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訢与慈禧叔嫂夺权后为何共创“一国两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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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故事,至今仍然被如此演绎着。中国人很多时候都愿意用这样家长里短的平民心态和八卦视角,来观察那些曾经不可望、更不可及的伟大人物们,以便在艰难尘世中自我宽慰:彼此彼此,无非如此。 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任何八卦,自然于史无征,甚至连那传诵得更为广泛的慈禧太后与荣禄的地下恋情,也只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后,为了鼓动华侨们捐出自己的血汗钱,而炮制出来的唐人街街头肥皂剧,被英国的无良记者和文人加工后(即所谓的《慈禧外纪》),成了海内外推崇半个多世纪的“信史”。 即使在入关时豪放不羁的满人,

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故事,至今仍然被如此演绎着。中国人很多时候都愿意用这样家长里短的平民心态和八卦视角,来观察那些曾经不可望、更不可及的伟大人物们,以便在艰难尘世中自我宽慰:彼此彼此,无非如此。

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任何八卦,自然于史无征,甚至连那传诵得更为广泛的慈禧太后与荣禄的地下恋情,也只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后,为了鼓动华侨们捐出自己的血汗钱,而炮制出来的唐人街街头肥皂剧,被英国的无良记者和文人加工后(即所谓的《慈禧外纪》),成了海内外推崇半个多世纪的“信史”。

即使在入关时豪放不羁的满人,在执政者的位置上坐了200多年后,于礼教这一基本原则,甚至比汉人还能严防死守。当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与世长辞时,慈禧太后还只是个26岁的“二奶”,作为“大婆”的慈安太后,比她更小,年仅24岁,正是流年不利的本命年。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刚刚处理完了与英法联军的艰难谈判,英法不仅撤军,而且转过身来协助大清中央镇压太平天国。恭亲王成为国际舞台瞩目的政治新星,此时,他也只是个28岁的青年干部。恭亲王赶往热河奔丧,想向两位寡嫂见面请安,起初遭到“八人帮”拒绝,理由就是叔嫂私唔,不合礼法。14年后(1875年),同治皇帝过世,他的皇后随即自尽,尽管对其死因有很多猜想,但毫无疑问的是,她立即被中央宣扬为道德模范,树立了有史以来级别最高的贞节牌坊。

恭亲王与两位寡嫂之间的共同之处,关键就是两点:一、深感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日益跋扈,贵为太后和亲王,却毫无尊严与权威;二、他们都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深信世界归根到底是属于自己的,如果不能犯难一搏,今后的漫长人生都将在“八人帮”的阴影下度过。

在打倒“八人帮”的辛酉政变(也称祺祥政变)中,除了主流观点强调的各种利益团体的博弈和斗争外,作为政变发动方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他们那飞扬的青春,无疑是难以忽视的因素。正是这种朝气,形成了他们冒险一搏的勇气,也奠定了之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基调。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这次政变的尖刀,对45岁的肃顺和54岁的端华实行外科手术般“精确打击”的,正是时年21岁的醇亲王奕譞(光绪之父、宣统之祖父)。或许,这不只是两个利益团体的搏杀,也是两个时代的格斗。

野史记载,肃顺在临刑前,引唐代杜牧的诗句作为绝笔:“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雀深宫锁二乔”(七绝《赤壁》),此事果然为真,则“周郎”、“铜雀台”、“二乔”的矛头所指,很值得玩味。而高阳在他那著名的小说《慈禧全传》中,更是绘声绘色地记载道,肃顺在死前跳脚大骂:“恭六,兰儿!你们叔嫂狼狈为奸,干的好事!你们要遭天谴!” 凡此种种,皆给热衷阴谋论、酷爱八卦的看客们,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年轻的叔嫂联手夺得了政权,但在制度设计上却犯了难。

合法掌握着最高权力的,是年仅6岁的同治皇帝,他需要辅政者乃至摄政者。而合法掌握辅政权乃至摄政权的“八人帮”,却已经被打倒,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面对这种局面,叔嫂们创造性地进行了一场涉及根本的******: “一国两制”,即太后的“垂帘听政”制度,与恭亲王的“亲王辅政”制度同时并存。

这两种制度,虽然史有先例,但都是权宜之策,并不符合大清“祖制”,更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防止君权旁落的基本准则。自古以来,后宫、外戚干政都是正统朝廷所不容许的,而且,“垂帘听政”很容易激发人们对武则天称帝的无限遐想。至于历史上的“亲王辅政”,大多都演变成为篡位的悲剧,在通往最高权力的台阶上,这些血缘高贵得离帝座只有一屁股之遥的亲王们,其实是睡在身边的、最为危险的政敌。

在大清国的现实条件下,“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成为唯一的选项,而且,为了防止出现武则天或多尔衮,这两种体制必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这种“叔嫂共和”的权力格局,在清初的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搭档中,已经做过试点,积累了实践经验。但在那个年代,孝庄的权威远不如多尔衮,实际上还是“亲王辅政”一头独大,只是因为多尔衮或出于政治觉悟或出于伟大爱情,才保住了顺治小皇帝的皇位传承。但已经无限接近于最高权力的多尔衮,最后还是没能逃脱“老二”们惯常的下场:身败名裂。

如今,两宫太后既不如孝庄那般具有运筹帷幄的能力,恭亲王也没有多尔衮那样一句顶一万句的威望,实力对等的前提下,真正的权力分享与制衡便得以成型,并且日益固化为“一国两制”,成为大清国“晚年”的主旋律。即使在恭亲王被贬的“甲申易枢”(1884年)中,也并没有出现后世主流史家所说的太后专政局面,无非以醇亲王奕譞顶替了恭亲王奕,依然是亲王辅政。到了宣统朝,则形成了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的“叔嫂共和”局面。纵观清史,孝庄太后/多尔衮、慈禧太后/恭亲王奕、慈禧太后/醇亲王奕譞、隆裕太后/醇亲王载沣,成为四组“叔嫂共和”的搭档。

这种“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不仅形成了皇族与外戚之间的微妙平衡,并且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中,维持和保障了领导阶层的“圈内民主”,为保持中央政权的基本稳定、凝聚作为统治基础的满清贵族,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从此之后,大清中央核心虽有权力斗争,但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并不多,所谓的“洋务派”、“保守派”、“清流派”,其争斗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权力的分配、改革的节奏、力度、尺度上。除了在戊戌变法/政变、义和团/八国联军时期之外,高层的人事更替,很少带来政策的急转弯,新的领导班子往往萧规曹随,以渐进改革为基调的政策贯穿始终,令大清王朝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在同治、光绪和宣统三任小皇帝手上,依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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