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因素探讨

国家经历了巨大的转型,现在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几乎是完全的公有制转变为目前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而作为非主体的非公有制部分,在吸收从业人员,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创造利润各方面,倒也丝毫不输于公有制经济。

在这个转折过程中,人们目前最关注的,倒不是它对生产力带来的巨大解放,这一点现在人们已经有点麻木了。现在人们关心的,主要是两点。

1. 在这种被解放的巨大生产力面前,人们的收入是否公平?

2. 面对解放了的生产力,面对市场经济,我们付出的道德“沦落”的代价是否太大了?

改革开放前的道德理念

在农业社会,特别是具有东亚特色的小农经济结构,使得个人基本无法抵御经常发生的水旱灾害,逐渐形成以家庭为纽带,以家族抱团为特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家庭——而不是个人,构成了道德的基本单位,提倡尊老携幼,家长、族长的等级体制,国家也是基本按照这种体制建立的。

人们不是不争,而是受生产力的局限,可争的东西不多。这不排除国家政权聚细流而成大河,大权是争夺的情况。

从血缘上服从家长,服从族长,进而在社会上服从地方长官,长官服从皇帝,构成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服务于此的道德特征。

即使建立了新政权,由于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的状况未改,为了尽快进入工业化社会,依然是集权制,汇聚国力求发展。

因此,在官德上,领导人倡导“为人民服务”,在社会道德上,倡导宏观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集体道德观念,在私德上,倡导“为公”、“斗私”,在分配理念上,倡导“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

而比较关键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国家的基本分配是平均的。

所以我曾说:新社会的道德观念,实际上是改造过的农业社会的道德观念。

国家优先集体,集体优先个人观念的瓦解

上面说了,新社会还是农业社会,工业只是萌芽。农业社会的家庭观念延续,个人依靠组织,组织代替了家族,组织成了“大家庭”。很多事情在个人能力之外,只能依靠组织解决。因此构成人和“单位”的关系,一个人不在“单位”,真是寸步难行。

在这种集权结构下,新中国汇聚了最大的国力,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

但是,在强国优先的目标下,逐渐的,强国成了部分领导人的目的,目标到目的,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个人生活的改善被忽略,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受挫伤,以致这种道德体系的优势逐步失去。

人们开始有了私心。生产力的发展,为这种私心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而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国家统一计划的成本越来越大,而计划的效率越来越低,计划经济体制受到挑战,中央逐步探讨放权。只是在初期,总是“一放就乱,一统就死”。因为地方领导也有“私心”,争取本地的发展才是他们关心的。

低水平的“公平”概念再也无法存续,一大二公的经济结构逐步失去活力,如何调动个人积极性、地方积极性,以激活经济发展成了领导人必须考虑的问题。

在这个背景上理解“猫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就清楚了。

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为此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这意味着引进一些资本主义经济中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门开了,窗户必然开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观念也必然进入,同时就必然引发社会道德体系的变化。

资本主义的观念都是“腐朽”的吗?也未必。它也有它的社会问题,它也要理顺它的社会关系,因此,一般来说,先进国家的经验借鉴,有时不光是管理理念,其它社会理念也未必不可以借鉴。毕竟,那是在工业化社会中形成的理念。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第一个受到冲击的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1980年5月,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文章,四十岁以上的人想必都有记忆。在那篇文章中,潘晓公开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冲击了社会的集体主义观念。现在看来,也反映了当时领导人设法调动个人积极性的探索。

国门初开,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也使人们探索原因,由于矫枉过正的反弹,“个人主义”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发展的重大因素,而其经济发展的产业特点却一时受到忽视。

由于历史上长期的小农经济,农业首先完成个体的承包,经济结构上也对集体主义动了手术,虽然在名词上动了很大脑筋,叫“联产承包”。而工业由于其社会化特点,就没那么容易了。于是抓大放小,将中小型企业一个个完成了转制,许多就此成了个人的了。

