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取10倍之敌:92岁远征军老兵口述解救7000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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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取10倍之敌:92岁远征军老兵口述解救7000英军

92岁的郑子煊和9岁的重曾外孙何长世。(摄影:朱春先)


本文摘自:湖南广播电视台《法制周报》,作者:朱春先,原题:《赴缅作战打败10倍于己的日军翻越野人山随部队在广州受降:远征军老兵口述解救七千英军传奇战事》


2010年11月29日,湖南资兴市兴宁镇欧王街的一栋极为简朴的居民楼里,92岁的郑子煊端正地坐在木制沙发上,9岁的曾外孙何长世将一支香蕉递到老人手上,大女儿郑桂春在里屋张罗着一大家子的午餐。


这是一幅令人心动的天伦之乐的现实图景。


出生于1919年的郑子煊,一共育有九个女儿,个个生得标致体面,九朵金花的郑家,曾在女儿们如花似玉的年代,被前来相亲的人踏破门槛,至今,仍在当地传为美谈。


最大的女儿出生于1949年,最小的出生于1970年。目前,已有多个女儿退休。


郑的老伴是东北吉林人,是郑子煊在东北随部队起义后在当地找的。此前,郑已有了十年从军经历,其中,有七年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的,先后随部队辗转湖南、贵州、云南、印缅,并在密支那布袭击战中深受重伤。


尽管已是冬天,说到战争中受伤一役时,老人仍执意撩起衣襟,一定要让记者对着他的伤口拍照。


“这是鬼子留在我身上的印记,一辈子也没有消去,一辈子也不会忘。”老人说。


在岳麓山下整编


1919年7月,资兴兴宁镇欧王街上的一户普通人家添了新丁。由于家贫,这个取名子煊的郑家少年,七八岁时就随父亲上山砍柴,母亲虽是文明脚(因封建时代妇女普遍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裹了小脚,文明脚即指当时妇女缠过而又放开的脚),但为了生活,也只能每天外出帮人家洗衣服。


在女儿郑阳春的帮助下,郑子煊非常清晰地回忆起了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些事情。老人说,1928年,当他还只有9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当地的童子团,此后在乡人的带领下,他先后进入本地最有名的明心楼、合作楼、景兴楼等餐馆当跑堂。


1936年,郑子煊满17岁,这一年,他第一次走进了学校的大门,成为当地年龄最大的小学生。2年后,在结束了这段短暂的学习历程后,按当时三丁抽一的规定,被抽去参军。


“当时,上面下令抽调壮丁,而我正值壮年;虽然我读书不多,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我是知道的;另外一个现实的原因是,当时,我家里经济条件很困难,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当财政局‘湘岸税警’到县里要兵的时候,我就去报了名。”


郑子煊为了证实自己入伍时的情况,郑重地提出,当时负责招录他的“湘岸税警”负责人是郑广立(音)。


不久,包括郑子煊在内的新兵来到长沙油铺街入伍,编队后开往宝庆(今邵阳)进行新兵集训。


1938年3月,集训完毕的新兵开往长沙,驻防岳麓山下的清华大学。


需要交代的一个背景是,随着日军对我国东北、华北的入侵,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著名学府纷纷内迁,1937年11月1日,由三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在岳麓山下开学。但仅一个月后,日军沿长江一线逼近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南迁至昆明,这就是抗战时期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郑子煊说,他们从宝庆来到长沙后,便在这里接受整编,部队番号定名为财政部盐务总局缉私部队(以下简称缉私部队),“我被编入第一大队二中队四连一等列兵,至今我还记得我们的大队长是贾幼慧,营长李希罕,连长于凯南,总团长孙立人。”


参与解救英军7000人的战斗


在部队整编期间,日军27架飞机侵临长沙上空,轰炸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图书馆。


“为了部队安全起见,上面决定,部队移防湘西。”郑子煊说,1939年,缉私部队驻绥靖车站继续训练,不久后,又转移至贵阳的牛场训练。“这个时候,我被调入都匀官兵教练所,被分配在军事二队第四学期学习训练,队长胡縨,副队长杨建坤。”


1940年,学习结束后,郑子煊再次回到连队,升为下士,任小炮班教育班长,这个时候,其所在的部队番号改为税警总团。次年,郑子煊调特务团第十连任中士班长,不久后,又升任上士班长、副排长等职。同年,税警总团改编为38师,孙立人任师长。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接到上级命令,要调往云南,准备赴缅甸参加远征作战。”


1942年4月,38师调往缅甸。



4月14日,英军步兵第一师及装甲第7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弹尽粮缺,陷于绝境。孙立人受命解救英军。4月19日,被日军围困的7000英军以及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00余人被成功解救。(孙立人将军因此被英王乔治六世授予大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美国罗斯福总统亦授予他丰功勋章。记者注)


