称:“为今之计,应认定西南重心之所在,切实委任,严行督促,以期树立复兴民族坚固不拔之基础。”(《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355-356页。)


同年10月,陈诚奉蒋介石之命,协办晋绥国防。陈诚与阎锡山商定,由中央与山西共组30万兵力,防备日伪来犯,相机收复为伪军占领的百灵庙、商都、张北等地。29日,陈诚随蒋介石飞洛阳。同日,蒋介石日记云:


以后政治重点:甲、先整理长江各省,确实掌握,而置北方于缓图,并加慰藉以安其心。乙、川湘孰先?若为现实与由近及远,应先整理湘省,然为根本解决计,则先整川省。此时似可着手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陈诚关于对日备战的意见起了作用。他接受陈诚“兼程厘整”全国各省、“建设两湖”、“认定西南中心”等建议。只不过,陈诚建议以湖南、湖北作为国防根据地,而蒋介石从1933年起,就决定以四川为根据地,因此,他不得不考虑“川湘孰先”的问题(参阅拙作《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402页)。


10月31日,蒋介石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演讲,声称“我们要复兴国家民族,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只有准备打日本。”次日,陈诚到校,演讲《对敌作战之时间、地点与方法》。他提出要研究三个问题:在什么时间打日本?在什么地方打日本?用什么方法打日本?关于时间,陈诚表示:“在敌人方面,是以‘速战速决’为利;而我方则以持久忍耐,才能够有利。”“我们多一天准备,就多增加一份力量。”“我方一味延缓,也是很对的。”关于地方,陈诚表示:“日本要亡我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我们就得有准备,任何地方都要有准备。”由于这次演讲面向该校全体官佐、学员,所以不可能透露他正在设计中的抗战方案,但从蒋、陈二人的连续演说看,他们确在思考相关问题。


据记载,陈诚即在此际向蒋介石提出《关于国防准备及设施之建议》,可惜此文件至今未见。大概陈的设计很得蒋的欣赏,因此蒋在同一时期写作的《本月反省录》中又写道:“对倭政策,彼以不战而屈来,我以战而不屈破之;彼以不宣而战来,我以战而必宣备之,则倭寇外强中干之技毕露矣。”蒋介石的日记没有与陈诚如何“策划抗日大计”的记载,但这一天的日记所表达的显然是“策定”之后的心情。


同年12月4日,陈诚再次向蒋介石上书,提出对日作战重点在鲁、豫、苏、皖毗邻边区、晋绥边境及江浙首都一带,函称:“湘、鄂、赣三省地绾南北,尤为全般作战之中枢,而国防上之根据地,实以湖南为最适当。”(《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361页。)


上述意见,和蒋方震将抗日大本营设于湖南芷江、洪江一带的意见接近,可以看作当时陈诚对“以空间换时间”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设计。


1937年11月29日,陈诚致电蒋介石说:“对倭作战,贵在持久,而持久之原则,在以空间换取时间,对于一时之胜负与一地之得失,似不必过于忧虑。现在首都卫戍既然有专人负责,请公迅赴湘赣,统筹部署,以制敌机先,实无滞留危城之必要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1194页。)陈诚打这一通电报给蒋介石的时候,日军已经攻陷武进、宜兴等地,正兵分四路,向南京推进,因此陈诚向蒋介石进言,要他改变战略,离开南京,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长期抗战。


西安事变期间,陈诚随蒋介石被拘,失掉了随身携带的两个皮箧,所拟国防计划、整军计划、公私函电、日记、建议等文件均损失无余。(《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165页)他在洛阳和蒋介石“策定”的“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文件也可能即失落于此时。尽管如此,上述1937年11月29日的电报说明,陈诚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作战方针较之白崇禧要早。


“积小胜为大胜”方针的提出,白崇禧确有贡献。早在1937年11月南京保卫战期间,国民政府讨论今后作战方针时,白崇禧就主张“应改采游击战”(《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19日。台北中研院版第1册,第143页)。至1938年6月,蒋介石即指令李宗仁,在苏北及两淮地区开展“游击”(《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第667、6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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