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中华文明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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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谈谈对中华文明的再认识 流波 对中华文明的再认识,就是要彻底驱散“西方中心论”的历史阴霾和剔除长期以来沉积在人们心理的殖民残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审视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这不仅是二十一世纪我国一项重大的历史课题 ,也是我国思想界、教育界的一项紧迫任务。对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进行正确的定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动力进而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根本走向这样的大问题。我们今天对自己伟大民族和文明的认识仍停留在“四大文明古国”、“四大发明”这一基本定式上,

谈谈对中华文明的再认识


流波


对中华文明的再认识,就是要彻底驱散“西方中心论”的历史阴霾和剔除长期以来沉积在人们心理的殖民残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审视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这不仅是二十一世纪我国一项重大的历史课题 ,也是我国思想界、教育界的一项紧迫任务。对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进行正确的定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动力进而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根本走向这样的大问题。我们今天对自己伟大民族和文明的认识仍停留在“四大文明古国”、“四大发明”这一基本定式上,就是这一基本认识也被强大的思想误流湮灭得有综无影,从而形成了一种对中华文明莫大的社会误识:是中华传统文明,特别是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阻碍着中国近代的发展、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这里,几千年民族辉煌的表层被一百多年来的民族耻辱锈化得斑驳就离,以至于民族的、爱国的精神长城是那样的易坍易塌,而殖民的、“西化”的理论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误区,清醒认识到在这种思想观和理论观支配下所形成的长期以来对我中华文明的藐视和轻描淡写,深刻反省我们自己对伟大文明的漫不经心或还冷嘲热讽甚至是彻底的虚无!中华文明只有“五千年”吗?中华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古国之四的位置是公正的吗?还是让我们打开人类长河的闸门,仰看中华文明之光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


历史当然不能重复、也不能“复制”,但历史就“埋”在我们的脚下、“散落”于民间、“粘贴”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我们的工作就是要透过历史的层层迷雾使我们对文明的认识尽量向历史的真本靠拢。对中华文明来说 ,“西方”的有意或无意的曲解是次要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对伟大文明缺乏根本的认识和真实的了解,这才是历史的悲哀!从现今考古史料中,我们可随便采撷几个实例以之绳证: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2.25万~1.85万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发现了目前人类最早的栽培稻、最早的陶器和人工编织物等;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距今1.2万~0.8万年,洞中发现的水稻硅质体,是迄今为止岭南地区最早的水稻遗存,首次将岭南地区稻作遗存的年代前推至距今1.2万年前;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野生稻和栽培稻遗存,距今1.13万~0.9万年,两处遗址分别处在两个小山包上,直线距离只有800米,仙人洞是原始部落的主要居住场所,吊桶环则成为临时性的屠宰场所和稻谷收割后的打谷场,烧制出的陶器已带条纹和绳纹;浙江上山遗址位于浙中盆地,四周平坦开阔,遗址发现了上万年的陶器和栽培稻,与长江中游发现的上万年的农耕水稻遗址多为洞穴和山地类型有所不同,体现了农耕文明从长江中游向下游周边扩散的趋势。而上万年前的印度、两河流域、埃及都还基本处于蛮荒阶段。再列举几个例子:公元前6680—642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古文化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和石刻文已初具殷墟甲骨文之雏形,比之古埃及、巴比伦的象形文字早出了约4000多年;河南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前的骨笛,多为七孔,具备音阶结构;公元前6100——56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发现窖穴达88个之多,储藏粟的总量约10万余斤之多;中国玉器业的发展早在8000年前就基本成熟,独树一帜;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已中充分显示了中华先民纺织业的发达,中国丝织物后来成为古代文明史上横贯中西最为耀眼的彩带;江苏金坛三星村石钺的出土说明了6500年前以有了常备军;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奴隶殉葬,反映了制历权(社会政权)的形成和神权的高度集中;湖南澧县古城墙的发掘证实我国6000多年前就有了城墙的建造和城市的出现;天文历法独领风骚,七日星期制的使用远远早于犹太人”、“巴比伦人”2000年;牛河梁遗址南部的“金字塔式巨型建筑规模宏伟,堪匹千余年后的古埃及金字塔 地(1)这些伟大的历史因考古的发现而与被我们当着神话讲了几千年的“三皇五帝”史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华近万年的国家文明史的面目显露端倪。中华文明是上下各五千年而非上下共计五千年,中华文明是“一万年”!伟大的史学研究者——《三皇五帝史断代》的作者董立章先生“挺奋进之孤师,付十数年之功力”,通过考古学、古文献学、考古年代学、古天文学、古气候学气象学等的综合研究,得出了惊人的历史结论:随着以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为基础的华胥氏超级部落联盟(已具半国家性质)势力的渐衰,而发源于湘江流域后逐渐东进的伏羲部落,与东夷女娲部落联盟后形成巨大族团,大规模从山东、江浙西进北进,于公元前5341年统一中原,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中华伏羲奴隶制国家诞生了。它西起关陇,东致大海,南括长江中下游,北越燕山而跨蒙辽,其辽阔版图为一千五百年、二千年后的古埃及、古巴比伦所无法企及(2)。壮哉!从公元前5341年伏羲奴隶制王朝的建立到公元前1046年最后一个奴隶制王朝——商朝的灭亡,莽莽苍苍3000年,期间主要经历了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挚、唐、虞、夏、商等十个朝代,主要大事纪有:公元前4130—4082年共工称霸九州;公元前3707年涿鹿之战;公元前3007—2902年九黎之乱;公元前2780年统一四川;公元前2220—2150年鲧、大禹治水;公元前1930年统一巴蜀;公元前1520年小甲统一川陕(3)。就这样,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犹如人类历史的火车头,执人类文明之牛耳呼啸向前,到公元前11——8世纪,已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文明而跨入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封建领主制的国家——西周而雄居于世。经春秋战国——人类文明史上最具改革与活力时代文化的大积累,到秦皇汉武——统天下而修法度,外击强奴内举经济,使得强大封建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所形成的综合实力雄浑无比,化解了来自中亚、西亚凶悍蛮族的进攻并将其大部融化,避免了诸如古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极早就被游牧蛮族灭亡的命运。此后的中国历史,无论是“分久必合”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还是“合久必分”的封建统一大帝国,中华文明始终以其无可替代的先进性和独特性,逶迤磅礴至人类发展的近代前夕。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所著的《大国的兴衰》一书提供了1750—1900年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在世界总量(100)中的相对份额的数据:1750年,中国占32.8%,欧洲占23.2%,美国占0.1%,日本占3.8%;1800年,中国占33.3%,欧洲战28.1%,美国占0.8%,日本占3.5%;1830年,中国占29.8%,欧洲占34.2%,美国占2.4%,日本占2.8%;1860年,中国占19.7%,欧洲占53.2%,美国占7.2%,日本占2.6%;1880年,中国占12.5%,欧洲占61.3%,美国占14.7%,日本占2.4%;1900年,中国占6.2%,欧洲占62.0%,美国占23.6%,日本占2.4%(4)。虽然从这个数据看出了中华大国近代以来的逐步衰落,同时也看出了中华经济曾经在世界经济史上占有多么举足轻重的地位。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大多数岁月里,中国的综合国力雄超于世,国民生活水平位居世界之首。又是中华科技特别是“四大发明”彻底改变了欧洲进而整个人类近代的历史进程。所以说,不是中华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古国之首还是之尾的问题,而是中华文明远远地走在世界其它文明的前列且自文明发祥以来从未间断延续至今。


