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奴专家才是闭关锁国者——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下)

中世纪欧洲---文盲与武夫的世界


汤普逊教授说:“古代日耳曼人逐渐从畜牧阶段过渡到一个较多定居性质的阶段,因而发展了一种简陋的农业,也许是从一个早期的零星耕种成长为经常的生产。这种转变似乎是在凯撒(公元前50年)和斯特累波(公元1年)时期与塔西佗(公元100年)时期之间发生的。”也就是说,大约在我国的西汉末年到东汉中期这段时间,日耳曼人开始建立村庄,过上定居生活,从事农业生产。正因为如此,罗马人称他们为“蛮族”。

正当他们开始走出原始状态的时候,“公元375年时,匈奴人冲过‘乌拉尔大门’(生民无疆注:即欧亚分界线处)出现于欧洲地区;他们猛扑住在南俄罗斯和近代罗马尼亚的哥特人;当时,他们的进攻,使日耳曼人和罗马人都充满了惊惶情绪。我们还可以看到同时代人描写他们的生动记载”。

面对匈奴人强大的马队,与之毗邻的东罗马帝国,举全国之力筹集巨款,买得了平安,而无组织无依靠的日耳曼百姓,唯有拖家带口、赶着牛羊抱着鸡鸭,举村迁徙、逃亡。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丹纳,以形象生动的笔墨描绘了这个大迁徙过程: “蛮族的洪流也就决破堤岸,滚滚而来,一批来了又是一批,前后相继,不下五百年之久。他们造成的灾祸非笔墨所能形容:多少人民被消灭,胜迹被摧毁,田园荒芜,城镇夷为平地;工艺、美术、科学,都被损坏,糟蹋,遗忘;到处是恐惧,愚昧,强暴。来的全是野人,等于休伦人与易洛魁人突然之间驻扎在我们这样有文化有思想的社会上。当时的情形有如宫殿的帐帷桌椅之间放进一群野牛,一群过后又是一群,前面一群留下的残破的东西,再由第二群的铁蹄破坏干净;一批野兽在混乱中喘息未定,就得起来同狂号怒吼,兽性勃勃的第二批野兽搏斗。到第十世纪,最后一群蛮子找到了栖身之处,胡乱安顿下来的时候,人民的生活也不见得好转。野蛮的首领变为封建的宫殿城堡主人,互相厮杀,抢掠农民,焚烧庄稼,拦截商人,任意盘剥和虐待他们穷苦的农奴。田地荒废,粮食缺乏”。


476年,由于匈奴人的不断扩张,为了生存而南迁的日耳曼人的持续攻击下,早已腐败透顶的西罗马帝国覆亡了。

从此,西欧进入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

丹纳接着说: “十一世纪时,七十年中有四十年饥荒。一个叫做拉乌·葛拉贝的修士说他已经吃惯人肉;一个屠夫因为把人肉挂在架上,被活活烧死。到处疮痍满目,肮脏不堪,连最简单的卫生都不知道;鼠疫,麻风,传染病,成为土生土长的东西。人性澌灭,甚至养成像新西兰一样吃人的风俗,象加莱陶尼人和巴波斯人一样野蛮愚蠢;卑劣下丅贱,无以复加。

丹纳继续叙述道:“到一五五〇年,英国只有猎人,农夫,大兵和粗汉。一个内地的城镇统共只有两三个烟囱。乡下绅士住的是草屋,涂着最粗糙的粘土,取光的窗洞只有格子没有窗子。中等阶级睡的是草垫,枕的是木柴,枕头好像只有产妇才用,杯盘碗盏还不是锡的,而是木头的。

“至于法国,到十五世纪末,国内的优秀人士,所谓贵族只是粗野的蛮子。威尼斯的大使们说,法国绅士的腿都像弓一样弯曲,因为老是在马上过生活。拉伯雷告诉我们,歌特人的蛮俗,下流的兽性,在十六世纪中叶还根深蒂固。一五二二年,一位游历法国的学者写道:‘法国人只重武艺,看不起别的事情;他们非但轻视文学,而且深恶痛绝,认为文人最下丅贱,所以把一个人叫做学者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意大利情况稍好一点。“野蛮人在意大利没有久居,或者没有生根。西歌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东歌特人,不是自动离开意大利,便是很快被赶走。伦巴底人固然留下来了,但不久就被拉丁文化征服。”

“总之,整个欧洲还处在封建制度之下,人象凶悍有力的野兽一般只知道吃喝打架,活动筋骨。相反,意大利差不多已经成为近代国家了。” 丹纳总结道。


大家可别瞧不起这些蜂拥而来的“野人”,西欧后来的统治者,诸如最高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封建主的国王、作为诸侯贵族的亲王、大公、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骑士什么的,全是这些野人及其后裔。


在这些野人的领导下,中世纪的西欧具体是什么样的呢?生民无疆随后将从多方面予以介绍---坚持用洋人提供的历史资料,拒绝参考洋奴学者写的欧洲史。



奴性十足的欧洲人


每说到西方,人们便想到“民丅主”、“人权”、“科学”,而且将这些与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联系起来,似乎欧洲从来就是民丅主、科学的社会,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主要来源于古希腊文化和***教义。我们不妨看看这些西方圣贤说过什么。

