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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很重视这个情况。在与周恩来商讨后,他果断地采取了三个措施:


(一)立即通知情报、外交部门,要随时密切注视朝鲜战场情况的变化,特别是严密监视英、美、日三国的动向。

(二)立即把我们的看法向斯大林和金日成通报,提供他们参考,希望人民军有后撤和在仁川防守的准备。

(三)立即督促一下东北边防军各项战备工作的情况,严令他们务必在9月底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动作战。


时间就是生命。战争是敌我双方力量和速度的角逐,也是智慧和勇气的较量。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布置落实了毛泽东的指示,并通过病愈返朝的倪志亮大使迅速向金日成通报了中国方面的推测。

无巧不成书。8月31日,第十三兵团的邓华、洪学智、解方在联名写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也指出了“联合国军”在人民军侧后实施登陆的可能性。

十三兵团司令部驻守在鸭绿江北岸的镇江山(现改名为锦江山)下,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几位将领分别住在几幢小楼里。他们一面指挥部队紧张训练,一面隔岸观火,研究战场态势以及战争发展的趋势,恐怕没有人比这些将军们对这场战争看得更清楚了。此时,朝鲜战事正处于僵持状态,考虑到美国人有海、空军优势,朝鲜半岛又是三面环海,这种僵持的状态绝不可能持久,美国人很快就会摆脱被动局面。将军们感到既然中央把自己派到鸭绿江北岸来,肩负着人民的重托,自己就有责任提出对朝鲜战争发展趋势的看法。于是,邓华、洪学智、解方三人经过反复推敲,由解方执笔,于8月31日联名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推测说:


“朝鲜人民军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的机会已成过去。”

“估计敌人将来反攻的意图:

一、可能以一部兵力在北朝鲜沿海侧后几处登陆,作扰乱牵制,其主力则于现地由南而北沿主要铁道公路逐步推进;

二、以一部兵力于现地与人民军周旋,吸住人民军,其主力则在人民军侧后(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如此人民军的处境将会很困难……”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报告同时认为,我军入朝参战的时机:“待敌进到三八线以北为有利,不仅更有政治资本,而且军事上也是有利的。敌人拉长拉宽(我)更好打,同时减少了(我)对海上的负担,缩短了(我)供应运输线。”

经历了二十二年不间断烽火血战的中国将领素质可谓高得令人叹服!不久后,总参作战处及十三兵团将领的预测成为残酷的现实,朝鲜半岛的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可以说,邓华等三人的报告为中共中央进行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毛泽东、周恩来也认识到“小参谋能起大作用”,从此后,中国军队总参的职能开始从执行机构向决策机构发生悄然变化……

8月时,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李相朝少将曾到北京访问,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当面摊开地图,向他说明了中国方面的忧虑,并建议朝鲜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据悉,得到这一警告后,深感事态严重的李相朝少将在8月底回国后向金日成作了汇报。(樱井良子对李相朝的采访:《首次公开的朝鲜战争内幕》,日本《文艺春秋》杂志1990年4月号)

但遗憾的是,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明北朝鲜是如何对待这一来自中国的及时忠告的。

进入9月初,毛泽东便认为将美军赶下釜山防御圈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公开说明了援助朝鲜问题,他指出:


“就目前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

“美帝国主义也可能在今天要乱来,它是什么都可能干出来的。假如它要那样干,我们没有什么准备就不好了,我们准备好了就好对付他。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

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对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长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弹,我们要有充分准备。”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要考虑到这种情况“来讨论和决定”。

(《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第37页)


由此,全国各项工作进入了准备战争的轨道,东北边防军更是进入了紧张的备战训练之中。

在四十多年之后的1994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将苏联关于朝鲜战争的部分档案赠送给韩国总统金泳三。韩国外交部东欧科外交事务官白宙铉根据这些档案整理了《苏联朝鲜战争档案摘编》(1949年1月至1953年8月)。该档案清楚地表明,在8月至9月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多次通过苏联政府,并直接向朝鲜方面提醒过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此间,毛泽东还两次接见朝鲜方面的代表,与他们讨论朝鲜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分析认为,朝鲜战局可能出现两种基本情况:第一种是朝鲜人民军全歼美军,把他们赶下海;第二种是战争的持久化。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估计美军将加强大邱、釜山地区的防御,把朝鲜人民军全部兵力吸住在这个地区,同时从其他地方登陆作战。

毛泽东还着重提醒朝鲜代表,注意应付后一种可能性,确保充分的后备兵力,更要注意敌人可能前来进攻的防御据点,如仁川 ——汉城地区,镇南浦 ——平壤地区。

毛泽东的提醒得到了朝鲜人民军情报部门的认同,但没有资料显示金日成对此有何积极反应。仁川和其他港口的防务情况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在“消灭李承晚,解放全朝鲜”的响亮口号下,在赶走美、伪军,统一祖国的坚强信念支撑下,人民军官兵仍然执着于釜山周围的战斗,他们高呼着口号,一波又一波地向釜山防御圈发起勇猛的突击……。

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悄悄地逼近了临界点……

战后有人曾经提出,如果中国方面能够及时出兵,填充朝鲜空虚的后方,那么朝鲜战争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

然而,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当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在北朝鲜还没有建立大使馆,中国高层对朝鲜战争进程的了解不是很及时。同时,由于斯大林对中国在朝鲜半岛影响的某种戒心,因而中国方面自然也就无从把握出兵的最佳时机……

在有如万花筒一般纷繁多变的战争局面中,历史把这个转瞬即逝的最后机会留给了美国人。

由于目前的战局中潜藏着种种凶险难测的因素,僵持的情况对北朝鲜越来越不利,8月下旬,根据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建议,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命令位于华东地区准备用于解放台湾的宋时轮第九兵团(辖第20军、26军、27军)尽快集结于津浦铁路附近,作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兵团;命令在西北地区刚刚结束剿匪作战的杨得志第十九兵团(辖第63军、64军、65军)集结于陇海铁路附近,作为第三线部队。

8月26日,周恩来再次召开国防会议,检查东北边防军的准备情况,决定从第四野战军各部队抽调10万老兵,准备于开战后补充一线兵团。会上还估计战争第一年可能会伤亡二十万人左右,并要求准备相应的医疗力量。会议同时决定向苏联订购装备,加速空军、装甲兵、地面炮兵和高射炮兵建设。要求各兵种制订三年建军规划,以适应一旦参战的需要。

后来的战局发展,证明了这些决策的英明、及时和正确。8月27日,毛泽东将调集兵力的决定,电告了正在西北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

9月1日,中国驻朝武官柴成文奉召回国述职,当夜,他按照与倪志亮大使共同商定的《汇报提纲》,向周恩来扼要汇报了朝鲜局势,并提出两点看法:一,美、韩军退出大田后,人民军与敌人已形成对峙状态,已很难再取得进展;二,在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情况下,长期硬顶下去,十分不利。

周恩来仔细听完汇报后问:“万一情况有个突然变化,需要我们出兵入朝作战,你看会遇到什么困难?”

柴成文认为,运输和语言不通问题比较突出,将来作战就地补给是不可能的,粮食和弹药都不可能像国内战争那样取之于敌。毕竟是亲历朝鲜战场,柴成文和倪志亮的考虑要深入和具体得多。

周恩来让柴成文在京待命,并吩咐将《汇报提纲》“印发政治局常委各位同志”。

此时,老兵柴成文知道,中央已经在准备应付最严峻的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