中华文明之所以有如此辉煌不败的历史,究其因,第一,自中华文明发祥以来不仅抵制住了“蛮族”的武暴进攻,而且能化腐朽为神奇,化野蛮为动力,同化蛮夷戎狄,吸纳百川成一海,从而增强了民族的机体,避免了同古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同样的命运。第二,中华文明极少受到宗教的窒息。无论是中华本土的道教还是外来影响深远的佛教,其主体作用主要是为中华文明的民间文化增光添彩。不似欧洲,***束缚麻醉达千年;更不似印度,宗教的不良作用从古至今。第三,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无疑是人类文化中最优秀的文化之一。而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汉字,从甲骨文开始,就已具备“六书”,即象形、指示、会意、假借、形声、转注,可以想象,汉字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语言载体,不说它有多么悠久、丰富、博采、蓄炼、艺术,单就它给人以联想灵感、启迪而言,就足够了。


当然,我们决忘不了近代以来这场血与火的“洗礼”。正当中国的大清皇帝们还沉浸在“中国”、世界“中央之国”的历史陶醉之中时,西欧通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宗教改革”、“农民起义”等一系列的变革,彻底砸碎了近千年来农奴式的封建割据统治和近乎窒息的宗教桎梏,向着近代文明的曙光迅跑。经过二百来年的殖民扩张和掠夺,非洲成了贩卖与屠戮黑人的屠宰场;美洲文明的创造者(实际上也是中华先民的支系)被屠至殆尽;印度与东南亚被掠夺得千疮百孔;最后,中央之国也成为了“东亚病夫”。这样,西方成了人类文明的“主宰”,西方人成了“上帝的骄子”,全球的“西化”之风从此地弥漫开来。今天人们盲目的崇洋迷洋心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是近代以来西方在经济、科技等方面还远远地走在前面这样的客观现实和西方不断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西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对自己伟大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中所应有的崇高地位缺乏根本认识甚至漠视的恶果。一些“西方中心论”者不是对我中华文明史有无3000千年都还持着怀疑态度吗?中国今天的大部份上古史学家们不是还在为中华文明是否有5000年做着辛勤的历史鉴证吗?今天的大学生们对着“千年论坛”上的历史演讲者大声的询问:古希腊、罗马和古埃及、巴比伦及印度文明都还各有各的伟大和长处,唯有中华文明除了打造中国妇女的两只小脚外还有什么别的长处吗?这就是今天中国很大一部分青年、学子对自己伟大文明的认识?!你说是幸还是悲?!难怪今天的殖民文化不仅大有市场,理论上还不断创新有了新的“突破”,什么“鸦片战争提出了中国近代化的任务,所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不能反对,甚至还要欢迎”,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更有甚者大呼“只有当殖民地三百年才能实现现代化”,多么荒谬绝伦的论调却影响着不少年轻人,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还不应该敲响起警钟吗!?