对于这一段已经写入二战历史典籍的著名战事,作为亲历者,郑子煊的描述,在69年后的今天听来,显得更为生动。


“英军发电报给我们师长,问能不能在三天之内将他们解救出来,电报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如果三天之内不能解救,他们只能选择投降。”郑子煊说,“当时,师长就回了英军的电报,称在明天拂晓之前,一定将他们解救出来。”


“当时日军是我们的10倍,强攻肯定不行,只能巧取。”郑子煊回忆说,师长让部队所有官兵、包括伙夫、文书在内,三个人一组,在敌人的阵地周围放火,结果漫山遍野都是冲天的火光,日军根本不知道来了多少援军,一下子就乱了阵脚。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战士已经摸到日军的炮兵营里,用手榴弹和冲锋枪一顿猛打。那些炮兵连开炮的机会都没有,就丢了器械逃跑。”


“当时,参与围攻日军阵地的共有700余人”,郑子煊回忆说,他当时就在这700余人中,“用所有机关枪对准目标阵地一齐开火,一下子就把日军打垮了。”


“尽管日军随后派了一个大队来增援,但此刻日军已是兵败如山倒,来增援的那个大队,很快也被打垮了,远征军就此攻克了仁安羌。”


野人山里的传奇经历


在郑子煊的远征军经历中,有这样几件事情深深地刻入了他的脑海中,至今依然十分清晰。


第一件,自然要数他从军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受伤经历。


“在于班战役,由于是在原始森林里作战,敌人飞过来的炮弹根本看不见,但爆炸之后弹片就扎到腿肚上了。”郑子煊说,正在作战时,他突然被炮弹击中腿部,当即不省人事,当他醒来时,已在医院里,这次受伤让其在医院躺了半年。伤愈之后,他又回到了战场。


“很多战友在那里丢下了性命,我却有幸捡回了一条命。”郑子煊说。


还有一次,郑子煊参与一次突袭战,赶跑了日军将领田中新一。


“那一次,天还没有亮,我们的飞机装了一个班的兵力,运到阵地的山头上,进行突攻,日军将领田中新一仓皇而逃,甚至连他的官印都来不及拿,丢在了阵地上,被我们的人检到。”


野人山的蚂蝗,也是让郑子煊至今不能忘记的天敌。


“野人山虽然不是中国领土,但这里的人,据说都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征战西南时期留下的部队的后裔。”郑子煊说,野人山山高林密,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你就是把靴子扎得再紧,壮硕的蚂蝗也能钻进去,一觉醒来,蚂蝗都胀死了。那里的蚊子特别大,被蚊子咬过后就会发烧。都是毒蚊子。”


很多士兵没有被敌人打垮,却死于吸血的蚂蝗和毒蚊子。


在讲述当年发生的那些历史细节时,郑子煊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情,让人肃然起敬。


“有一次,有几个日本兵到我们的战壕里来摸哨,前面几个都被我们的战友发现并消灭了。当最后一个摸到一个来自四川的老兵跟前时,这个老兵用机枪托把他砸伤,并一把揪住他,将他的舌头猛地从口腔中揪了出来,鬼子当场气绝身亡,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战友练过武术,有一身好功夫,肉搏战,鬼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在缅甸战场,敌军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不少来自汪精卫集团的伪军。”郑子煊说,由于事先不知道这一情况,远征军为此还遭遇了暗算。


“有一次,我们抓到了一批‘日本兵’。他们被抓后,不停地求饶,说的是中国话。我们当时以为他们是中国难民,就放了他们,没有想到,一转身,他们就端起机枪从后面扫射。我们死了不少人。”


“后来,我们就问他们,你们是中国人,为什么帮日本人打中国人?细问之下,才知道,这是一批来自汪精卫集团的伪军官兵,他们自称,家里的亲人都被扣押了,不来不行。”


“这些伪军官兵虽然受迫而来,出于愧疚,他们在后来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丢了一些信号给中国军人。”郑子煊说。


1945,郑子煊结束了在远征军的战斗生涯,乘飞机至昆明,后又转道南宁准备向海南进发。就在这时,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其所在的部队奉命前往广州受降。


1948年8月,郑子煊所在部队(司令郑洞国,军长李鸿)在东北起义。根据当时的规定,起义官兵可以选择加入解放军,也可以选择就地转业安置。郑子煊在永昌路派出所落户安家,随后进入土建公司工作,1951年转回原籍资兴县欧王街。


老人现在生活起居颇有规律,身体健朗。九个女儿所传后代已达数十人,每逢年节,欧王街上的郑宅里,欢声笑语不断。当地一些志愿者也不时前来看望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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