古希腊头号圣贤苏格拉底说:“我要对公民们说:你们彼此虽是兄弟,但是神还是用不同的东西把你们造出来的。你们之中有些人具有统治的能力而适于统治人,在创造这些人的时候神用了金子,因此这些人也就是最珍贵的。另一些人是神用银子作成的,这些人就成为统治者的辅助者。再有一些人是农夫和手艺人,这些人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统治者应当把这个神谶引以为戒,即:一旦铜铁做成的人掌握了政权,国家便要倾覆。”这就是说,根据神的安排,人类社会被分为金子做的人、银子作的人、铜做的人、铁做的人这四个等级,每个人出生前,神已经确定好分别属于哪一个等级。苏格拉底还说,金子做的人会生出金子做的儿子,银子和铜铁做的人会生相应的儿子。至于苏格拉底经常提到的奴隶,自然是等外品,只不知他认为奴隶是用什么做的。

第二号圣贤柏拉图认为,国家是个人的放大,个人是国家的缩小,据此勾划出了自己的“理想国”。柏拉图也是一个以精神力量----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这“四德”治天下的倡导者。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按照神的意志设计和实施管理的,所以,“我们制定有关不敬神的法律如下:如果一个人在语言上或行动上犯了不敬神的罪,任何人见到了就应该起来维护法律向地方官报告。地方官接到报告之后,就应该立刻依法把这个人送到法庭。如果地方官接到报告之后拒绝这样做,已经有人揭发,他就要以不敬神的罪名受到审判。国家里面要设三个监狱:第一个是在市场附近的普通监狱;第二个是在午夜法庭附近,将称为‘感化所’;第三个要设在国土中心的某个荒野山区,要用某种果报惩罚的名字来称呼。当他们监禁期满后,如果其中有人思想健全,就让它恢复正常生活;但是如其不改,再度被定罪,就应该把他处死”。总之,谁敢反对神甚至否定神的存在,一定要好好教训他,让他匍匐在神的脚下,或者将他从肉体上消灭。


古希腊的圣贤们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事实就是如此,只不过我国的“精英”专家们不肯“引用”而已。

再看《圣经》。《圣经》罗马书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圣经》之中,这类的话还有很多。

上帝的意志有谁能抗拒得了呢?既然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我还是老老实实认命苟活吧。

也许希腊人善于活学活用圣贤们的教诲,在促进罗马走向独丅裁上,充分展示了他们的聪明才干。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让人把皇帝神化是他们的行为中唯一脱离惯常的谦虚谨慎的态度的一个例证。这种下流的、亵渎神灵的献媚方式的创始者是亚洲的希腊人,而第一批被神化的对象则是亚历山大的继承人。这种做法是很容易从帝王转移到亚洲的总督们身上的,罗马的行政官便常被通过一连串的建坛、建庙、举行庆典、供奉牺牲的闹剧而被封为地方神灵。”于是,自然而然地,“任何一个生前死后不曾被视为暴君的帝王死去以后,元老院一定严肃宣告他已跻身神灵之列,这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了;被尊为神的仪式总是和葬礼同时进行。”

对于罗马皇帝,“由于罗马人天生的奴性,一些行政官、元老和一些骑士都自愿对他宣誓效忠,一直到这种愿不过是一种个人讨好的行为,在不知不觉中,竟然变成了一年一度的宣誓效忠的严肃仪式。”这,也就是欧洲人动不动就搞宣誓的来源。


进入中世纪以后的欧洲人,在匍匐在***脚下的同时,面对大小封建主也十分“遵纪守法”。


中世纪的西欧,形成若干个王国、公国等,各国国君大封功臣,形成了世袭的大小领主(贵族)、平民丅(主要是农奴,地位和西丅藏解放前农奴基本一致)两个等级,此外还有一个凌驾于世俗社会之上的教士等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欧洲,始终是身份世袭制度占绝对主导的局面。

欧洲人民普遍认为:国王的后人才能当国王----哪怕他是外国人,贵族的后人永远是贵族,农奴的儿子只能是农奴,完全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农奴儿混蛋。整个中世纪直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接近1400年时间,欧洲的老百姓就没有搞过一次起义,也就是没有造过反(我并不认同,像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的英国瓦特·泰勒起义,法国的扎克雷起义,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农民战争)。17世纪,英国贵族们忍无可忍,发动了内战,虽然胆大妄为地处死了当朝昏君,领头的克伦威尔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坐了几年龙椅,但是,克伦威尔死后,英国人死活不肯相信他的儿子属于龙种,于是,一致决定迎请与“昏君”有血缘关系的人来做国王,直到今天。在欧洲,身上没有王室的血液,想当上国王,比做梦还要假。