当然,我们应当好好分析中国近代为什么落伍的原因,落伍后在一个相当的时期里又为什么没有赶上直至成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等等。这还得要从当时的大环境大历史背景说起。国际上,一是欧洲在沉寂了近千年后所暴发出的无穷能量,这股能量带着人性的野蛮与扩张,就象一条饿极了的猛兽冲出了牢笼,它虎视眈眈,用古希腊罗马精神武装头脑,以中华科技文明为先导,带着吞食全球的欲望,追踪着阿拉伯人的退迹,拉起海盗式的风帆,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掠夺与殖民:非洲成了贩运黑人的奴隶场,广大黑人被当做畜牲般捕捉枪杀;美洲的原有居民(实为中华先民的支系)印弟安人被驱逐屠戳,惨绝人寰;印度、东南亚诸国已被搜括的遍体粼伤。二是西欧借鉴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华“四大发明”彻底改变了西方的社会结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工业革命使欧洲向着人类近代文明迅跑,这为欧洲能最后掠击自人类文明以来一直执文明牛耳于前的中华大国奠定了经济的军事的基础。三是美国独立后的迅速崛起,俄罗斯由蒙古金帐汉国下的莫斯科公国成倍的扩张开来,日本因“明治维新”的成功而由被殖民者激速发展成张狂的国家,这几个掠夺成性的帝国的形成,从国际背景说来,中华大国的厄运是在劫难逃了。国内,从表象上看,到17、18世纪,中国经济还是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甚至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与西方的对外贸易交往中,还基本是中国产品输入它国的占绝大部分,西方却还拿不出象模象样的中国比较需要的东西输送到中国来,于是英国就从印度偷运来鸦片,林则徐禁烟,才导致了中英鸦片战争。其次,由于国内的农民起义和民族战争而形成满清入主中原,这是导致中国近代最终走向落后的内质原因。这个意思并非说因为建立了满清国家政权就一定会导致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而是说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满清国家政权的建立更容易形成中国走向落后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其一,正当欧洲资本主义滚滚向前之时,中国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诱发了满清入关,这种农民起义与民族战争不似欧洲近代的农民起义旨在彻底摧毁西欧旧的农奴式的封建割据和黑暗的宗教窒息社会,而在于推翻一个旧的封建政权后又建立一个几乎相似的封建政权,而且这个政权的建立是由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来完成,其艰巨性、危害性和破坏性更大是显而易见的。清军对当时世界上最美丽繁华的苏州城的毁坏性攻击就是其典型一例。其二,由于满族在各方面相对的落后,入主中原后对汉文化的崇拜,势必进一步掩盖中华大国相对后发起来的欧洲发展有所停滞的内质,使中国进一步沉浸在“世界中央”之国的自豪之中。康熙大帝比俄国的“秦始皇”彼得大帝大约4岁,而彼得能化妆到西欧考查并高价买回工程师,但要求康熙有同样的举止却不现实。其三,满清遗老是近代改革图强的伴脚石。浸润着中华文化同样被殖民奴役着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殖民扩张之路,并最终成为伤害中华民族最为惨烈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以失败而告终,最主要原因是满清政府的大部分人尤其是遗老们认为这种变革首先就是针对满清而来,就当然要以全力进行阻挠与破坏。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李自成个人的悲剧造成了中华民族近代的整体悲剧。后来,又有多少中华仁人志士为国图强奋发,最后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貌才为之一新。毛泽东主席总结这段历史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5)“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6)


今天,中华民族已昂首迈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必将彻底洗刷近代以来因落伍惨遭蹂躏的种种耻辱,用人类第一族的气魄、人类第一族的自豪、人类第一族的精神高筑起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长城!


(1)(2)(3)(见《三皇五帝史断代》,董立章著,暨南大学出版社,第33页,第372、378页, 第401页。)

(4)(参见《回眸:共和国的50年》,司维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57、558页)

(5)(6)(见《毛泽东选集》,第1359页、1362页)


2011年1月6日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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