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正史”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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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正史”发展脉络概知 正史一指《史记》﹑《汉书》等以帝王本纪为纲并且由宫廷史官记录的有别于民间野史的中国纪传体史书。清乾隆年间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又增《新元史》,合称二十五史。 二有以纪传﹑编年二体并称正史之说。参见《明史.艺文志》。我秉持以上两种观点。 “正史”源头可以追溯到秦汉史学,司马迁著《史记》,开创纪传体通史,班固著《汉书》,首创纪传体断代史,最早的东汉史《东观汉纪》和最早的编年体皇朝史《汉纪》也为“正史”的创建做出了贡献。魏应麒在其《中国史学史》一书中云:“纪传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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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史”发展脉络概知

正史一指《史记》﹑《汉书》等以帝王本纪为纲并且由宫廷史官记录的有别于民间野史的中国纪传体史书。清乾隆年间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又增《新元史》,合称二十五史。 二有以纪传﹑编年二体并称正史之说。参见《明史.艺文志》。我秉持以上两种观点。

“正史”源头可以追溯到秦汉史学,司马迁著《史记》,开创纪传体通史,班固著《汉书》,首创纪传体断代史,最早的东汉史《东观汉纪》和最早的编年体皇朝史《汉纪》也为“正史”的创建做出了贡献。魏应麒在其《中国史学史》一书中云:“纪传体自《汉书》以后代有作者,相续不断,离之可见一朝之兴废,合之即通今古之沿革。系统自明,叙述自专,而正史之说乃起。正史之说定,而《史汉》之体裁亦借以尊矣。”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略谓“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亦记言行;”“其后陵夷衰乱,史官放绝。”至司马迁作《史记》,班固成《汉书》,“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隋志正史叙》)考察其寓意,有两点:一是以国史为正史,二是正史之体必仿班马。

然而此时正史之名虽然已确立,但正史的数额尚未确定。因此当时凡是拟《史记》《汉书》之体而作的史书,都归于正史。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所列出的正史名目,达数十种,都可以证明。自宋以来,才开始有勘定正史额数举措。纪昀谓“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本,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蒐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篇,与欧阳修并列,共为二十有四。”(《四库提要•史部•正史类叙》)可以从中看出给“正史”定额的变化。纪昀又谓“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蓋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懸诸令典,莫敢私增,所有与稗官野史异也。”(《四库提要•史部•正史类叙》)从中亦可看出正史之地位日益明晰。民国十一年,北京政府又公布柯绍忞《新元史》一种,至此坊间乃有二十五史之名。

正史的范围,仅限于纪传,而不包括编年,刘知几却不如此认为。其著作《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在《古今正史》一篇中,即以《春秋》与《史汉》等书并列,对编年纪传一视同仁,其见解甚卓。然而编年不被列为正史中,也有原因。纪昀认为“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意也”(《四库全书•史部•编年类叙》)解释较明晰,语气也较中肯。

正史之说确立之后,凡是被列为正史之中的书,地位一跃而上。正史内容的编制,皆依据《史记》,由本纪、世家、列传、表和志组成。《汉书》并世家于列传,则本纪、列传、表和志成为一般正史的体制。“《晋书》以下间有载记之目,则仿世家之例。”(语出魏应麒《中国史学史》)“惟纪传易为,而表志难作”(此据江淹语),因此《二十五史》中有很多无表志的著作,而有而不完整的也不少;有志而无表的更多。后世史家又因为正史表志的不完整,加以补作,精详之处有的超过前人。读《二十五史补编》,就可知补史诸家的深厚功力。

二、“正史”的创立——秦汉史学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220),中国历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海内一统”是秦汉时期人们最关注、最重视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并影响着那个时期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史学在“海内一统”的条件下,在先秦史学积累的基础上,有了划时代的发展。作为通史巨著的《史记》的出现,和作为朝代史巨著的《汉书》的出现,把反映中华民族历史面貌和反映皇朝历史面貌结合起来,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史学规模。《史记》、《汉书》被后世列为“正史”之首,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以至于可以这样认为:这个时期的史学的宏伟成就,就是“正史”的创建。在“正史”的创建基础上,《东观汉记》和《汉纪》也各有价值。

(一)司马迁撰《史记》——开创纪传体通史的恢宏气象

时代造就了司马迁;司马迁也以自己的才华、鉴识和毅力所凝结的成果,回报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司马迁(前145年-前87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历史学家。继父志愿,忍辱负重,潜心著书,撰成“史家之绝唱”——《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间亦有称为《太史公记》、《太史公》、《太史记》者至东汉末年荀悦《汉纪》、颖容《春秋释例》乃直称《太史公书》为《史记》,(参见程金造《史记管窥•史记名称解》,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由此相沿至今。《史记》共130篇,52.65万字,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自序》)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史记》乃公开面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人所补,虽不无缺憾,然亦无损全书风貌。