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就此为个人主义的张扬打开了大门。国家只掌管关键企业了。

但是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实际作用是有限的,人们开始编织各种关系网,用来利用社会资源。社会资源当然主要在权力结构下,于是,官商勾结的“寻租”现象产生了。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开始以金钱来衡量,劳模不再是劳动者,而是经济“贡献”最大的人,这当然就授给了生产的组织者。

个人主义的极大延伸,最终开始冲击社会道德的底线。人们开始注意到,即便是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对“个人主义”也是有种种限制的。

现在,即便在经济单位中,也开始强调“团队精神”,因为社会化大生产需要人们的合作。

公平及正义

由于急于赶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效率第一的原则被确立,也由于要调动个人生产的积极性,公平原则开始隐退。

其实,另一个公平原则正在产生。相对于分配的公平,改革的前三十年更强调与效率结合的“能力的公平”,有能者多得。有资本者多得和有权者多得只是它的变形体现。

但是原有的结构是有强度的,变化要发生,就得打破原有的观念体系,于是,金钱起作用了。“一切向钱看”代替了“一切向前看”。开始是隐蔽的,逐渐成公开的。

80年代新公平观的变化还不够大,分配差异有限,人们很快普及了几百元的财产积累;90年代开始有些拉开了,但是几千元的家庭财富积累也总算完成了。进入本世纪,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农民进城也冲破了城乡户口的制约,分配的不公平开始强烈进入人们的视野。

但是农民进城不也正是扩大工业规模带来的“公平” 吗?过去,这种公平何尝与他们有关?现代产业的发展,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所说的拼资源,破坏环境的另一面,不就是为了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以便完成城市化吗?

在一种不“公平”的掩盖下,却接近完成了另一种“公平”,城乡居民自由迁徙的公平。这难道不需要代价吗?

的确,贪官的存在,无良商人的存在,使我们看到资本血腥的一面,但是这资本还在控制下,还不能像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样吃人!多少人在仰视现代资本主义的成就的同时,忽略了它曾经吃人的时代!

当社会认识到资本经济、市场经济也有它的负面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遭遇的巨大危机给了我们一个印证,现代资本主义并没有摆脱它的本性,很多资本老手也被资本摆了一道,但是却要全民买单。

这时候,社会开始重视公平和效率的协调。因为分配是否公平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我们不可能回到分配的公平,但是必须设法探索在能力公平的同时,保障人们基本的生活公平。

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也提供了这种可能。

新的道德体系需依赖新的生产力

当我们为房价腾升而烦恼时,不要忘了房子的建设远赶不上现代家庭需求的问题。我们以为这仅仅是官商勾结造成的。

只是在市场条件下,房子——尤其是商品房,逃得掉市场规律吗?钱多者先得,这就迅速拉高了房价,于是有人要求分配的公平。但是只要不想回到行政命令决定一切的计划体系,靠行政办法只能暂时压抑房价的上升,资本继续在“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中发挥自己的威力。

因为原先发展的低端产业已经接近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那微薄的利润既不能给劳动者带来体面的生活,更无法给资本带来满意的利润。因此产业必须升级,因此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强行控制资本在房地产业的兴风作浪,同时尽快用新的制造业,中高端的制造业吸收资本,用开发西部的政策,甚至是“摊派”的办法拉平社会发展中对农业、对西部投入不足的“负债”——这也是要“公平”,对不同区域的公平。

不用怀疑这一点,中国人创造能力并不差。最近开始逐步出现科技的新进展,都表明转型在踏踏实实的进行。当中国在产业链上提升一个档次后,当政府开始实行各种公平分配的政策时,国家将在这种渐次地转变中逐步走向一种新的道德体系,它是以新的生产力为依托的。

想写的还有一些,但是限于能力不足,还是先发一部分,在砖头飞舞中,在不同的争辩中寻找灵感吧。

本文内容于 2011/1/7 17:05:02 被ping87387972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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