正因为如此,翻开中世纪历史,英国国王原本是法国人,西班牙国王原本是奥地利人,本国国王不会说本国语言,为了谁当甲国国王,乙、丙两国军队打得稀里哗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原因何在?因为这些国家的王室相互通婚,全是亲戚关系,当某国国君无后,惟有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从别的国家找人来当国王。如果有几个国家认为自家的王子有资格坐上这把龙椅,便只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了。最有趣的是,尽管英国国王不会说英语,西班牙国王听不懂西班牙话,但是,王公大臣和丅平头百姓,没一人想到要推丅翻他。

中国不一样,自古以来,谁造反成功,谁就当皇帝。朱元璋是个行乞要饭的和尚出身,刘邦原来不过是个村长,他们打下天下后,便自个儿当皇帝,普天之下没有人认为不合适。文盲李逵一直认为,皇帝的龙椅,他的宋江哥哥也是可以坐的。

国人总在说“奴性”,比起奴性十足的欧洲人,中丅国人差远了。




族权捆绑下的欧洲社会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鲁迅等“旗手”们,对中国家族制度深恶痛绝,认定儒家学说为祸首。有“只手打翻孔家店”之称的吴虞先生,为了与家族划清界限,毫无保留地与家庭决裂,不仅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自己的父亲是“老贼”,亲手痛揍自己的父亲,斤斤计较地与父母分割家产,而且宁可将自己的钱拿出来娶小老婆、逛妓院,也不给自己的儿女用于上学。

殊不知,欧洲的家族制度及其危害性,一点也不比中国差。中世纪的欧洲,同一血缘的人们世代同堂共享财产的现象十分普遍,家族干预其成员的私有财产处置,具有对成员婚姻的决定权,而且家族之间的仇杀也是见怪不怪的事情。

据法国大学者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在整个封建欧洲,当时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群体。在法国,当人们谈到亲属成员时,通常直接称之为amis(朋友);在德国则称之为Freunde(朋友)。一份写自11世纪法国的法律文献这样列数家族成员:‘他们的朋友们,即他们的母亲、兄弟们、姐妹们以及以血缘和婚姻维系的亲属’。”

中国有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习惯或者风俗,欧洲也不例外。大小领主(即贵族)的后人共同继承、共同使用公共遗产,共同居住在祖传的城堡里,例如博骚家族几代人均控制者普罗旺斯地区的各个伯爵领,虽然这个家族的每一分支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但都认为整个采邑的统治权是统一不可分的,并且所有人都采用同一普罗旺斯‘伯爵’或‘诸侯’的称号。至于平民百姓,更是重视血缘关系了。在整个乡村,到处都是由若干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的 “兄弟会”,几十上百人共用一个炉灶、同桌进餐,耕种同一块共有地。

个人财产所有权,往往最终为家族所掌握。比如,某人想将属于自己的财产卖掉,必须首先售给家族成员。即便是已经卖给家族之外的人,在规定的范围内,按照约定的顺序,家族成员在偿还已付价钱之后,仍然可以取代买主的地位----这就是曾盛行于欧洲的家族成员享受赎回权的制度。“这种赎回权制度盛行于从瑞典到意大利的各个地区,任何一种习惯制度都不会更为根深蒂固;在法国,只有大革命才将它废除。”

和中丅国人一样,欧洲人的婚姻大事,也是由家族长辈决定。“在一个个人十分渺小,难以主宰自己命运的社会里,婚姻(我们知道,婚姻与众多形形色色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远远不被视为个人选择的行为。是否缔结婚姻首先是由父亲决定的事情。……亲属们可以干预这类事情,有时候是与父亲联合加以干预,尤其是他父亲不在世时,就更是如此。”

中世纪欧洲自始至终笼罩在家族间复仇的乌云之中。每个家族都有一个族长,全体成员听从他一个人的指挥。只要家族成员受到外人的伤害,在族长的带领之下,家族成全体成员将拿起武器来惩罚杀害或者仅仅虐待其家族成员的行为。11世纪,勃艮第两个贵族家族在葡萄收获季节的发生了纠纷,双方的械斗搏杀持续了30年,其中一方就有11人死于非命。最位奇怪的是,这种家族仇杀行为为法律所认可,例如,在卡斯蒂尔的塞普尔维达,地方法律规定,复仇者只要与原来的受害人拥有同一个太祖父,就可以向杀害亲属的凶手复仇而不认为犯罪。

阅读西方人撰写的西方历史,我们发现:

第一,没有国内专家们写的西方历史那么美好,他们承认西方历史有很多很多不光彩的地方;

第二,在论述到并不那么美好的地方时,作者也是那么心平气和地娓娓道来,而不像国内某些专家写中国历史那样边写边骂,还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地对古人进行一番深揭猛批。

20世纪上半叶,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国知识阶层风行一时。观看这一话剧的时候,不知道吴虞、鲁迅、陈独秀等五四干将们研究过没有:谁是欧洲的家族制度的祸首?难道也是孔夫子或者“儒家学说”?欧洲人又是如何对待自己祖先的?



洋奴专家才是闭关锁国者——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上):http://bbs.tiexue.net/post_4790751_1.html


本文内容于 2011/1/8 20:26:47 被小屁孩也爱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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