《史记》是我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史学家编写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它的出现,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纪传体史书的发展以至整个史学的发展,都有深刻而长久的影响。作者司马迁在研究古代所有史籍的基础上,吸收了先秦史学的一切成就,创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宏大的、组织完备的新体材——纪传体,从而把我国史学发展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在史学上树立了一块不朽的丰碑。《史记》记事内容,上起传说中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上下三千年的历史,是对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全书用五种体例组织起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12篇,有五帝、夏、殷、周、秦、始皇、项羽、高祖、吕后、文、景、武。主要是用编年的形式,提纲挈领地写出一代大事,并非专门叙述帝王政纪而立。司马迁心目中的本纪,是纲纪天下政治的意思,也就是把当时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的中心人物立为本纪。所以项羽并非皇帝,吕后也非天子,而司马迁都把他们列入本纪。表——10篇,有世表、年表、月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对于那些起过作用而没有立传的人物,“不容尽没”,亦以表载之。所以表是全书的联络和补充。书——8篇,有礼、乐、律、历、天官、河渠、封禅、平准。以叙述社会制度和自然界现象为主体,对礼乐制度、天文、历法、水利、经济、地理、重大祭祀、经济财政、文化等制度的发展和现状加以系统的记述,具有文化史性质,为后来文化典章制度史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世家——30篇,意在记述那些作为王朝或皇朝的“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史事,重在写地方与朝廷的关系及其变化,他与列传不尽相同,往往把某一家族的世代活动也记录下来。列传——70篇,是记载各个世代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各种人物的历史,主要为古往今来,能够“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历史人物立传。这五种体例,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配合,互为补充,从而连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历史上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是强调了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因此,准确地说,《史记》是综合体史书。

这种史体的产生,对后世史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郑樵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异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总序》)。赵翼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十史札记•卷1•各史例目异同》)虽然说不上是史家作史的“极则”,但它直接影响着两千年来“正史”的纂修,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许多史学家编写史书,确实都采用了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史体,并且因为它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被确定为“正史”。

(二)班固著《汉书》——第一部宏伟的皇朝史

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出身于“家有赐书,内足于财”的世代显贵的豪富家庭,并有家学渊源,后史称他“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父死后,为完成父亲的志业,努力修撰《汉书》,历时二十年,基本完成,唯八表和天文志未曾完稿,后由其妹班昭和马续相继补写完成。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也是第一部宏伟的皇朝史,体制全袭《史记》而略有变更,如“书”改为“志”,“世家”并入“列传”,并进一步整理了纪传的体裁。全书由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组成,共一百篇,八十余万字,记载了汉高祖(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计二百三十年的历史,更为完备地保存了一朝一代的历史内容。

《汉书》成就最大之处,就是《汉书》的表、志,其所显示的贯通和博洽及其表现形式比纪、传更为突出。如《汉书》八表对《史记》有关汉代诸表既有继承,又有许多发展。其新创之《外戚恩泽侯表》,是《外戚传》的姊妹篇,它揭示西汉诸后家援引古例而获封侯,以致势力“渐广博矣”,从而违背汉初“无功不侯”的法度,造成外戚在西汉皇朝政治生活中的非常作用。其所增《百官公卿表》,同《史记》的《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有很大不同,是职官制度和职官年表的合璧,也属于《汉书》的新创;其中官制部分,开后代“正史”百官志或职官制的先河。《汉书》还首创《古今人物表》,所列人物,按世代先后和九个等级入表,上起伏羲,下至陈胜、吴广,以接汉代人物。以此弥补皇朝史的局限,并以此“显善昭恶,劝诫后人”。又如《汉书》十志,包含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文艺等。它们对《史记》的八书有继承,也有许多发展和新的创造。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艺文诸志为《汉书》所创。《刑法志》意在说明“刑罚不可废于国”,反映出西汉皇朝统治不断加强国家职能的进程。《五行志》是十志中分量最重,它以大量篇幅记载天象、吉凶,以证“天人之道”;但它也记载了许多有意义的自然现象,具有科学史的价值。《地理志》记述了大一统国家的疆域规模和地理沿革,其序云:“先王之际既运,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这是班固的力作之一。《艺文志》是学术史的专篇,记载了汉皇朝对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校勘、研究的成果以及汉代学者在撰述上的成就,反映出秦、汉两个封建统一王朝在意识形态领域所采取的不同的政策及其不同的后果。只是班固吸收前人刘向、刘歆成果所作,但他把它写入反映皇朝历史的史书,不啻为历史撰述上的卓识。所有这些,对后代“正史”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由于班固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汉朝虽然经历了由西汉到东汉的历史大变革,但总趋势上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还处在巩固和发展时期,班固具有浓厚的皇朝意识和正宗思想。突出表现在,他在撰写《汉书》时,以西汉皇朝兴衰为断限,突出皇朝史的地位,歌颂皇朝的功业和它存在的合理性。《史记》中没有惠帝本纪,班固《汉书》则特为惠帝立纪,从而确立了“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史通•本纪篇》)的性质,由此可见,班固所创立的断代史,完全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这种形式自然很符合封建统治者的胃口,后来各个朝代的“正史”,基本上沿袭了汉书的编撰方法。章学诚对班固断代史有过评论:“迁书一变而为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迁书体圆用神”,“班氏体方用智”,“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见《文史通义》)

