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

daetncgoanvj 收藏 2 12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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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国共内战的转折点在哪里》和《毛泽东是怎样忽悠得马歇尔晕头转向》等文章中,就国民党在内战时期,在军事上的一系列失着导致优劣易位强弱转手做了一些探讨。然而,正象西方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象列宁所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要真正探讨国民党在短短三年内,就从拥有绝对经济和军事优势,又具有正统地位的优势一方迅速落败,并逃亡台湾,偏安一隅,还得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加以探索。

从政治上讲,国民党最大的问题是未来得及制度创新,因而在统治的合法性上遭遇严重质疑和不信任。中国是在庞大的人口压力和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政治衰败和国家四分五裂的背景下开始现代化起步的。南京政权面临来自外国列强、地方势力和民间社会三方面挑战,来不及实现制度创新,厉行政治、经济、农村等各方面改革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愿望和要求,只得向专制体制回归;于是丧失现代化导向,不但无法化解抗战胜利后的参与爆炸危机,反而发生合法性危机,最终被以中共为代表的自下而上兴起的革命力量击败。南京政府对社会的抽取超过了社会可资抽取资源的限度,引发社会对抗;政府在集权的同时不向社会尽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也无力通过制度创新完成变革,结果丧失政治转型的历史机遇,失去合法性基础。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国民党一直处于“民主无量,独裁无胆”,不三不四的尴尬局面。 从政治理念上说,蒋一方面受三民主义和美国自由宪政体制的约束,在抗战胜利之后,蒋为牢拢美国,更是加速使中国向自由宪政民主的方向走,基本在中国尝试实践了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新闻自由化;但另一方面,蒋介石又不舍传统的威权思想,强调以蒋介石为核心,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传统政治色彩,高度集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以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社会发展。在这方面,蒋更多地继承了儒家传统,他常说的是“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于是呈现出一种非驴非马两不靠谱的形势。结果是,农民自然对他的西式民主不感兴趣,知识分子又对他的中式独裁愤恨有加。国民党内部更是派系之争公开化、激烈化,敌对势力却可凭借宪政制度大力发展第五纵队。反之,中共虽然在国统媒体大力宣扬宪政自由,而他自己实施的却是一元化的、彻头彻尾的独裁制度,它很早就授于了毛的大事独裁的权力,这套制度动员资源的效率奇高,防范间谍本领奇强,几乎可以水泼不进。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蒋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都比毛高明,但战争年代却恰恰是劣势。从对传统治国理念的继承上来说,蒋更多地继承了儒家传统,他常说的是“礼义廉耻,四维八德”,而毛更多地继承了法家传统,他自承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从中国的历史看,两种政治势力争竞的时候总是法家战胜儒家,原因就在于法家可以为争胜牺牲一切,而儒家却是做不到的。

思想上的不统一,加之国民党军架子大,但是真正国民党能控制的嫡系不多,很多都是收编来了。造成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加上不重视政工建设,越到后面越是一盘散沙。解放军不同,大多数都是自身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加上强调党指挥枪,强调政工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所以即使到解放战争后期,百万大军指挥还是伸缩自如。反观国民党军队就不行,内部纷争从头到尾就没停过可能有人认为蒋在战略上不如毛,其实只要仔细去了解一下史实就会发现蒋的战略才能决不在毛之下。蒋实质上比毛更早了解到了东北的重要性,他在外蒙的让步就是为换来对东北的控制,当东北形势逆转之后他早就提出要从关外撤军却被卫立煌和东北国大搅黄,当林彪从关外进军之时,他早就建议傅作义退保江南,无奈傅就是不听;当淮海大决战之时他调动不了华中的白崇禧集团,更要命的是:最后杂牌军大多投共,血战到底的只能蒋的嫡系。

就经济而言,财政经济的总崩溃导是致南京政权的败亡的根本原因。日本刚宣布投降,国民党要员就借收复之机大捞一把.他们不顾法规,原则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给收复区工商业带来了新的一轮浩劫.军统局实际负责人戴笠擅令“忠义救国军”进入上海围缴日军枪械,造成很大混乱,甚至蒋介石也不得不加以“严词斥责”!上海是重点接收区,也是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蒋介石派嫡系汤恩伯前去负责接收,汤与日伪方面合作融洽,对此,侵华日军总司令十分满意。但汤的第三方面军却为争相接收一所日人俱乐部,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互相开枪射击,死伤多人。俱乐部如此,各类工商企业就更不在话下了:政府各部门在接收中同样争先恐后,互不相让,对于同一接收对象“一接再接,甚至三接四接”的现象到处发生。如华北“各地之产业物资先由地方机关接收,后经中央机关接收,至少经过两道手续,甚或先由私人接收,再经地方机关接收,或先由中央军事或其它机关接收,再经主管机关接收……接收之次数愈多,物资走漏愈多,产生损失亦愈大”。官员们乘机作弊,千方百计将沦陷区资产化归私有。抢住房、抢汽车、抢物品、抢钱财的现象随处可见。如海军总司令部派至天津的接收大员刘乃沂上校,不到半年成为巨富,“有大小别墅五六处,姨太太五六个,汽车数辆,金条数百,珍珠数百。成为当时接收中的一大丑闻”。又如列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序列的94军军长牟廷芳在天津私吞敌伪物资价值两千万元。国民党上海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私吞房舍一千余栋,汽车八九百辆,黄金万余条,还有珠宝无数。上海市长钱大钧则私卖敌伪物资四十二亿元。胜利者的接收,就这样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如此浩劫,使得沦陷区工商业元气大伤,奄奄一息。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从此失去工商业对他们的支持,企业家和商人转而同情共产党。

而在接受美援方面,也因为官员的贪污而使美国对国民党政权渐渐失去信心,不愿帮助。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蒋中正始终没有好感,而且对美国的援助遭严重亏空以及美国国会和联邦调查局注意到孔宋两家不正常的敛财手法而十分不满。美国作家默尔•米勒有一次采访杜鲁门总统,杜鲁门就气得大骂地说:“他们(国民党)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以及就在这里,纽约的房地产。”杜鲁门77岁高龄接受采访时,提起蒋,仍然怒火中烧:“我从来没有改变我对蒋他们那帮人的看法。他们个个都他妈的该进监狱!如果我活着看到他们锒铛入狱的那一天,我将很高兴。”后期的金圆券政策更是竭泽而渔,彻底失去了一个统治政权的合法性。

总而言之,国民党在在政治方面,未能整合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反而疏远了部分中间力量;在经济方面,未能控制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经济重建步履蹒跚;在社会方面,未能有效因应各种矛盾,致使学潮频起、社会动荡、民众不满;在外交方面,对美对苏外交均无重大突破,国际支援不及其预期;在其党内,重重矛盾与派系纷争不断激化。此等颇具戏剧性之情势发展,反映出战后中国政治社会形势演变转换之急速,大大出乎国民党原先之预料,引起了国民党内部深重的危机感。再加上军事上错着连连,为敌所乘,所有这些因素既推动国统区民众起而为生存斗争,也加剧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矛盾的激化和军事与政治的危机,导致南京政权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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