尽管如此,由于《汉书》创造了反映一代皇朝史事的历史撰述形式,使之上下洽通、详而有体,由于班固的自觉地皇朝意识和鲜明的正宗思想反映了封建皇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班固《汉书》乃成为历代纪传体皇朝史的楷模,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史学的骨干——“正史”格局形成的标志。

(三)《东观汉纪》和《汉纪》

在“正史”的创立过程中,《东观汉记》和《汉纪》二书,各有其特点和地位。

(1)《东观汉记》——最早的东汉史

《东观汉记》原名《汉记》,因主要撰于皇家藏书处东观,后人乃称为《东观汉记》。这书是纪传体东汉皇朝史,含纪、表、志、传、载记五个部分。原书143卷,记事起至自光武,讫于灵帝,为东汉时人所撰述的本朝史巨著。唐宋以后,逐渐散佚,自元以下,几无完篇传世。清代,有康熙时人姚之骃辑佚本《东观汉记》八卷,乾隆时四库全书馆馆臣辑佚本《东观汉记》二十四卷。今人吴树平在此基础上,披览群籍,增益佚文,标明由来,详为校注,厘为二十二卷,含纪三卷,表、志各一卷,传十五卷,载记一卷,散句一卷,是目前较好的辑本。(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此书原题刘珍等撰。据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考察,此书撰述滥觞于汉明帝时班固等人撰《世祖本纪》及列传、载记28篇;安帝永宁年间,刘珍等奉诏撰“中兴”以下史事,自建武至永初,奠定了此书的规模;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又命边韶等人续补,号曰《汉纪》;灵帝嘉平年间至献帝时,马日碑、蔡邕、杨彪等再次撰补。首尾凡例130年左右乃成,是为东汉一朝几代史家连续撰述的成果。

《东观汉记》体裁上不同于《史记》、《汉书》的地方,是有“载记”一目,记王常、刘盆子、樊崇、吕母、隗嚣、王元、公孙述、延岑、田戎等事。这些人,或为“群盗”,或为“叛臣”,故以“载记”记之。《东观汉记》原有志10篇,多处于蔡邕之首,今仅知律历、礼、乐、郊祀、天文、地理、朝会、车服篇,而朝会、车服二志是其新创。《东观汉记》的“载记”和志目,对后来纪传体史书的撰写,有一定的影响。

《东观汉记》辑本尚存“序”即史论若干首。《史论•论赞》说:“《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有‘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毂梁子’,《史记》云‘太史公’。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程曰序,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杨雄曰撰,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谥、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这是关于史论的多种名称,而《东观汉记》的“序”,也是其中一种。现存《东观汉记》的几首序,其思想与表述,没有什么特色,无异于官样文章。

《东观汉记》因出于东汉史家之手,故在记述东汉历史方面,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这是气候的各种东汉史所不能代替的。魏、晋间,《汉纪》与《史记》、《汉书》被称为“三史”(三国时,吴太子太傅张温撰《三史略》29卷,至唐初仍行于世。参见《随书•经籍志二•杂史类》)同时也是诸家纪传体东汉史的始祖,其所创“载记”之例则为唐修《晋书》仿效。

(2)《汉纪》——最早的编年体皇朝史

《汉纪》30卷,这是一部编年体西汉皇朝史,卷,这是一部编年体西汉皇朝史,也是我国史学上最早的编年体皇朝史。它流传至今有广泛的影响。

《汉纪》著者荀悦(140年-209年),仲豫,东汉末年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献帝时官至侍中。《后汉书•荀淑传》载: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辞约事详,论辩多美“。《汉纪》记事起于刘邦之兴,讫于王莽之败,而以班彪著《王命论》、班固撰《汉书》事为殿,以明本书主旨及其之所由来。

荀悦在《汉纪》卷一开宗明义说明撰此书的原则和方法是:“谨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他又在书末指出,:“于是乃作考旧,通体连要,以述《汉纪》”。这里着重交代了两点:一是改纪传体为编年体(“列其年月,比其时事”),一是综合凝练(“撮要举凡,存其大体”)。其总的要求是“通而叙之”、“通连体要”、“以副本书”。荀悦也提出了自己的历史编纂思想,认为:“夫立典而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月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能备矣。”这表明,荀悦《汉纪》一方面是忠实于班固《汉书》的思想,如取材的严谨,全文引用《汉书》帝纪赞语,尤其是在书末全部照录了班彪的《王明论》等等。另一方面,荀悦也在编纂中阐发了自己的历史见解,这突出的反映在他为《汉纪》撰写的三十多首史论(即“荀悦曰”)中。荀悦说的“达道义”,是以儒家“三钢”为核心的认为“仁义之大体在于三钢六纪”,“施之当时则为道德,垂之后世则为经典”(《汉纪•成帝纪二》荀悦论)。他说的“彰法式”,是要维护汉王朝的成规,中心是维护皇权。如认为废分封之制“以为县治民”,本是为“强干弱枝,一统于上,使权柄不分于天下也”,可是现今“州牧号为万里,总郡国,威尊势重”,这是“近于战国之迹,而无治民之实”(《汉纪•哀帝纪上》荀悦论)。他说的“通古今”,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着意考察西汉皇朝政治统治的得失。他在《元帝纪下》中论述了“自汉兴以来至于兹,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观也”的见解,历数高祖、文帝、武帝、宣帝、元帝几朝朝政的利弊,进而阐发的教化和刑法的关系是“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故能达于道”、“然后用于正矣”。他还提出了“六主”、“六臣”的看法,“六主”是王主、治主、存主、衰主、危主、亡主,“六臣”是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认为“六主之有轻重,六臣之有简易,其存亡成败之机在于是矣,可不尽而深览乎!”(《汉纪•昭帝纪》荀悦论)这显然是暗示君臣们各自“对号入座”,在汉献帝被挟至许昌当时,发如此议论是要有相当的胆识的。荀悦结合秦汉之际历史,分析“立策决胜之术”有三条:形、势、情、认为:“形者,言其大体得生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汉纪•高祖纪二》)这是把客观形势同人的心理志向结合起来考察“立策决胜之术”是看到了主客观因素对历史活动的影响。荀悦强调用人的重要,他甚至公然批评为史家歌颂的汉文帝在这方面失误,认为:“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僚之贤而贾谊见逐,张释之十年不见省用,冯唐白首屈于郎署,岂不惜哉!夫以绛侯(周勃)之忠,功存社稷,而犹见疑,岂不痛乎!”(《汉纪•文帝纪下》荀悦论)等等从荀悦的这些史论来看,它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表明作者对于政治统治和历史经验之密切关系的十分重视;第二,表明作者对于历史的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因此,荀悦的史论不同于班固史论的空泛说教,而上承司马迁史论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遗风。范晔称颂《汉纪》“辞约事详,论辩多美”,应是中肯的评价。

正像《汉纪》在内容上主要取材于《汉书》,而在史论上有超出《汉书》的地方一样;《汉纪》在体裁上效法《左传》,而在体例上比《左传》更加严整。《左传》由编年体国史而来,其主要任务是排比年月,扩大记事范围。这两点它都做到了。《汉纪》内容袭《汉书》而体裁仿《左传》,这就在编纂上给它提出了新的问题:怎样在按年月排比史事时,容纳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的传记和典章制度的知识。荀悦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即采用连类列举的方法,在有关的史事之下记载与之有重要联系的人物和制度,这不仅使体例更加严谨,也扩大了编年体史书记事的范围从而使编年体史书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知几论史书二体,极力推崇《汉书》、《汉纪》,认为:“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史通•二体》)

荀悦在《汉纪》书末总论《汉纪》一书时写道:“《易》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诗》云:‘古训是式’中兴已(以)前,一时之事,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亦足以鉴矣!”这是说明以编年体的形式撰述了一代皇朝史事及其主旨所在。

三、结语



[校注] 见文本


[参考书目]《中国史学史纲》 瞿林东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史学史简编》仓修良 魏得良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中国史学史》 魏应麒 著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中国史学史(一)、(三)》 谢保成 主编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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